刘振起：长征的伟大精神财富

　　长征是世界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财富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具体历史事例，从路线选择、党内斗争原则、战略制定、军事指挥、革命英雄主义、必胜信念和军队军民团结和群众拥护八个维度，阐述长征所蕴含的伟大精神财富，揭示其对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深远意义。

　　一、政治路线决定一切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这一惨痛教训深刻说明，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导致革命的挫折。

　　长征途中，通道转兵成为路线转折的关键起点。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主席在湖南通道会议上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建议被采纳，使红军避免了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阵”，为后续的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党的政治路线转到了毛主席的正确轨道。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评价的：“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胜利到达陕北。历史雄辩地证明，选择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选择了胜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正如刘伯承元帅讲的：“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二、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

　　长征中，红军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外有几十万敌军的追堵，内有错误路线的干扰，自然环境恶劣，物资供应困难，其局面之险恶，矛盾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是历史上罕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党内矛盾，是极为关键的，稍有偏错，就将是党亡军灭。毛主席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不搞“惨苦斗争，无情打击”，不搞一棒子打死，而是以斗争求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是典型例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此时，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企图以武力要挟中央南下，甚至公然分裂，另立“中央”。面对这一严重分裂行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严正指出张国焘行为的错误性质；另一方面耐心地反复地做工作，尤其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采取团结争取政策，避免了红军的分裂和火并。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的分裂图谋最终破产。

　　对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处理，同样体现了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遵义会议，毛主席和党中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对王明等人的错误没有进行全面的政治批判，而是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解决。这种处理方式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曾经犯过错误的多数同志，使全党在艰苦的长征中保持了基本的团结。毛主席后来总结道：“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三、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方针

　　长征的胜利，是毛主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毛主席根据敌情、我情和地形的变化，灵活调整战略方针，使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找到了生存发展的道路。

　　通道转兵是从实际出发的最早范例。当时，蒋介石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如果按原计划北上，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险，建议西进贵州。这一决策完全基于对敌情的准确判断，体现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战略思想。

　　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更是从实际出发的典范。长征初期，中央曾计划到湘西、川黔边、川西北等地建立根据地，但都因条件不具备而放弃。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毛主席从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根据地存在，当机立断，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一决策使红军终于找到了可靠的“落脚点”和抗日前进的“出发点”，为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在战略转移过程中，红军还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如四渡赤水战役，毛主席根据敌情变化，灵活机动，忽南忽北，声东击西，使敌军疲于奔命，最终成功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这些战例充分说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四、灵活用兵，正确指挥

　　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后，红军的军事指挥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根本转变。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长征中得到充分展现，使红军摆脱了灭亡的威胁。

　　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地区，灵活机动，四渡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此役共歼敌1.8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摆脱了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巧渡金沙江体现了声东击西的高超战术。1935年4月，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动滇军来援，然后突然转向云南，威逼昆明，继而向金沙江畔急进。5月初，红军主力在皎平渡等渡口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刘伯承所评价的：“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展现了红军英勇善战和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打破敌军夹击部署，红军主力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急进。一昼夜强行军240里，飞夺泸定桥，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这些战例充分说明，灵活用兵，正确指挥，是红军长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关键。

　　五、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

　　长征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红军衣食无着，枪弹不继，兵源匮乏，药物奇缺，其处境艰难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和勇气，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

　　飞夺泸定桥是革命英雄主义的集中体现。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22名突击队员冒着对岸密集火力，攀踏铁索，冲向敌阵。下面是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对面是敌军密集的火力网，勇士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进。最终，勇士们冲破火墙，占领桥头，为红军主力渡河打开了通道。

　　翻雪山、过草地，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又一壮举。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这是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许多战士永远倒在了雪山上。1935年8月，红军进入川西北草地。草地沼泽密布，荒无人烟，缺衣少食，战士们以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许多战士陷入沼泽牺牲，更多的战士因饥饿、寒冷而倒下。但红军将士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这些难以想象的困难。

　　独臂将军贺炳炎的事迹感人至深。1935年12月，红二军团在瓦屋塘战斗中，贺炳炎右臂中弹，骨头被打断。在没有麻药和医疗器械的情况下，医生用锯木头的锯子锯断了他的右臂。贺炳炎咬紧毛巾，忍受剧痛，完成了手术。术后仅6天，他又率部投入战斗。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正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生动写照。

　　六、必须保持必胜信念

　　长征的胜利，归根到底是理想信念的胜利。红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解放的崇高理想，战胜了无法想象的困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艰难的长征途中，红军广泛地宣传了党的主张和政策，播下了革命种子，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反革命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志，推动了抗日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方志敏留守被捕，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必胜信念。“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

　　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也体现了革命者必胜的信念。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这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支撑着革命者在最黑暗的时刻看到光明。

　　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写下的诗词，正是革命必胜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的集中写照。《七律·长征》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清平乐·六盘山》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壮志，都展现了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红军将士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状态。

　　七、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

　　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团结，是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现了全党全军的团结。长征中，在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红军高举团结的旗帜，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得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路红军之间，实现了革命的大团结，形成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是红军团结的重要基础。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领导人始终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一样吃野菜、啃皮带。在过草地时，彭德怀把自己心爱的战马杀掉分给战士们充饥。这种同甘共苦的精神，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苗、瑶、侗、彝、藏、回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放，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就是民族团结的典范。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彝族战士加入红军组成“中国彝民红军支队”，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创造了条件。

　　红军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同样至关重要。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相互支援、密切配合。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主动进攻敌人，牵制了大量敌军。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受挫后，最终服从中央北上方针，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的圆满结束，也标志着红军空前团结统一。

　　八、群众拥护是胜利的基础

　　群众拥护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人民军队为人民，赢得了沿途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长征途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1935年红军经过贵州遵义时，即使战士们饥寒交迫，也绝不私取百姓粮食，而是公平买卖、损坏必赔。这种铁的群众纪律，使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从恐惧躲避转变为积极支援。

　　1934年12月下旬，毛主席，“从黎平出发向黄平进军途中，在村旁见到一位老年妇女因冻饿而倒卧路旁，当得知为当地农妇时，立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又从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还让警卫员拿了两袋粮食的干粮袋，一并送给她。老妇连连道谢。”

　　正因为党的领袖和广大红军将士爱护人民群众，各族群众才甘愿为红军筹粮筹款、救护伤员、充当向导。红军过草地时，藏族群众主动献出青稞；强渡大渡河时，当地船工冒着枪林弹舟送红军勇士。没有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红军难以跨越天险、突破封锁。

　　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这种平等相待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保存革命火种创造了条件。

　　历史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群众拥护是政治的生命线。

　　总之，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坚持毛主席的正确政治路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灵活机动的制定战略方针，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加强军队团结军民团结，始终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这些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