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驳所谓“范文澜支持1644史观”论
“历史研究必须尊重文本的完整性、语境的特殊性、理论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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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萧一山“1644史观”的提出与国共史学之争评述》【点击阅读】在本公众号推出后，有人以范文澜1943年7月10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见截图）一文中的某些论述为依据，试图证明范文澜“支持1644史观”，甚至将其与萧一山的观点混为一谈。
在笔者看来，这一论调，本质是脱离具体语境、蓄意混淆概念的历史虚无主义操作，与范文澜毕生坚守的唯物史观、历史分期原则、阶级分析方法完全相悖，必须予以正本清源、彻底驳斥。
在展开论述之前，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基本前提：1943年范文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是一篇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文化宣传的政治评论，而非系统的史学理论阐述。该文的直接批判对象，是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为封建专制文化张目的错误言论。范文澜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宣扬“奴隶文化”“汉奸文化”的反动本质，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学术界定。
将这篇文章中的激愤之言抽离出来，作为范文澜“支持1644史观”的证据，无异于将战场上的檄文当作兵书来读。任何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者都明白，政治评论与系统的史学著作在表述的严谨性、论证的全面性、理论的系统性上存在本质区别。范文澜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其成熟的史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经多次修订的学术著作中，而非一篇抗战时期的时事政论。
范文澜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及多篇论文中，对“1644史观”展开了全方位、体系化、一以贯之的批判，核心立场清晰坚定，绝非断章取义者所能歪曲。
在1947年版《中国近代史》开篇（第1页），范文澜明确界定：中国近代史开端是1840年鸦片战争，1644年满清入关只是封建社会内部的王朝更迭，社会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未发生根本质变，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只有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质变，才具备近代史的核心特征。他进一步指出，以1644年为起点，会割裂中国历史连续性，将清代前二百年视为无源之水，无法解释近代化的被动性，这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背离。
在1942年版《中国通史简编》（第589页）中，范文澜尖锐批判：明清易代的矛盾本质是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联合对各族人民的阶级压迫，民族矛盾只是表象。将农民起义简化为“反满民族斗争”，完全抹杀农民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本质，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唯心史观。他强调必须严格区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与普通满族民众，清初民族压迫实质是少数贵族对各族人民的阶级专政，用“民族革命主线”歪曲历史，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辩护。
在历史研究中，范文澜始终坚持辩证评价清朝历史：清朝前期奠定现代中国疆域、促进多民族交融、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功绩不容抹杀。片面强调“异族压迫”、全盘否定清朝，是主观民族主义偏见，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他明确反对“无分析的一律抹煞和一律颂扬”，主张既要批判清朝专制集权、文化高压、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落后性，也要肯定其统一国家、促进民族融合的进步性。
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序言中，范文澜直指“1644史观”的理论病灶：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完全归咎于清朝，忽视内部封建腐朽与外部列强侵略的双重作用，是西方中心论与主观唯心史观的产物。他强调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近代化被动性源于明清以来内部矛盾长期积累，非单一民族统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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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所谓“范文澜支持1644史观”的观点，建立在对文本的粗暴割裂和对学术语境的完全无视之上。持这种论点的人将1943年一篇政治评论中的激愤之言，抽离出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论战背景，与范文澜毕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对立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反学术的。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代表性著作中，对近代史起点、明清易代的性质、清朝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了系统、辩证的论述，其反对“1644史观”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1943年的政论不仅不能证明他支持“1644史观”，反而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他对民族问题的深刻关注——这种关注恰恰是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得以科学化的。
从政治的角度看，“1644史观”是一种标准的“国民党叙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推出这一史观，是为了论证自己垄断政权的正当性，今天，这一史观沉渣泛起，则为了在中华民族内部制造矛盾，同时为封建主义卷土重来廓清场地。
历史研究必须尊重文本的完整性、语境的特殊性、理论的系统性。任何以只言片语否定学者整体思想体系的企图，都是对学术严肃性的亵渎。范文澜的史学遗产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继承和发展，而不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曲解和利用。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