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多可怕？孙玉良：让穷人连奴隶都做不成

　　文︱孙玉良

　　最近几年，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越来越热，大家都在谈论“AI时代”的美好前景。但我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担忧：当AI的算力和算法掌握在少数资本巨头手中，普通人连“被剥削”的资格都可能失去。过去资本家还需要工人出卖劳动力，需要他们进工厂、坐办公室，可当AI能把绝大多数工作都干完，穷人就连“奴隶”都做不成了。因为资本不再需要你的劳动，你成了系统中“多余的人”。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并不是危言耸听。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红利最终落入谁的口袋。以前的技术革命替代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蓝领工人首当其冲。但这一轮AI浪潮不一样，它直接冲进了写作、翻译、客服、设计、财务、法务、甚至初级编程这些白领岗位。过去，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拼了命考大学，就是为了脱离体力劳动，靠知识和技能改变命运。可现在，寒窗苦读十几年掌握的那些知识、技能，一个大模型几秒钟就能完成。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也显示，全球约四分之一岗位受到生成式AI不同程度的影响，文员类职业暴露度最高。

　　更扎心的是，AI替代的不仅是低技能工作，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重复性脑力劳动岗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形成“中间塌陷、两极扩张”的就业极化现象。这意味着大量中产岗位正在消失，而新创造的岗位集中于少数掌握核心技能的群体。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在变窄，社会流动的通道被阻塞，群体固化将进一步加剧。

　　为什么AI会把穷人推向“连奴隶都做不成”的境地？因为资本借助AI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垄断”。当前AI发展的核心特征，是少数科技巨头对算力、数据、模型等核心生产资料形成了绝对控制。从芯片到云基础设施，从大模型到用户数据，整个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被几家巨头牢牢把持。生产资料的控制者不仅垄断市场，更开始垄断社会运行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技术封建主义”。少数科技巨头像封建领主一样掌握数据和平台，普通用户则像农奴一样被束缚在这些平台上，失去对自身劳动成果的控制权。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垄断不是简单的财富集中。科技巨头通过算法治理，对用户进行自动化管理，你在平台上留下的数据、行为、偏好，都成了资本收割的“数字地租”。你以为是免费使用，其实你本身就是被收割的产品。

　　过去的技术革命从发明到基础设施建成至少需要几十年，期间存在制度调整和社会博弈的空间。而这次的AI时代到来，基础模型、算力、数据的控制权在短短几年内就高度集中于少数巨头，社会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冲击、重构保障体系，这是令我所担忧的。这形成了一种现象：技术越进步，穷人越焦虑。AI不只替代体力，还大规模触及人类的认知能力，开始替代某些脑力劳动。美国已有90%的管理者采用了某种算法工具来指导、监控或评估员工。在全方位、高强度的算法指令面前，劳动者完成任务的每一个步骤都被无形的数字意志精确牵引，劳动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正在被算法全面消解。

　　更重要的是分配逻辑变了。过去的技术进步最终会通过就业创造、工资提升形成一种包容性增长格局。但AI时代，创新收益与成本严重脱节，劳动收入份额持续萎缩，资本收益日益集中于顶端。多位经济学家都警告，AI存在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倾向，技术红利更多向资本端倾斜，职业技能形成鲜明分水岭，被替代的群体收入增长将受到明显制约。

　　那怎么办？排斥AI？排斥没有用，只能被时代淘汰。所以我一再强调，年轻人要学AI、用AI，这是生存的基本功夫。而作为执政者、作为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者而言，在未制定好合理的分配制度前，不要让AI吞掉普通人的饭碗。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否则就会引起社会动乱。如果AI创造的财富最终只进入少数科技资本账户，而普通人的工资越来越低、物价房租医疗教育成本却依然高企，那么所谓“技术进步”最后就会变成多数人的生存焦虑。一个社会如果只剩资本狂欢，没有劳动者消费能力，经济也会失去活力。原因很简单，没人有收入，谁来消费？没人敢结婚，谁来生孩子？没人相信未来，谁还愿意长期投入？

　　因此，两条腿走路必须两条腿都要硬：一边大力推动AI发展，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另一边强调“稳就业”“科技向善”“完善社会保障”。要通过累进税制、数字经济专项税收等手段进行合理再分配，把AI的“效率红利”逐步转化为劳动者的“收入红利”。要在AI从研发到应用的全过程中贯彻“兼顾就业”的原则，使技术创新与扩大就业实现最大兼容。

　　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技术必须服务人，而不是反过来让人变成技术的牺牲品。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有着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优势，我们不是资本逻辑主导，而是“以人为本”。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要让AI为人民服务，而不要让AI变成杀人的刀。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发展我们管不了，但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社会能够实现有序发展。如果未来只有机器越来越聪明，人却越来越廉价，那这样的AI时代，算哪门子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