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抓特务》应该怎么写？
- 《抓特务》票房惨败，冯小刚剧本打磨二十年却惨不忍睹
- 该片改编自1996年电视剧《无悔追踪》，沿袭了原作的"新伤痕"叙事底色
- 票房失败主因在内容本身，影片试图既保留伤痕色彩又向主旋律靠拢，结果进退失据
- 核心悖论：若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被表现为"伤痕"，则肖大力追踪的政治行为丧失正义性基础
- 正确的改编方向应按历史唯物主义如实表现历史，将追踪动机从政治性转化为个人化的存在主义危机
“肖大力对冯静波的追踪，在建国初是政治性的，八十年代则变成个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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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特务》票房扑街了。
这部电影，冯小刚寄予厚望，据说，剧本都打磨了二十年，结果还是惨不忍睹。
因为这次失败，冯小刚有可能就此结束导演生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有人说，责任在韩红；还有人说，因为冯小刚此前发表的“垃圾观众”言论；更有人说，因为冯小刚是老登……
这些，可能都是票房扑街的一部分因素，但显然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还在于《抓特务》的内容本身。
曾是冯小刚“御用男一号”的葛优，在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台词：“步子迈得太大，就会扯着蛋”。
《抓特务》显然是“扯着蛋”了，但不是因为“步子迈得太大”，而是因为“腿跨得太开”，想跨越的距离太宽，结果不仅“扯着蛋”，还掉沟里了。
《抓特务》，改编自1996年的电视剧《无悔追踪》。
现在，由于对《抓特务》不满意，一些人开始吹《无悔追踪》。
但在我看来，《无》剧的问题，可能更严重。
《无》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余华的《活着》一样，属于一种“新伤痕文艺”。
区别在于，“旧伤痕文艺”还仅仅是把“十年”视为伤痕，“新伤痕文艺”则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甚至整个中国革命，都做为“伤痕”来表现（如《白鹿原》）。
《无悔追踪》是一部年代剧，故事从开国大典当日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几乎涉及到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编导采取的手法是：表面上，对这些历史事件平铺直述，似乎仅是一种客观呈现，却在具体情节中用讽刺、嘲弄的手段予以解构，。
比如，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给出的结论是：“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但在《无》剧中，完全看不到公私合营的积极意义，观众看到的只是“剃头棚被硬塞进一个磨刀的匠人、一个淘大粪工人，三人合并成一间合营理发店，包师傅（李丁 饰）崩溃大哭”的闹剧。
再比如，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在剧中也根本看不到，观众只看到剃头铺徒弟孙焕彰（何冰 饰）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最终却以战俘的身份回国，一生都抬不起头的人生悲剧。
在《无悔追踪》里，这样的剧情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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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追踪》如此底色，显然给电影改编造成了极大困难。
但整个剧情框架，仍然有魅力的——一名忠诚的警察，穷尽一生的时间追踪一名特务嫌疑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故事。
关键看怎么改？
冯小刚的问题在于，他根本就没有跳出《无》剧的叙事框架，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无》剧存在的内在矛盾，而是相当“聪明”地试图走一条“既要……又要……”的路线，即：既保持《无》剧的“伤痕”色彩（当然要稍微淡化一点，不然观众不买账），又要向主旋律靠近，目的是让大家都满意，都买单。
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腿跨得太开”，扯得很痛，摔得也很重。
那么，《无》剧的最大悖论在哪里呢？
肖大力在五十年代初对冯静波的追踪，无疑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行动。
那时的抓特务，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廓清场地。
但是，如果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居然如编导所暗戳戳地讽刺的那样，无非一场闹剧，无非是平民灾难，那么，肖大力行为的正义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如果肖大力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荒诞的，那么，“主旋律”的基础又在哪里呢？
《抓特务》没有超越这个悖论，冯小刚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悖论。
结果，《抓特务》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好像不那么伤痕了，但还是伤痕；好像是主旋律，又挖掉了主旋律的基石。
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冒犯了人们的记忆与情感。
所以，它既没有获得票房，也没有获得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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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肖大力的故事，的确是可以通过展示历史的荒诞感，变成一部真正的平民史诗。
这一过程，主要就在于随着八十年代的到来，肖大力对冯静波的追踪，逐渐由政治性的行为，变成了个人化行为。
因为，在八十年代，历史走了一个巨大之字形。
肖大力由此陷入一种“存在主义危机”——一种失去生存意义坐标后的精神崩溃。
原本他坚信不疑的价值、目标一一崩塌，世界不再有预设意义，他被迫直面核心拷问：我为什么活着？我是谁？我的选择有什么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抓获冯静波，就成为他拯救自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无疑，要进行这样的修改，就必须消除《无》剧中刺鼻的伤痕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如实表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
只有这样表现肖大力、表现历史，才能消除《无悔追踪》的分裂与悖论，才能把不尴不尬、莫名其妙的人物，变成观众可以理解，能够共情的人物。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始终如一的人并不是少数。
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转折之后，很多人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只能像肖大力那样寻求某种个人化的解决。
还有一些人——如魏巍、古正华、李成瑞、艾跃进等——由于有更高的理论水平与历史自觉，没有陷入精神危机，而是开始了新的、更充实的斗争与生活。
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修改，类似《抓特务》这样的电影，才能让观众距离历史更近，才能帮助观众认清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