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部的警示与冯小刚的 “嘲弄”——再评电影《抓特务》

　　01

　　国家安全部近年来披露了多起真实间谍案件的细节。境外情报机构渗透手段之隐蔽，策反手法之多样，危害后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有的间谍潜伏长达十余年，有的利用学术交流、商业合作的外衣进行情报活动，有的甚至渗透进了关键领域和核心部门。每一桩案件的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真实威胁，都是对人民利益的实际侵害。

　　就在这样一个间谍威胁依然严峻的背景下，电影《抓特务》公映了。影片中，潜伏特务冯静波被塑造成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学教师，一个备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工作者，一个最终与追捕者把酒言欢的“好人”。这种叙事与国家安全部披露的真实案例形成了刺眼的对照。真实间谍给国家安全带来的破坏是实实在在的，而电影中的间谍被岁月洗去了罪责，被温情软化了面目。

　　这种对照不是无意为之的巧合。当一部文艺作品大规模公映，当它获得主流院线的排片支持，当它的叙事逻辑被千万观众所接受，它所传递的价值判断就会在社会中产生实际的影响。将特务美化成“被时代裹挟的好人”，将潜伏犯罪消解为“各为其主的无奈”，这种处理方式客观上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嘲弄。它嘲弄的是反特斗争的严肃性，嘲弄的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嘲弄的是千千万万为保卫国家安全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人们。

　　这种嘲弄不是直接的、公开的，因而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察觉。它披着“人性关怀”的外衣，裹着“历史反思”的糖衣，让人在感动中放松警惕，在唏嘘中模糊敌我。正是这种裹着糖衣的嘲弄，构成了对国家安全意识的最隐蔽侵蚀。

　　02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为我们展现了一条真实存在的、持续活动的隐蔽战线。某境外情报机构以商业咨询为掩护，在中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安插人员，试图获取电网调度系统的核心数据。另一案例中，一名受境外势力指使的人员利用在军工单位的便利条件，将机密级文件拍摄后传递出境。还有一名科研人员因个人利益被策反，向对方提供了多项国防科技成果的技术参数。

　　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间谍行为都是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国家安全侵害。每一个间谍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都明白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潜伏”不是被时代裹挟的无奈选择，而是精心策划的职业行为。他们的“伪装”不是为了在胡同里安稳度日，而是为了伺机完成破坏使命。

　　更令人忧虑的是，境外情报机构的渗透手段在不断升级。他们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金钱收买和色情陷阱，而是广泛利用网络空间、学术交流、商业合作、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开展工作。一些被策反的人员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间谍工具，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被利用。这种新型渗透的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不亚于传统间谍行为。

　　这些真实案例提醒我们：间谍威胁不是历史的遗迹，而是现实的存在。敌特活动没有随着某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消失，它只是换了形式、换了手段、换了面孔继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反特斗争不是四十年前胡同里肖大力和冯静波那场猫鼠游戏的延续，而是今天仍然在进行中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03

　　与真实案例中的间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电影中的冯静波。这个人物的塑造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去罪化”的叙事操作。编剧和导演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段，让观众逐渐忘记或者淡化他的特务身份，转而认同他的“好人”形象。

　　首先是职业身份的设置。冯静波是一个小学教员，后来又当上了校长。教师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天然的道德正当性，“为人师表”这一概念本身就承载着正面的价值判断。当一个潜伏特务被赋予教师身份，观众在潜意识中就会将教师的正面形象与特务的负面身份进行嫁接，从而削弱对后者的警惕。其次是性格特征的塑造。冯静波温文尔雅、待人谦和、工作认真、爱护学生。这些品质单独拿出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当它们成为一个潜伏特务的面具，就构成了对观众判断力的考验。电影叙事的策略恰好是利用这些品质来消解特务身份的可憎性：你看，他并不坏嘛。

　　最为关键的是剧情走向的安排。冯静波上交了电台，毁掉了联系方式，再也没有从事实际的破坏活动。这一情节设置让观众获得了原谅他的理由：他毕竟没有造成实际危害。然而这种理由经不起法理推敲。接受委任、领取经费、配备武器、隐瞒身份潜入，这些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安全法的触犯。犯罪行为的成立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为前提，这是最基本的法理常识。

　　电影正是利用大众对法理常识的陌生，利用情感对理性的覆盖，完成了对冯静波形象的“岁月漂白”。四十年过去了，他成了模范校长，他教出了优秀的学生，他与追捕者坐在一起喝酒——于是当年的犯罪行为就被这些后来的“表现”所掩盖甚至抵消。这种逻辑的危险在于：它暗示犯罪可以通过时间流逝和后续表现来获得豁免，暗示法律审判可以被道德评价所替代。

　　04

　　电影《抓特务》对社会最大的危害，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而在于它可能对观众的国家安全意识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观看电影之前，一个普通民众对“特务”这个词的联想是什么?大概会是：敌对的、危险的、必须警惕的。这是长期的国家安全教育所形成的基本认知框架。这个框架是必要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间谍威胁始终存在，而民众的警惕性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许多真实案例表明，间谍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往往正是因为周边人员缺乏足够的警惕性。

　　然而电影《抓特务》可能改变观众的认知框架。看完电影之后，观众对“特务”的联想可能变成：无奈的、可怜的、甚至是值得同情的。冯静波的形象太温润了，胡歌的表演太动人了，故事的叙事太煽情了。当观众为他与肖大力的和解而落泪时，他们已经完成了从“警惕”到“同情”的心理转换。

　　这种转换的危险在于：它将一种极端危险的政治身份进行了“人性化”包装。一个接受敌特委任、领取经费、配备武器的人，因为四十年没有实施爆炸、没有送出情报，就被呈现为“被时代裹挟的好人”。那些真实存在的、持续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他们的行为逻辑与冯静波有何区别?他们也在伪装，也在潜伏，也在等待时机。如果民众在电影的影响下对这类行为产生了同情和理解，那么现实中的反特工作将面临怎样的困境?

　　国家安全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依赖于每个人的警惕和参与。当文艺作品用温情的面纱遮盖了特务行为的危害性，它就在客观上拆解了民众警惕性这道防线。防线一旦松动，真实间谍的活动空间就会扩大。这是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安全问题。

　　05

　　电影《抓特务》对国家安全的另一重“嘲弄”体现在它对法制精神的消解上。在电影结尾，肖大力和冯静波坐在一起喝酒，四十年追捕以一场“和解”告终。这个结局在情感上是圆满的，在法理上却是令人不安的。

　　冯静波犯下的是什么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类罪行的被害人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肖大力可以代表自己原谅冯静波吗?他可以，但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他不能代表法律，不能代表国家安全机关，不能代表那些在反特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能代表千千万万可能因间谍活动而遭受危害的无辜民众。

　　电影让肖大力用一盘凉菜和一杯酒终结了四十年的追捕，这在叙事上完成了一个闭环：从“抓”到“放”，从“敌”到“友”，从“斗争”到“和解”。但这个闭环的逻辑前提是：肖大力有权决定追捕的终结。而恰恰是这个前提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追捕特务不是个人的私怨了结，而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公权力的行使与放弃，都必须依据法律，而不能依据个人情感或者人际关系。

　　当电影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呈现为个人之间的恩怨了结，它就在消解法制的严肃性。法律不是可以被个人情感所替代的，国家安全不是可以被邻里关系所置换的。电影用一种人情的、伦理的、私域的叙事框架，覆盖了法律的、政治的、公域的叙事框架。这种覆盖的后果是：观众在接受了“和解”叙事的同时，也接受了“法律可以为情感让路”的价值判断。

　　这种价值判断在文艺作品中或许有其艺术感染力，但在现实中是极度危险的。如果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通过“表现良好”而获得豁免，如果敌特组织头目可以通过“投资爱国”而成为座上宾，那么法律的威慑力何在?法制的权威性何在?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何在?

　　06

　　电影《抓特务》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它模糊了敌我界限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敌我之分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区分之一。它关系到政权的性质、国家安全的界定、人民利益的保障。在敌我问题上，任何模糊化处理都可能带来严重的意识形态后果。

　　影片通过一系列叙事策略实现了敌我界限的模糊。冯静波的形象塑造使“特务”这个政治身份被稀释，被软化，被“人性化”。闫殿昆的归来使“军统”这个历史政治范畴被重新定义，被“去政治化”。肖大力的虚无化使“追捕特务”这个政治行为被呈现为一种“偏执”甚至“错误”。这些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观众在走出电影院时，可能已经分不清谁是敌、谁是友，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种模糊不是中性的，它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它指向的是对敌我斗争的否定，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消解，是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的解构。在经典的政治理论中，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当敌我界限被模糊，当敌人被“人性化”甚至被同情，专政的对象就被抽空了，专政的正当性就被消解了。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敌我界限的模糊化处理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当一个社会不再能够清晰地区分敌我，它的凝聚力就会被削弱，它的国家安全意识就会被瓦解，它的政权合法性就会被侵蚀。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的真实教训。苏联解体的过程就伴随着大量对敌我斗争历史的全盘否定、对反革命分子的“平反”和“正名”。这些否定和“正名”最终瓦解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根基，为亡党亡国铺平了道路。

　　电影《抓特务》的价值倾向与苏联解体前后那些否定革命历史、模糊敌我界限的文艺作品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它们都采用“人性化”的叙事手法，都以“反思历史”的名义消解革命的正当性，都在表面上保持中立而实际上完成对既有政治秩序的解构。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侵蚀的通用方法。

　　07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其影响力远超出单纯的娱乐范畴。它能够塑造观众的认知框架，影响社会的主流价值判断，甚至参与历史叙事的建构。因此，对一部电影的批评不仅仅是对艺术水准的评价，更是对其承载的政治信号的分析。

　　《抓特务》不是一部简单的谍战片，它是一部承载着特定历史叙事和价值判断的政治寓言。它通过讲述一个特务潜伏四十年的故事，完成了一整套历史认知的“重构”。在这个“重构”中，新中国成立被呈现为一次“改朝换代”而非一场社会革命;敌特潜伏被呈现为一种“人性选择”而非一种政治犯罪;反特斗争被呈现为一场“误会”而非一场正义战争;敌我矛盾被呈现为可以“和解”而非需要“了结”。

　　这些“重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信号：敌我之分是虚妄的，革命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的是非是可以被岁月抹平的。这个信号如果被社会广泛接受，将直接冲击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基础。因为国家安全不仅仅依赖于法律制度和技术手段，更依赖于全体人民对敌我关系的清醒认识和对国家利益的自觉维护。

　　批评《抓特务》的不是站在某个固定立场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那些对国家安全保持清醒认识的人。他们看到了这部电影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它消解了反特斗争的正义性，弱化了民众对间谍行为的警惕性，解构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价值共识。这些危害不是艺术的“副作用”，而是这种特定叙事逻辑的内在产物。

　　文艺创作需要自由空间，但这种自由不是无度的。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有所限制。当一部电影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嘲弄，它就超出了艺术自由应当受到保护的范畴，进入了需要严肃对待的领域。不是要“扼杀”艺术表达，而是要求在艺术表达中不能消解国家安全的严肃性，不能嘲弄反特斗争的正义性，不能模糊敌我之间的根本界限。

　　08

　　电影《抓特务》中有一场戏令人印象深刻：肖大力站在胡同口，望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天安门城楼。那一刻，他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虚无。他不知道自己四十年的坚守是为了什么，不知道自己追捕的特务为何最终成了模范，不知道自己保卫的事业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种困惑和虚无是电影叙事所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但在银幕之外，在真实的中国大地上，国家安全工作依然在紧张地进行着。那些真实的间谍不会因为一部电影就放弃他们的活动，那些真实的国家安全威胁不会因为一个“和解”的结局就自动消失。隐蔽战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它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麻痹和松懈。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那些案例提醒我们：敌特活动是真实存在的，国家安全是必须捍卫的，反特斗争是仍在持续的。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抓特务》中肖大力的困惑和虚无恰恰是一种危险的暗示：它暗示反特斗争没有意义，暗示敌我之分不必坚持，暗示国家安全可以被“一笑泯恩仇”的温情所替代。这种暗示与银幕之外的国家安全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一个有责任感的文艺创作者应该正视这种对立，而不是用艺术的名义掩盖它。国家安全的警戒线不是虚构的，它是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筑成的。任何试图模糊这条警戒线的努力，无论披着怎样的艺术外衣，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这不是对艺术的限制，而是对安全的守护;不是对创作的干涉，而是对国家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