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欢迎来龙餐馆》：厨子只能做顺民吗？

　　“厨子可以成为英雄，可以成为反抗者，也可以成为顺民——选择权在编剧和导演手里，不在灶台和菜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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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笔者在《〈龙餐馆〉与国民心理》一文中，批评影片在输出“顺民文化”，结果遭到一种看似朴素、实则经不起推敲的反诘：“主角不过是个厨子，在异国他乡只想挣钱养家，他能怎么样？这才是人生常态。”

　　在评论区，典型的说法包括——

　　“徐福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厨师——想要去中东发笔财的普通人。”

　　“这有点尬黑啊，一个异国他乡做饭的人也要做格瓦拉解放人类吗？”

　　“电影既然设定了一个厨子主角，就不能赋予他太多使命，一个厨子在战火中自保尚且不足，电影中叙述的故事已经很难得，何来顺民的感叹？”

　　由此可见，这种想法相当具有普遍性，因此就有必要略作辨析。

　　首先，“厨子”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人格。

　　“因为他是厨子，所以只能如此”——这种辩解，看似体恤小人物，实则是对人性的侮辱，也是对艺术规律的无知。

　　这等于在说，种地的不能有骨气，打工的不能有担当，卖豆腐的不能有血性——这不仅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否定，更是赤裸裸的身份歧视。

　　这种说法的本质，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穷生奸计，富长良心”之类的说法一样，都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在精神上驾驭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一种话术，目的是让他们永远自轻自贱，永远不能产生拍案而起的念头，永远做任由他们践踏的顺民；

　　其次，尽管不可否认，除非在革命高潮来临的历史时刻，多数人会选择做顺民——但是，庸常可以是一种选择，但它绝不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更不应该被当作艺术创作的唯一模板。

　　以南京《南京照相馆》为例。

　　影片聚焦1937年南京沦陷后，一群身份各异的普通人——邮差阿昌、照相馆老板金承宗、歌女林毓秀。

　　起初，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活下去。

　　他们小心翼翼地讨好日军，在乱世里卑微地寻求一丝生存的可能。

　　但当日军强迫他们冲洗记录同胞惨死的照片时，他们从恐惧沉默走向内心的挣扎煎熬，再到奋起反抗。

　　阿昌从胆小怕事的邮差成长为敢于偷偷留存罪证的勇士；老金在最后关头举起相机如举枪般冲向日军；林毓秀则冒着生命危险，将底片缝入旗袍，带着悲愤奔赴安全区。

　　他们不是特种兵，不是政治家，他们不过是小生意人、邮差、歌女——是和厨子一样的小人物，但在生死抉择面前，他们选择了良知与正义。

　　再以《北非谍影》（又名《卡萨布兰卡》）为例。

　　男主里克，是一位在卡萨布兰卡经营咖啡馆的美国人。

　　当德国纳粹到这里追捕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者时，他完全可以只顾自己的生意，“好好吃饭”，做一个独善其身的旁观者。

　　然而，经过一番曲折后，里克的“崇高精神大爆发”，在卡萨布兰卡机场的夜雾中，他击毙了匆匆追来的盖世太保、牺牲了个人爱情、掩护抵抗者安全撤离，自己也成了反法西斯英雄。

　　里克是咖啡馆老板，徐福后来上升为龙餐馆的合伙人，地位与里克相当——为什么里克就可以选择抵抗，而徐福就只能选择做顺民呢？

　　《南京照相馆》和《北非谍影》都说明，在电影艺术中，身份从来不是人物精神高度的天花板。

　　艺术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它能够呈现一个人在极端情境中如何做出超越自身身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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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人没有天生的、固定的本质，他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定义自己。

　　徐福来到中东时，他是一个“厨子”，但这只是他的职业标签，不是他的道德本质。

　　他可以选择一直做那个只求自保的厨子，他也可以选择在某个瞬间站出来——不是只顾自己“好好吃饭”，而是站在被侵略、被占领者一边，质疑、反抗、说不。

　　选择前者，他就是顺民；选择后者，他就是反抗者——而无论他选什么，那都是他“成为”自己的过程。

　　《龙餐馆》编导让徐福选择了什么？

　　他选择了在美军占领秩序中安身立命。

　　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辩护者把这种选择说成是“厨子”的本质。

　　不，这不是本质，这是创作者的取舍。

　　是编导让厨子做了顺民，而不是厨子天生就该做顺民。

　　存在主义强调人“被判自由”——你无法用“我只是个小人物”来推卸选择的责任。

　　同样，你无法用“他只是个厨子”来为一部电影的价值倾向开脱。

　　电影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创作者的自由创作。

　　厨子可以成为英雄，可以成为反抗者，也可以成为顺民——选择权在编剧和导演手里，不在灶台和菜刀上。

　　最低限度，编导可以让徐福在美军占领巴格达后离开，以表达无声的抗议，而不是在“绿区”旁边开餐馆，专门服务美国占领当局和美军。

　　用影片台词的句式问一句：“美国大兵在龙餐馆吃得酒足饭饱，然后去杀伊拉克人，你真的觉得这场战争与你无关吗？”

　　徐福的选择，是编导，也是许多文化精英价值取向的自然流露——接受并遵从美国强加的秩序，不管它怎样横蛮无理，都不去挑战它，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赚到钱。

　　某前主编在2018年提出、被笔者命名为“臣妾主义”的核心观点——“与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是与编导的这种价值取向不谋而合吗？

　　批评《龙餐馆》的“顺民文化”倾向，不是要求每一个厨子都成为格瓦拉，而是因为电影本可以做出不同的艺术表达。

　　简言之，徐福之成为顺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厨子，而因为创作者认为做顺民最好。

　　如此而已！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