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欢迎来龙餐馆》：托尼与扎伊德

　　“这个裂隙，按照常理是无法跨越的，但因为有编导的帮助，他居然跨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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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餐馆》是一部手法非常细腻的电影。

　　这主要表现在，影片在叙事的时候，该抽象则抽象，该具体则具体，一丝不苟。

　　2003年美军入侵，是伊拉克一切灾难的根源。

　　但在影片中，美军的罪行被表现得相当抽象。

　　空袭，只拍爆炸、火光、平民奔逃，看不见飞机、投弹者。

　　爆炸是纯粹从天而降的灾难，侵略者主体消失了，只剩下抽象的炮火；观众能听见台词说这是美军轰炸，但视觉上没有施暴者。

　　整部影片，除了美军监狱被抵抗组织进攻，美军士兵开枪防守外，没有一个具体的美军开枪镜头，一个都没有。

　　也就是说，美军开枪只出现在“自卫”的语境下。

　　美军入侵伊拉克，直接间接导致了数十万伊拉克人死亡，可在影片中，观众只看到抽象的美国兵杀抽象的伊拉克人。

　　美军的罪行被抽象化，也就等于被淡化了——美军入侵伊拉克，似乎变成了一场“客观”的、没有犯罪主体的无妄之灾。

　　抽象的人，在银幕上相当于没有温度、没有情感的背景板，观众很难共情抽象的伊拉克人，也很难痛恨抽象的美国侵略者。

　　当然，具体的美国兵也是有的，这就是托尼·王。

　　必须说，导演文牧野用心良苦——托尼不是白人，不是黑人，也不是拉丁裔，而是华裔。

　　尽管托尼是一个ABC（American-Born Chinese，即在美国出生、在美国主流文化中长大的华裔），但华裔就是华裔，一张“中国人的脸”， 瞬间就拉近了美国兵和中国观众的心理距离。

　　在跨文化影视叙事中，人设的种族与籍贯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点缀，而是价值导向的载体。

　　如果影片塑造一个温和、悲悯众生的白人士兵，中国观众会本能地心生戒备；但当这位褪去戾气，、多愁善感、像个大男孩似的美军士兵，以华裔面孔出现时，一切观感都悄然改变。

　　所以，托尼·王是影片最精妙、最隐蔽的叙事公关。

　　影片中出现的其他美军官兵，大多一闪而过，或仅有几句台词，只有托尼是被浓墨重彩、完整立体化塑造的人物。

　　纵观全片，托尼·王被赋予了堪称美好的人性光环。

　　他没有占领军的傲慢与暴戾，心地单纯、与人为善，在乱世硝烟里，他和两位中国主角建立起纯粹、温暖的私人情谊。

　　影片用了很多细节来引导观众共情托尼：他对母亲怀有神圣情感，绝不许别人言辞之间稍许亵渎；对美国陆军一等兵的军衔有一种孩子气的珍视，当徐福戏谑调侃他像“保安”，他立刻认真反驳；当赛夫出于好奇去触碰他的步枪时，虽然他因为有战友死于伊拉克少年枪下而极为警觉，勃然大怒，但大肆咆哮一通之后，并未对赛夫有任何真正的伤害……

　　就在观众渐渐喜欢上托尼的时候，他突然死于抵抗力量的汽车炸弹。

　　托尼的死亡充满了悲剧色彩。

　　他不过是“一个喝了酒就想妈妈想到流泪的小兵”，只想回家。但爆炸威力巨大，事发突然，“上一秒还在逗猫，下一秒就完全汽化”，美军因无法找到完整的尸体，将其定义为“失踪”而非“阵亡”，他的家属也因此无法获得抚恤金。

　　犯下侵略罪行的美军，是没有面孔的抽象的人；生动的、具体的、呆萌可爱的美军士兵托尼，则悲惨地死亡了——由此，观众也就不能不同情美军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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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是抽象的，大部分伊拉克人也是抽象的，并且完全符合西方主流话语中的刻板模式——要么是“孤儿”，要么是毫无人性的“恐怖分子”。

　　“孤儿”以赛夫为代表。

　　他们懵懂无知、情绪化，必须要靠徐福的保护、救助、甚至呵斥。

　　在赛夫和其他孤儿面前，徐福显然承担了父亲的责任。在他的保护下，赛夫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巴格达大街上的餐馆老板，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

　　“恐怖分子”则以“校长”为代表，他完全是非理性的——枪杀马俊生，不能从理性的角度找到任何理由。

　　“校长”对马俊生的行刑式枪决，令人联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中的纳粹党卫军上尉阿蒙·戈特在集中营处决犹太人，考虑到“校长”是影片中抵抗力量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象征性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徐福的合伙人“老扎”，扎伊德则是一位生动、具体的人物。

　　他是伊拉克水利部的技术官僚，并且，毫无疑问，老扎受过现代教育，有工程学背景，修建过城市供水系统，是真正服务民生的人。

　　从性格和价值观的角度看，老扎是徐福真正的知己——好好吃饭、不惹事、过日子，最关心自己的女儿。

　　老扎一边在水利部当公务员，一边开中餐馆，无非就是想多挣点钱，为女儿治病。甚至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反感，反而觉得这是个挣大钱的机会，宁可让出一半的股份，也要拉徐福一起开餐馆，专门服务“绿区”的美国占领当局和美军。

　　老扎的“黑化”，是在一名腐败的美军官史密斯唆使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之后。

　　到目前为止，老扎的性格发展是合乎逻辑的，但后面就出现了巨大的裂隙。

　　这个裂隙，按照常理是无法跨越的，但因为有编导的帮助，他居然跨越了。

　　老扎当然清楚是谁杀死自己最爱的女儿。那么，为了复仇，哪怕采取极端手段——自己身绑炸弹，与史密斯或其他美军同归于尽——也是合理的。

　　但老扎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成了没有人性的“恐怖分子”——协助“校长”，训练、欺骗伊拉克儿童做人肉炸弹。

　　这简直等于说，为了替女儿报仇，要先杀死更多的女儿。

　　他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复仇，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加十恶不赦的史密斯吗？

　　这样的叙事，令中东观众也感到困惑，有阿拉伯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餐馆合伙人这个角色……他是怎么从一个眼睁睁看着妻子和女儿死在面前的受害者，转变成一个在战争中利用儿童的恐怖分子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当然不能理解，因为老扎是编导的工具人，是整部电影中最不可思议的人物。

　　在徐福熟悉的伊拉克人中，老扎堪称世俗理性。他成熟、稳重、了解世界，富有经验，既无政治狂热也无宗教狂热，这样的人都变成了恐怖分子，还有谁不是恐怖分子呢？

　　利用这个工具人，编导为影片中美军普遍持有的种族主义偏见——“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做了背书。

　　有了老扎这样的人物，美国占领当局的所有暴行——滥杀、酷刑、黑监狱等等，就都有了合理性。

　　这非常令人惊讶。

　　做为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却在影片精准复现了帝国主义的霸权叙事结构。

　　一些人也许不爱美国，但却爱美国建立并主导的世界秩序，甚至比美国更爱这个秩序——《龙餐馆》的出现及受到热捧，证明了这一点。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