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Z世代抗议浪潮与反叛左翼的兴起

　　近期，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到德国，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席卷欧洲。抗议的先锋和主体是人们常说的Z时代（通常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年轻一代、互联网原住民）。

　　抗议的原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难以负担的住房、低薪且不稳定的工作，以及教育经费的匮乏。而承担这一切的，正是欧洲的广大的青年群体。在欧盟，15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达15.5%（2026年9月数据），超过总人口失业率的两倍；高达40%的16至30岁年轻人将生活成本视为主要担忧。

　　欧洲近期的抗议浪潮属于更广泛的全球Z世代抗议浪潮的一部分，与此前南亚的抗议运动有着相似的人口世代标签和深层驱动力，尽管它们在政治语境、核心诉求和运动形态上有所差异。

　　2022年斯里兰卡的“阿拉加拉亚”运动被很多人视作Z世代抗议浪潮的先声，严重的经济危机引爆了运动，年轻人在总统办公室外持续抗议，最终迫使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下台。

　　2024年孟加拉国的“七月起义”是Z世代抗议浪潮成熟化的标志，从此它有了一个几乎可以复制的模板：一个具体的政策导火索、青年群体被一句侮辱性言论彻底激怒、通过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网络进行组织、在残酷镇压下依然保持韧性。

　　2025年9月的尼泊尔变局复刻了这一模式，尼泊尔政府封禁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直接触发大规模抗议。在青年失业高企、精英腐败引发长期不满的背景下，抗议迅速升级，在不到48小时内，总理K.P.夏尔马·奥利辞职，议会、最高法院及多个政府部门建筑在骚乱中被焚毁。

　　2026年5月，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在庭审中，将部分失业青年比作 “蟑螂” 和 “寄生虫”，这番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

　　当时正在美国生活的30岁印度青年阿比吉特·迪普克在社交媒体X上发帖质问：“如果所有蟑螂联合起来呢？”随后，他顺势创建了“蟑螂人民党”（CJP）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所谓的“蟑螂人民党”并非正式注册的政党，而是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的直接讽刺。

　　蟑螂人民党官网

　　CJP的Instagram账号在成立后数日内便吸引了超过2300万关注者，其中超过2/3属于Z世代，约95%来自印度本土。

　　2026年6月，迪普克返回印度，开始在各大城市组织线下抗议。运动的核心诉求很快聚焦于全国医学入学考试的泄题丑闻，点燃了年轻人对教育不公和体制腐败的长期怒火。在持续数周的全国性学生示威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教育部长达尔门德拉·普拉丹于2026年7月辞职。

　　随后，CJP将矛头指向了选举制度的公正性。CJP指控印度选举委员会在“特别密集修订”过程中，从选民名册中剔除了多达1.3亿个名字，此举严重影响了少数族群和基层民众的投票权。

　　莫迪政府针对新一轮抗议采取了远比之前严厉的镇压措施。2026年10月，CJP创始人迪普克及两名核心领导人被逮捕；警方拘留了数千名抗议者，封锁道路、关闭地铁站，并切断了部分区域的移动互联网。尽管如此，CJP领导人表示和平抗议运动将继续。

　　对于Z世代抗议运动而言，印度的“蟑螂人民党”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

　　CJP自我设定的口号是“世俗、社会主义、民主、懒惰”。“懒惰”这一看似“自污”的标签，恰恰展现了其政治姿态：它将被精英诟病的“懒惰”重塑为一种对无效内卷和底层自相竞争的拒绝，从而将“懒惰者与失业者”构建为一个被体制忽视的政治群体。

　　CJP最核心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在其官方网站和多家媒体报道的“五点诉求”：1、禁止退休首席大法官担任议员；2、对“删除选票”行为适用反恐法；3、国会与内阁为女性保留50%席位；4、吊销阿达尼和安巴尼两大寡头财团旗下的媒体执照；5、对“叛逃”其他政党的议员实施20年禁令，以根治印度政治中盛行的“政治交易”。

　　在核心政治诉求之外，反对教育领域的系统性不公是CJP动员青年、走向街头的最初导火索和日常性的动员方向。

　　尽管质疑选举公正性问题上，CJP支持反对党联盟，但CJP明确表示不会加入任何主流政治组织；尽管CJP的口号中包含社会主义，且印共（马）、印共以及印共（马列）等左翼政党对CJP表达了政治声援，部分领导人出席了抗议活动，并推动反对派联盟与CJP接触，在CJP领导人被捕后，左翼政党亦予以谴责，但CJP仅表示接受支持，而拒绝被这些传统左翼政党“收编”。CJP的政治生命力正是建立在其“非政党” 的草根运动形象之上。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退潮以后，被迫倒下现代修正主义、转而参与资产阶级政府政治生活的“传统左翼”相比，Z世代抗议浪潮的主力无疑属于新一代的“抗议左翼”。（作者注：本文为了方便表述将其中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以社会正义为诉求的那一部分Z世代抗议力量，分析性地称为“反叛左翼”，Z世代抗议浪潮并非整体等同于“反叛左翼”）

　　传统左翼的群众动员，高度依赖相对封闭、稳定的工人聚集区，他们利用工厂生产协作和社区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基础，逐渐塑造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集体身份。在新自由主义席卷过后，传统的工人社区已经或正在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通勤城镇、候鸟式劳工、季节性派遣用工和互联网零工，现实空间里的工人之间越来越难以建立传统的稳定熟人关系，左翼传统的动员模式失去了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却正在利用互联网的便利，病毒式地传播开来，让工人原住民将自身的困境归咎于来自于贫困地区、国家的外来工或移民，以及来自于欠发达地区的商品倾销，从而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底层不满资源，在部分工人群体中获得了相应，让特朗普这样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上台成了全球普遍的政治现象。

　　而以Z世代为主体的反叛左翼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左翼在现代政治舞台失声的局面。反叛左翼同样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诉诸被忽视的“人民”、对抗“精英”），口号上拥护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正义和平等。

　　然而，反叛左翼在口号上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却是碎片化、工具性的。它们口中的“社会主义”顶多是一种政治修辞、身份姿态，最多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缺乏系统性的经济纲领，更多是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被动反应，而非对替代方案的主动选择。Z世代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往往不是出自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信仰，而是为了降低房价和租金、保住工作、降低学费等非常具体的私人利益。

　　传统左翼政党的所作所为，同样让Z世代对传统左翼政治充满了不信任，将其视为另一群既得利益者。因而，反叛左翼在组织形式上则呈现出由数字技术催生的、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实践特征：去中心化、无领袖、扁平化网络。

　　Z世代的反叛左翼尽管也会怒斥资产阶级，却拒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力图构建包括社会各阶层不满者以及身份政治参与者的广泛联盟，某种程度上又呈现出文化左翼倾向，从而使其停留在抗议运动阶段，很难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社会革命。

　　所以，Z世代抗议浪潮和反叛左翼的兴起，更像是一场未完成的思想实验：它吸纳了社会主义传统中关于公平、再分配和反精英特权的片段，用以表达对新自由主义秩序下“未来丧失”的愤怒；出于对一切政治中介的不信任，它们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无意识地实践了一套去中心化、反代表、扁平化的组织原则。

　　然而，自发愤怒可以颠覆一个政权，却无法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政治方案。

　　“Z世代”这个概念本身源自商业咨询与民调机构，划分的标准是年龄而非阶级。走上街头的的确是青年，但驱动各国青年走上街头的，是失业、贫困、不稳定、腐败以及新殖民主义造成的普遍绝望，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剥削在不同地域的具体表现。对代际维度的强调，反而遮蔽了真正的阶级维度，陷入另一种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如果“Z世代”这个名词有什么进步意义的话，也仅仅在于这一点：青年是承受资本主义最沉重负担的被压迫阶级中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反抗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新形式的阶级斗争。

　　自发的愤怒的确具有广泛的动员力和巨大的能量，但正如列宁所说，自发性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即局限于眼前的经济利益和局部诉求，而无法自发地形成科学的、革命的阶级意识，当前的抗议恰恰印证了这一局限。运动的诉求大多停留在“反腐败”、“要公共服务”的层面，而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其结局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也可能被极右翼民粹主义吸收、利用。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让Z世代抗议浪潮从自发性走向自觉性，将分散的、经济主义的愤怒，提升到自觉的、政治性的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任务和使命。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Z世代和反叛左翼的兴起，是在传统左翼的群众动员场所被新自由主义瓦解、传统动员模式失效的背景下发生的。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