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私有制经济在中国喧宾夺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具有怎样的发展前景，相关的各种可能性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在当下中国的非公经济中，个体经济是不成气候的，主要成分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且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那么今后私有制经济会不会在中国取得主体地位？我们认为，不要只从法理上，而要从现实趋势看，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依然存在的。
理由根据如次：
其一，主观动能堪称强劲
在目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不能不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对于这一点，总体上没有什么疑义。问题在于，私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怎样的位置，居什么样的地位。
第一种情形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重要补充，如此塑定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虽然官方表述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是在任何社会经济结构中，有“主体成分”就有“辅助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否则逻辑上说不通。“公主私辅”，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政治定论，构成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涵。但在现实改革的冲击下，这一核心内涵越来越被演变和淡化，这一政治定论的维系也危在旦夕。
第二种情形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二者并驾齐驱、等量齐观，难以分出主次、先后或强弱，因而造成明显的二元所有制结构。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在事实上已经是这样，只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由此所引发的问题，就是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贡献孰大孰小以及中国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争论。无主无辅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此维持下去。
第三种情形是，非公有制经济全面超越公有制经济，亦即私有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进而获得主导地位。与此相对应，则是公有制经济退居次要位置，沦为附庸与补充。相当一些人士认定，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前景，即虽然不同于前苏联“休克疗法”，但也是殊途同归，即“平滑过渡”到资本主义，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以十二万分的努力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对于上述三种不同情形，不同的中国人持不同的立场。但不可否认的是，期盼与支持第二乃至第三种情形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倚靠外源性宏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支撑，拥有内生意义上强大的新兴资本力量为靠山，二者有机结合、共同发力，不断掀起推进私有制经济做大向上的强大浪潮，为其占据社会经济主体地位构成了空前强劲的主观动能。
其二，客观基础相当深厚
私有制经济在中国已经明显具有如下客观基础：
一是已经上升为具有独立经济形态意义的存在。中国的私有制经济不但社会规模可观，而且无论其经济基础还是社会基础都已经相当深厚，也就是说，已经在中国社会深入扎根，已经发展到根深蒂固的程度。如果进行历史对比，其规模程度和深固程度可以说远超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如果进行横向对比的话，则中国私有制经济的水平与能力也堪比西方国家的私有制经济，甚至在一些方面呈现明显的超越之势。
二是已经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发育成熟。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其中关键性指标就是私有化程度。目前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无论企业经营管理，还是市场开发力和控制力，都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准，总体上并不逊色于任何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迄今为止西方集团依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他们这样干主要源于政治上打压中国的需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实际情形是，对比西方私有制经济的老师傅，中国的后进晚生们在开发市场经济各种功能、技能等方面都大有青胜于蓝的发展势头。
三是已经能够在经济政治舞台上自我主宰呼风唤雨。尽管目前还没有获得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但也正努力争取“我命由我不由天”。因此，尽管主流政治的理论逻辑与思想价值上强调要加以规范、引导，但其实际的走向与趋势却是私有制经济越来越脱离政治掌控，直白地说，就是规范引导乏力。这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对于资本外流与用脚投票的问题迄今都还难觅良策，甚至是束手无策！更令人惊讶的是，规范与引导如今在相当程度上被反向运作。也就是说，本来想要引导规范非公经济的法人主体，反而在主观上客观上被人家所“导引”着，无论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发生着这样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甘当资本家“店小二”的誓言，就是这等“被引导”或者“被规范”的结果。
其三，全球大环境与中国小环境都与私有利
从利弊关系的视角看，中国国内的小环境对私有制经济发展利大于弊。因为当今中国的各方面事实上都对非公经济寄予厚望，在中国的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发展非公经济已经成了执政水平和当局政绩的标尺，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济世良方，以至于许多大员要员都发狠放话说，谁让企业家过不去，就让谁过不去！这些人将私营企业家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奉为“座上宾”，也成了他们所谓“执政为民”的聚焦点与落脚点。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气候的一个突出特点。笔者预计，这种气候状况不但将继续持续下去，而且今后一个时期还将进一步增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时时刻刻都面临私有制经济的严峻挑战，如果不是人为地加以管控维护，则将在相当程度上要落入下风、沦为次要，在情感上与政策上沦为不受待见的无能与无赖“儿女”，经常招人白眼与呵斥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私有制经济的拥趸们一直都在起劲地呼吁呐喊，制造强烈的舆论思潮，要中国社会平等对待两种所有制经济，让它们不分主辅、公平竞争，以市场取舍来决定高下胜负。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维权运动”甚或“争权运动”，其起始于经济层面，但事实上已经上升到政治、社会与思想层面，从而构成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给中国的发展进步与未来前景带来日益严重的考验。
从国际大环境的角度看，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确实危机重重，但并未穷途末路，现在就断言资本主义走不出当前的危机，恐怕还为时尚早。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不可估计过低，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十分丰富，应该充分汲取。同时还必须看到，重重危机之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占有总体性的优势，依然还能够全方位与全程性压制异己。其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中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
笔者多次说过，中国的新兴资本主义同世界资本体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全球资本体系的一部分。就政治属性而言，中国私有制经济是中国新兴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完全可以说，中国私有制经济在外有强大的战略同盟军与支持力量。同时还不能不承认的是，中国经济还离不开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经济上必须的外循环还难免让西方资本主义占大头，而西方资本主义则支持和力挺中国的私有制经济，对其改变中国社会形态的作用寄予厚望。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私有制经济在中国获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将引发怎样相关的问题与现象呢？
第一，在经济生活上，共同富裕将成为泡影
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是贫富分化，这完全符合一般经济规律，也完全契合人们的社会常识。有人指望中国也能够成为具有“共同富裕”特征的北欧那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我们说，这完全是白日做梦。中国既没有北欧各福利国家那种社会条件，更没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度里，私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结果，在经济上只能是日愈严重的两级分化。这也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难以避免的路径。
第二，在社会生活上，中国将成为资本家的乐园与天堂
改善营商环境的议题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工作。这个议题有其积极的一面，权力部门不能对合法经营的企业吃拿卡要，此等权力滥用现象必须加以整治。但这个议题也有消极的因素寓于其中，背景就是有人一直在鼓噪中国的非公经济遭遇不公平待遇。客观地说，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发展仍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与制衡，但必须认识到，对这种限制与制衡是完全必要的。只要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私人资本的发展就不可能过得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放肆和舒坦。但是，一旦私有制经济上升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与主导，现有的种种限制与制衡将在相当程度上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将是资本的乐园与天堂。解放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但上海却能成为中外资本的乐园与天堂，其意概在于此。
第三，在政治生活上，资产阶级将重新当家作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宰者
公有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主次易位之后，接下来要规范与引导的就不是非公经济，而势必要换成公有制经济了。经济主导是社会与政治主导的先声与先导，经济地位的变化必然要带来政治地位的变化，届时，摆脱被掌控的地位而居经济结构主体地位的非私有制经济将在政治上更加彰显其影响力和控制力，相应地，也必将让新兴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主导权。首先是经济政策的主导权，接下来就是社会政策与政治安排等，由以“纳税人”名义的资本家阶级、资本财团利益代表人物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样一种“国际社会”的通例也将行诸于中国了。
第四，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将沦为西方资本霸权的附庸
中国私有制经济在利益关系上的对外依赖性及其思想理论的附属性，决定了一旦这种经济上位并主导中国经济的话，则中国必将沦为西方资本霸权集团政治与战略上的附庸。私营企业的业主们同新兴资本大鳄一样，他们一概都热衷于狡兔三窟，尤其热衷于把老窝安排在西方或者西方控制下的国家，这样的事情现已普遍存在，如果私有制经济上位后将愈演愈烈。由此影响到国际关系，则中国之于西方的依赖性必将更加严重。届时霸权集团制衡中国，那就像老子管儿子一样，根本无须更多的“杀手锏”，所谓的“卡脖子”问题都不值一哂了。
总之，私有制经济以及新兴资本作为政治力量正在登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未来是否会进阶与上位着实难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远非胜券在握，而将一路艰险、前程漫漫、危难莫测……
【文/张志坤，大学教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