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解体前真的到了崩溃边缘了吗？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探究

　　——兼议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

　　李义男

　　摘要：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苏联解体前，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且长期未有明显提高，这导致苏共丧失了人民的支持，进而引起苏联解体。然而，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全方位改善，到80年代中期即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人均食品消费水平和近半数种类的耐用商品普及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享受的福利则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维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生活水平因素与苏联解体不存在直接关联。苏联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在其解体进程开始之后才出现的。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苏联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始终没有突破斯大林时期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偏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并且在冷战时期把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的无底洞中，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而生活水平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然而，持上述观点的各种学术成果并未对“苏联解体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一论断进行详细的论证，即使进行了论证的学者，也只是使用了两种十分简单的方法：一种是将斯大林时期的高积累和消费不足现象泛化到整个苏联历史中;另一种是把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宏观或抽象的经济指标，例如人均国民收入或名义工资、恩格尔系数等与西方国家作简单对比。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比例的长期失衡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停滞自不待言，然而是否能就此认为七八十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难以追赶的差距?本文尝试对这一观点进行辨析并对生活水平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联性进行探讨。

　　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对比

　　一般意义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被视为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甚至是最重要、最直观的指标。通过对比苏联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收入和平均工资很容易发现，苏联在这一方面是远不如西方国家的。例如，1970年苏联工业部门职工的平均月工资是133.3卢布，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周薪是133.33美元，按当时官方汇率计算，后者的年收入是前者的3.9倍。同年苏联职工家庭年收入在1500卢布以下的占总户数的94%，而美国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的家庭占总户数的84.2%。这意味着，按美国标准，几乎所有的苏联家庭都属于贫困户。又如，1984年苏联工业部门职工平均月工资为205卢布，同年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分别为：美国9.18美元/小时、日本292255日元/月、法国35.67法郎/小时、加拿大465.64加元/周。按当年年末汇率和各国每周平均工时换算成美元可计算出上述国家工人的平均年收入：苏联——2894美元、美国——19429美元、日本——13967美元、法国——7485美元、加拿大——18343美元，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收入为苏联工人的5倍—7倍。这样看来，在工人的货币收入上，20世纪80年代苏美间的差距似乎比70年代还大。

　　货币收入的差距自然而然会投射到居民消费上。理论上，在名义工资与西方相比差距如此之大的前提下，苏联人民也许要“食不果腹”了。但令人吃惊的是，实际上，在食品、衣着和耐用消费品方面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远比名义工资小。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均每天卡路里摄入量已追平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超过日本;蛋白质摄入量基本与美国持平;动物性脂肪摄入量接近意大利。总的来说，从营养摄入角度看，苏联的食品消费水平在70年代末就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而纵向对比1970年与1985年，苏联人均年面包消费量从143千克减少为133千克，土豆消费量从124千克减少为104千克，而肉类及肉制品消费量从48千克增加到62千克，鱼类消费量从15.4千克增加到18千克，蛋类消费量从159枚增加到260枚，奶和奶制品消费量从307千克增加到325千克，蔬菜消费量从82千克增加到102千克，水果消费量从35千克增加到48千克。总的来说，排除个别特殊年份，苏联的高蛋白食品人均消费量都呈逐年增加态势，淀粉类食物在总消费中的比例则不断下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在1979年—1982年连续四年粮食歉收，而且同期因美国谷物禁运导致牲畜饲料出现大幅缺口，但其动物类食品消费量依然保持稳定。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食品消费水平鲜有变化。例如，1975年—1983年，美国人年均肉类消费量减少0.4千克，蛋类消费量从16千克减少到15千克;同期日本人年均肉类消费量从23.4千克增加到25.9千克，仅增加了2.5千克，鱼类和蛋类消费量还略微下降了。因此，虽然苏联肉类消费量始终低于美国，但差距在不断缩小——从1960年相当于美国的40%增加到1983年的55%，连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问题专家在有关苏联经济发展的秘密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在生活水准比较上最亮眼的或许是食品领域。1981年苏联的日常卡路里摄入水平几乎追平美国。苏联人比美国人吃的淀粉类食物更多，但差距在缩小。同时，禽类产品也更加普遍……苏联人均蛋白质摄入水平几乎已能和美国媲美……苏联的日常人均卡路里水平高于美国的成年人建议值。”

　　1982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关于至1990年苏联食品纲要及其实现办法》中曾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即到1990年苏联人年均食品消费量应达到70千克的肉、19千克的鱼、330千克—340千克的奶、260枚—266枚的鸡蛋、45.5千克的糖、126千克—135千克的瓜菜、66千克—70千克的水果。尽管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完全按计划实现，但根据西方学者的比较推算，到1990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年均肉类消费量已赶上瑞士，而后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前者的近3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年均肉类消费量大约与英国、芬兰和冰岛相当，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后者的40%，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略超过乌克兰的巴西和委内瑞拉的肉类消费量仅有其60%左右。这样的成就毫无疑问是相当惊人的。

　　苏联和西方国家在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差距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如何使食品人均消费量不断接近西方水平?可以尝试从物价和购买力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冷战时期经互会国家自有一套以记账卢布为货币基础、较低程度依赖西方世界的独立经济体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循环，使苏联的基本消费品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国内物价不随世界市场波动。例如，1971年—1982年，苏联消费物价的年均上涨幅度只有0.4%，而美国为7.9%，英国达13.1%，意大利更是接近15%。可见，苏联除了自身产量和消费需求均相对较低的大米外，其他食品价格都低于美、日、德，肉类更甚。也就是说，考虑到购买力因素，苏联与西方的实际工资水平差距远比名义上的小。1970年苏联职工月均工资为122卢布，1980年增加到169卢布，涨幅约30%，而消费物价在整个70年代几乎没有变化，所以名义工资的涨幅也代表了实际工资的涨幅。而西方国家不仅物价指数的涨幅远高于苏联，且其工资和物价增速基本是同步的，这是苏联在肉蛋奶消费量上快速赶上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

　　人均收入和食品消费、价格的对比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尽管在苏联购买相同数量的食品所花费的货币金额比在美国低，但卢布在食品购买力方面对美元的优势不足以弥补苏联平均工资绝对值与美国的差距，而苏联的人均食品消费水平又不断接近美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苏联的恩格尔系数会远高于美国，即除食品外的其他种类商品的消费远少于美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家庭食品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的确要比苏联工人家庭低一些。但是，如果排除吃、住、行、医疗、社会保障和纳税等必要支出，其他物质消费(购买高档耐用商品等)、文化消费(看电影和戏剧等)和储蓄(往往被用于出国旅游)在1981年美国家庭总支出只占16.5%，而同期苏联则高达43.2%，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而美国却相反。换言之，苏联在生活服务和社会保障上的支出比例远低于美国，苏联人民可以用更大比例的家庭收入来购买耐用消费品，并由此在耐用商品消费上追上西方国家。

　　在衣着方面，如果忽略流行样式仅计算织物消费量的话，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就已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3年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棉织品消费量为22.4平方米，美国为27平方米，英国为14.3平方米，联邦德国为13.6平方米;毛织品的消费量则分别如下：苏联2.9平方米，美国0.8平方米，英国3.1平方米，联邦德国2.9平方米。此外，同期苏联居民年均皮鞋消费量也接近英美。

　　在耐用商品方面，苏联一度较西方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普及率快速增长。即便是按照当时美国人的统计方法，1970年—1975年苏联耐用商品人年均消费额涨幅高达10%，1975年—1980年出现明显下降，但依然有5.3%。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在耐用商品人均拥有量上是在不断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如，在电视每千人拥有量上美国与苏联的差距从1970年的2.9倍缩小到1981年的2.1倍。1970年—1979年，苏联每百户家庭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辆增加到8辆，电视机由51部增加到83部，冰箱由32台增加到82台，洗衣机由52台增加到70台，吸尘器由12台增加到26台。而到1990年，这些指标进一步增加到了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19辆、电视机107部、冰箱92台、洗衣机75台、吸尘器48台，多种家用电器的普及率追平日本和英国。

　　不可否认，在取得了相当进步的前提下，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小汽车和某些前卫的高档耐用商品(例如录像机)的普及率距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除了自身产能不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标在于保证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在苏联，食品、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服务和读书、看报、观影、听剧等文化服务的价格远低于成本，而录像机、小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非必需的“奢侈品”，由国家以高价销售，所得利润用来补贴基本消费品。例如，60年代的ГАЗ-21伏尔加牌汽车成本为1900卢布，售价为5500卢布;70年代初ВА3-2101日古利牌汽车的成本不到1000卢布，售价5500卢布。苏联官方对此也毫不讳言：对食物、药物、燃料、房租、公共服务费和城市交通费等的补贴资金，除了来源于国营企业的利润，“另一个来源是烟、酒、钻石和其他高档工艺品的赢利，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是定得偏高的”。

　　类似的反差体现在文化服务领域。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文化服务属于私有产业，具有资本逐利性，而对苏联来说，文化服务是公共事业，旨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和个性发展的需要。例如，根据同期先后访问了苏美的著名作家王蒙所记，1984年在莫斯科大剧院看一场歌剧的票价是3卢布，而当时在纽约百老汇观看同等规格的演出要50美元。又如，尽管作为文化媒介载体的电视机在苏联普及度不如美国，但苏联的人年均观影次数和每千人拥有电影院座位数却远超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81年苏联的这两个指标分别是美国的3.5倍和4.4倍、英国的10.6倍和11.9倍、法国的4.5倍和5.6倍。换句话说，苏联是将文化服务从私人转向公共，这与低工资、高福利，补贴基本消费品、重课高档消费品一样，反映的是迥异于资本主义的、旨在造福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

　　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追求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不在乎贫富差距的扩大。20世纪70年代美国各类收入阶层的比例是非常分散的，根本没有所谓的数量上占优势的中产阶级，而苏联社会的收入水平则是相对平等的。在收入公平性方面，苏联另一个瞩目的成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1980年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人均货币收入已相当于职工家庭的75%，1985年进一步达到了81%，考虑到前者可通过集体分配和自留地获得免费农产品，其实际收入可能更高。

　　资本主义国家阶层收入的巨大差距反映到消费品占有上的结果就是，高档商品集中在少数富有者手里(且他们往往掌握着远超出自己实际所需的数量)，相当多的底层人民一贫如洗，但表现在绝对数量上的每千名居民或每百户家庭的平均拥有量却大都超过了苏联。例如，1974年美国白人拥有彩电的家庭共占总数的64.2%，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黑人家庭彩电拥有率只有37.8%，但由于白人的人口优势，彩电普及率在全国却高达61.3%;同年美国拥有1辆小汽车的家庭有48.8%，拥有2辆以上小汽车的家庭有32.7%，那么体现为每百户家庭拥有量(或者每千名居民拥有量)的数据就很可观，每百户至少有115辆，即平均家家有车，但实际上全国却还是有近20%的家庭是没有私家车的。再如，1988年英国45%的家庭拥有1辆小汽车，17.5%的家庭拥有2辆小汽车，3.6%的家庭拥有3辆及3辆以上小汽车，平均下来，每百户小汽车拥有量约为91辆，然而实际上当时34%的英国家庭是1辆小汽车都没有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由于没有严重的两极分化，苏联的高档商品平均拥有量更为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耐用商品普及率上的差距要比纸面上小。

　　在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得更加明显。以医疗为例，1969年苏联就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提供给苏联公民医疗服务的“普及性、免费性和高水平性”。苏联平均每1名医生的服务人口数在20世纪70年代就远少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1985年苏联每万人平均拥有医生的数量为42名，几乎是美国(23.3名)的两倍;苏联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同样居世界之首，为美国(56.5张)的两倍。可以认为，苏联人民享受的医疗资源不仅完全免费，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丰沛许多。

　　在住房方面，苏联实行的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无偿分配制度，房租标准自1928年确定后一直未变。由于名义工资的不断增长，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房租已完全变成了象征性收费。到1987年年初苏联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4.9平方米，虽然只相当于美欧国家60年代水平，但基本已达到人均一居室的标准。而且，这一数值还未包括郊外别墅的面积，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有830万城市家庭在城郊拥有带院子的夏日别墅，它们所占用的土地同样完全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的。

　　苏联人民维持生活必需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远低于美国，首要原因可归结于社会福利因素。在苏联，房租、水暖和公共交通费用在日常开支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学前教育和夏令营活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完全免费。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每平方米住房月均费用为0.14卢布，每立方米天然气价格为0.02卢布，地铁和公交车票价0.05卢布。而美国相对应的价格分别为4.5、0.12、0.6美元，高等学校学费每年5000美元—9000美元，住院费每天175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福利方面的“隐性收入”并不体现在纸面上的职工工资中。根据苏联官方统计，1975年苏联职工的月平均货币工资为146卢布，而如果算上由社会消费基金支出的各种优惠，包括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奖助学金、疗养优惠、幼儿园保育费等，则平均工资可达199卢布，198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90和268卢布。不言而喻，苏联是仅按照各种社会保障服务的成本价计算而得出上述数据的。但是，换作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住宅、医疗、托儿、教育能够免费提供，则其带来的隐性收入甚至将大大超过名义工资。不妨作如下假设：1985年一户夫妻都拿平均工资的莫斯科市双职工四口之家在排队7.5年后免费获得一套三居室60平方米的公寓(80年代后半期苏联家庭申请获得新住宅的平均排队时间为7年—8年)。而当时同样面积的一套公寓在纽约市价值16万美元(80年代纽约房价为每平方英尺250美元)。这相当于国家“白送”给了这对莫斯科夫妻16万美元。把这笔钱分摊到7.5年里，则意味着他们每月仅在免费住房上就获得了1800美元的“隐性收入”。同样地，假如按照美国标准来换算高等教育的费用，则仅两个孩子免缴大学学费就使这对苏联夫妻在将其抚养成人前每月省下至少200美元。也就是说，按市场价计算，苏联仅提供免费住房和免费教育这两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隐性收入”就远超其名义工资。忽略掉这种“隐性收入”的话，苏联的恩格尔系数当然高。

　　归根结底，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环境，名义工资和恩格尔系数的比较没有任何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一针见血地指出，“依据居民的现金收入来对比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这种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对比工资就更不对!)……俗话说，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制度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的生活水平”，“总而言之，将苏联和西方家庭的现金收支结构进行机械的对比，就会歪曲事实真相”。

　　二、生活水平因素对苏联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苏共把加速提高人民福利、更充分地满足全体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和始终遵循的路线，并将其明白无误地写入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历次党代会的报告和文件中。苏共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够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创造条件。勃列日涅夫曾在苏共二十三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将领导人民并同他们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苏联人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好、更富裕、更文明。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最高职责，为此我们正在建设共产主义”;“‘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就是党的纲领性原则”。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1980年第三次波兰危机)，最初都是由工资水平下降或消费品价格上涨等民生问题直接引发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的部分原因也是工资和消费水平的下降。以此为戒，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各国尽力避免提高物价等可能对人民生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

　　为了维持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苏联政府必须确保充足的消费品供应、稳定的物价和不断增长的工资。而这些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产生了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在粮食问题上，由于生产肉类所消耗的饲料粮始终存在较大缺口(苏联大部分领土处于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生产相同重量肉所耗费的饲料粮要比中欧国家多1倍—2倍)，在经互会内部的相互协调仍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只能从西方国家进口。如果赶上灾年，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则不得不进一步增加进口。例如，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初每年进口粮食约1500万吨，1979年因粮食连年歉收，进口量增至约3000万吨，1984年更是超过5000万吨。即便是正常年景，因人民对肉类需求的增长，这种进口规模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1986年进口谷物2756万吨，1987年3135万吨，1988年3584万吨。相应地，苏联进口农产品的支出不断上涨：1986年农产品进口额为155亿美元，1987年为165亿美元，1988年达到179亿美元。在对西方国家的商品出口不够抵偿粮食进口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花费宝贵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除了初级农产品，苏联还直接进口大量食品成品来弥补国内供应的不足，且数量逐年增加：1970年食品进口额占消费品进口总额的29.9%，进口食品占食品零售额的39%，而到1980年这两项比例分别增加到38.2%和10.1%。

　　第二，在稳定物价方面，由于国家不断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又维持本就低于成本价的销售价格保持不变，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以及职工名义收入不断增加，对消费价格的补贴便成了苏联财政的沉重包袱且不断加重。例如，苏联“八五”计划期间，用于肉类、奶类、马铃薯等产品的补贴为385.5亿卢布，占国家预算支出的6%;“九五”计划期间的补贴为868亿卢布，比“八五”计划期间增长1.25倍，占国家预算支出的9%以上;“十五”计划期间仅肉、奶类补贴就达1000亿卢布，年均200亿卢布，比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开支还要多，而“十五”计划第一年的1976年，苏联全部财政支出也不过2267亿卢布。1985年后，随着国际油价下跌，价格补贴问题更加凸显。1987年4月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报告指出，“自1982年以来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停止了……商店里的油卖3卢布40戈比，而其成本价是8卢布20戈比;牛肉卖1卢布50戈比，而生产成本是5卢布。如果一切照旧的话，(每年)光在食品上的价格补贴就要涨到1000亿卢布”。除了农产品补贴这一重项(每年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2%)，苏联其他消费性补贴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补贴也是惊人的，如20世纪70年代每年的房租补贴为50亿卢布、公共交通补贴超过20亿卢布，到80年代中期，苏联每年各项财政补贴已占到国家预算支出的15%—18%。

　　第三，苏联国民收入增速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逐渐放缓后，居民名义工资和消费仍保持了相当速度的增长，甚至出现了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现象。例如，整个70年代工资基金年均增长5.1%，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6%;1982年在劳动生产率增速已降到2.6%的前提下，工资增长仍达到3.5%。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这种趋势还在加剧：1986年，苏联职工平均工资增长3.2%，国民收入只增长2.3%;1987年平均工资增长3.6%，国民收入却只增长1.6%。此外，自70年代起还出现了工资增长超过消费品生产和商品零售额增长的问题。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公开承认，1971年—1985年苏联的货币流通量增长了2.1倍，而消费品生产只增加了1倍。长远来看，以上几个问题显然会带来如下的直接后果：积欠外债增多、外汇储备减少、积累率下降、居民储蓄利息支付持续增加、供需比例失调、通货膨胀加剧。

　　为了维持超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活水平，苏联只能不断扩大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使用中的比例，这使得其20世纪80年代积累率普遍较70年代有所下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的减少，显然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这又会反过来阻碍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在短时间内无法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压缩居民消费、缩减社会福利来缓解矛盾，但这又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本质和现实要求。而且，由于人们长期习惯于把食品价格的“冻结”看作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把提高食品价格看作“反人民”的措施，通过压缩居民消费、缩减社会福利来解决人民生活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脱节的矛盾也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

　　众所周知，1980年—1981年的第三次波兰危机恰恰就是这样被引起的：国家常年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居民消费，陷入了财政连年赤字、对外债台高筑的困境。为此，波兰不得不减少基本消费品价格补贴，这一措施引发了习惯于长期低物价的人民的不满。长期低物价—国家财政困难—提价—工人罢工—生产下降—国家财政更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工人再罢工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波兰持续性的社会动荡。事实上，许多经互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生活水平相关的经济发展问题，只是波兰以一种矛盾总爆发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那么，既然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同样出现了高消费、高福利与低增长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否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倒退，继而引发人民的不满，直至升级为政治动乱?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追溯和澄清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是何时开始下降的。以下两个代表性指标或许能给出答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峰值位于1987年和1988年(均为69.6岁)，自1989年起才开始连续下降;多种食品人均消费量，包括禽蛋、鱼、糖、蔬菜、水果，也是自1989年才开始减少;肉类消费增长从1989年开始停滞。1989年由于出现市场供应全面短缺，苏联官方首次实行商品限购。1989年6月全苏工会首次确定和公布了贫困收入线，按当时的标准——每月78卢布，全国约14%的人口被定义为贫困人口，而到1990年9月，根据更新了的贫困收入线，这一比例竟达到了近40%。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观察，1991年年初，苏联长期维持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免费医疗、就业保障、低房租、稳定和较低的物价等，已经开始崩坏。

　　该如何解释上述现象?统计数据表明，苏联本国食品和消费品的生产增长持续到1990年，食品和消费品进口量在1985年至1990年间未出现较大波动。也就是说，商品短缺的根源是在流通和分配环节，而非生产环节。而流通和分配出现问题还要追溯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宣布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和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改革自此深入政治领域。在激进的政治改革推波助澜下，苏联的民族分离主义愈演愈烈：1989年5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确定本国立法高于苏联宪法;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领导;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从以立陶宛为首的波罗的海三国开始脱离苏联，苏联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瓦解。对于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实行生产高度分工化的苏联来说，“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瓦解使其失去了相当多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民族离心力的加强带来的渗透性危机则削弱了联盟内部的经济联系、影响到各地区的生产协调和物资调配。根据当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政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1989年和1990年苏联由于民族冲突和罢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亿卢布。因此，1989年—1990年苏联首次出现的经济负增长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倒退首先是由政治危机造成的。正是政治动荡和民族分裂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涣散导致商品流通和分配的困难。毋庸置疑，是先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后有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三、生活水平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无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宏观经济发展何时放缓、何时陷入停滞、停滞到了怎样的地步，以下事实都不可否认，即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末以前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社会上并未出现过大范围的商品短缺，也未曾发生因对生活状况不满而抗议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动乱。而且，无论是与斯大林时期及战后初期的纵向比较，抑或是与同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横向比较，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显著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人均每天吃肉蛋鱼半斤、饮奶近一升，家家有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尽管这时其纸面上的居民人均货币收入仍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苏联在衣食住行等广大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高标准，衡量生活水平的部分指标甚至赶上了西欧国家及美国，在各种社会福利方面则达到了西方国家完全无法与之比拟的高度。

　　当然，当时苏联高度发达和不断提高的居民生活水平是超越了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可以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在略低于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础上达到了与意大利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平。在工农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断降速的背景下，国家为了维持并进一步提高人民的高水平生活付出了巨大代价，不得不扩大消费品进口，对各种消费品及社会保障予以大量财政补贴，这对经济发展自然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经济低速发展和消费高速增长的矛盾因持续时间较短，并未在苏联解体前激化。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下降，是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开始的。生活水平下降是苏联解体的结果，而非原因。那种认为生活水平低下引起人民不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和问题，但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当时条件下尽最大可能保障和改善了人民生活并使其达到相当高水平的这一事实，更不能抹煞苏联在消除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和建立发展普惠性与公平性世界首屈一指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及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不仅是苏联一国或者苏联各民族的成就，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众所周知，俄罗斯、乌克兰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遭遇灾难性的断崖式下跌。以人口预期寿命为例，上文提到苏联的人口预期寿命在1987年—1988年达到历史峰值，而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的这一指标急剧下降。俄罗斯和乌克兰直到2011年才恢复或超过其1988年的水平，白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到2012年才超过苏联时期的峰值，即便是原经济基础较好、独立后积极融入西方的爱沙尼亚，人口预期寿命也到2002年才突破苏联时期的历史峰值。2007年，俄罗斯已度过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阵痛，经济连续10年实现快速增长，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几乎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但同年原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克维钦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出的如下一段话却十分耐人寻味：“当我们的社会福利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时——这是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某种倦怠……当时我们以为，西方模式会让苏联已经获得的一切好上加好、锦上添花，但现实并非如此。现在，当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时我们却发现，问题不在于货架上摆的是什么，而在于没钱去买这些商品。我们曾以为，免费医疗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它会永远存在下去，但现在知道了，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曾以为，人人理所应当都能买得起保障健康所必需的药品，现在也明白了，完全不是这样——你要么在晚年把所有的钱都花去买药，要么就只能安静地等待死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访问学者，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博士候选人；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