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岂能用一个“伪作”了得
“南博”岂能用一个“伪作”了得
对博物馆的监守自盗应按1:10统计
近日，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上世纪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的137件(套)古画，竟有5件不翼而飞，其中，明代仇英的作品《江南春》图卷，却突然以近亿元价格出现在拍卖市场，引发轩然大波。南博则轻飘飘地发文说明：这是“伪作”，已被剔除馆藏。
其它姑且不论，仅将“高仿”伪品，等同于赝品、假货，这本身就是鱼目混珠。因“高仿”也是传承，也出“国宝”，也登大雅之堂。作为国家级的南京博物院，岂能不懂这个常识。
一、“伪作”说岂能抵消轩然大波
收藏界中的“伪作”，实际就是“高仿”，越是“高仿”，越能以假乱真。
1.“高仿”臭名昭著。词典对于“高仿”的定义：“指根据仿制对象的原有外形、材质、功能所仿制出来的仿冒品。
高仿作为一个术语常用在仿制生产技术壁垒较低的高端消费品上，比如仿制皮具、手袋、眼睛等一些国际大牌奢侈品。高仿不仅是复制了正品的外形等主要或全部要素，同时也会保留正品的品牌标识，所以说，高仿商品实际上是高度仿真的假冒商品。”
这个定义引申到文物收藏，很多人就简单地将“高仿”当成假古董的代名词，“高仿”文物就声名狼藉。
2.“高仿”以假乱真。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北魏彩陶俑，几乎骗倒了当时全国所有的专家，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也不例外。就是使用考古中常用的高科技断代手段C14进行检测，这批陶俑年代上也与北魏完全吻合。为确保万无一失，又邀请苏秉琦、王仲殊、安志敏、史树青……北京几乎所有顶级考古学家、鉴定专家“过眼”。结果他们一致认可，确为真品。
上世纪，河南两名盗墓贼盗出一批青铜器，被当地公安抓获。量刑需要参考被盗文物的价值，因此，公安局请来两位专家鉴定。当时专家意见一致，皆认为被盗青铜器是一级文物，属国宝。根据这个权威鉴定，两名盗墓贼被处以死刑。后来发现，所盗出的文物是赝品，并不值钱，而盗墓贼家人至今不知真相（本节摘自《 高仿文物，骗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几乎骗倒了全国所有的专家》一文）。
由此可见，当今中国文物收藏界中的“高仿”，以假乱真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3.“高仿”形成产业化。自改开以来，“在‘收藏热’的催生下，文物贩子遍访村野，既搜罗古董，也唆使农家为其炮制大量鱼目混珠的赝品；而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更让一些本就擅长烧陶铸铜的农家，既增广了见识，又长进了手艺。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曾推出‘高仿文物基地调查’系列，展现这些几乎是一步一作坊、家家有绝活儿的，被有些人称作文物造假基地的村子现状”，“高仿”在很多地方已形成产业化。
当前，文物市场乱象横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高仿”文物冒充真品，形成价格欺诈，以获取暴利，这已严重扰乱文物市场，也使“高仿”臭名昭著，成了老鼠过街。
如此这般，南博将庞莱臣无偿捐赠的5件不翼而飞的古画，当做“伪作”的定论一抛，似乎就能鱼目混珠，似乎就能把水搅浑，似乎就能逃过舆论监督，可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二、“高仿”自古而然当不乏传世之作！
然而，文物造假绝非新鲜事情，可谓自古而然。仿品，往往就是学习和传承，仿品中，也不乏精品存世。
1.《万岁通天帖》就是“高仿”伪作。武则天精通文史，熟谙艺术，尤好书法，曾特命宰相狄仁杰遍寻王羲之字帖。就在苦求不得之时，公元697年(万岁通天二年)，凤阁侍郎王方庆献出他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羲之、王荟，九代祖王献之、王徽之、王珣，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王羲之和其族人一门二十八人的墨迹珍本十卷。
武则天大喜过望。特在武成殿召集群臣共赏，并命中书令崔融作撰《王氏宝章集·叙》记录此事。通常人们认为王方庆已然献出法帖，武则天自然会据为己有，甚至像《兰亭序》命运那样，被唐太宗李世民所得后，作为陪葬埋进昭陵，便下落不明。
可武则天命人用“双钩填廓法”精心临摹后，竟将真迹归还王方庆，把临摹品收藏内府。而就是这件“高仿”字帖，却成了“书圣”王羲之的下真迹一等品，世间仅此一件。不仅是国家一级文物，还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馆藏清明上河图30多本“伪作”。北宋画家张择端历时十年才画成的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然而，在各地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许多摹本和伪造本，有人统计，现存《清明上河图》有30多本，其中大陆藏10余本，台湾藏9本，美国藏5本，法国藏4本，英国和日本各藏1本，光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7本，均都当做“珍品”收藏。
这次以近亿元价格出现拍卖市场的图卷《江南春》，其作者仇英的仇本“伪作”《清明上河图》，就“同时”被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青州市博物馆及许多收藏家手中。这些摹本和伪造本的《清明上河图》，没听说那件因是“伪作”，就被剔除馆藏。
3.张大千是“高彷”古画的大师。在20世纪画坛上，张大千无疑是一个神话，他通古博今，集绘画、书法、诗词、篆刻、鉴藏、烹饪、摄影、园林于一身，被画界公认为大才子、大气象。张大千“高仿”的古画从石涛、八大山人、宋徽宗到唐伯虎，那是信手拈来。
至今张大千的不少“高仿”伪作，都被当作古风真迹，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可见大千的“高仿”已达到“登峰造极”水平。张大千一生究竟“高仿”出多少张假画？又有多少张伪作当真迹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可能永远是个谜。但张大千的画本身，就已价值连城。
4.清代“高仿”瓷器是突出特色。岂止绘画，古瓷高仿更是国家行为。像瓷器中的明仿元宋、清仿明元的很多仿品，都是官窑珍品。
尤其，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为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的一页。
但清代瓷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高仿”，特别康熙年间模仿前代名瓷，已成这一时期的制瓷特点。如，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
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康熙44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为此，对“高仿”文物，不能一棒子打死，更不能一概排斥。当今时代，文物收藏界该如何给“高仿”一条生路，当值得深思。
三、对博物馆的监守自盗应按1:10统计
1.南博以“伪作”涉嫌盗窃不同于“高仿”。文物买卖中用“高仿”以假乱真获利，同博物馆将真品鉴定成“伪作”，进行偷盗抢劫，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日本出版界老字号的“二玄社”，“高仿”出的“假画”，却能作为拍卖行中鉴定古画真伪的标准。自1996年旅居新加坡的苏绣女士，将这一日本古代书画复制品牌引进中国大陆以来，这批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名画为主的复制品已经走遍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阳、西安等几十个城市，成为上百场展览的主角，财源滚滚而来。
辽博曾举办《清宫散佚书画名品与仿真品对照展》，运用世界最先进的照相扫描设备和其它科技手段，能将原书画的水印、裂纹、霉斑，印章色相、深浅明暗，都能“克隆”出来。但此次“高仿”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和古书画版权单位授权，制作程序相当缜密规范，全部加盖辽宁省博物馆监制印章编号出售。
2.博物馆监守自盗已经绝非个案。由于毒品、性侵等很多隐秘作案的统计很难，为此，根据国际研究和部分公开报告(如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的统计),隐性比例普遍在1:5至1:10之间。这意味着当有一起毒品案件被揭露出来时，背后可能还有5-10起类似的案件尚未被发现或报告。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性侵害案件的隐案率是1:7。这意味着当有一起性侵害案件被揭露出来时，背后可能还有七起类似的案件尚未被发现或报告。
类似南博这样以“伪作”之名，进行“空手套白狼”的大搬运犯罪行为，由于其涉密性高、专业化程度强、过程又很复杂，时间跨度大，更不易被发现，已经远远超过贩毒、性侵的隐秘性，为此，应按国际通用1:10的隐性犯罪比例统计，必须“举一反十“。
3.严打博物馆各种监守自盗刻不容缓。试问：就是所谓“文革”的被“浩劫”年代，国家级博物馆可曾出现一例，以“伪作”之名盗卖国家文物的事情发生？可曾出现任何监守自盗文物的案件发生？可曾出现管理者丢失一件国家馆藏文物的事情发生？
可自改开以后，类似南博这样拒不交代，按什么程序鉴定的“伪作”，何人鉴定的“伪作”？鉴定为何人的“伪作”？属于什么年代的“伪作”？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意宣布真品为以“伪作”，并剔除剔除之馆藏之列，“一条龙”地盗卖文物，仅从见诸报端的就时有发生，而且，成为实行贿赂腐败的一个新特点，简直骇人听闻。
结束语：博物馆的监守自盗，其比犯罪本身还恐怖的，则是需要付出最珍贵、最稀缺、最不耐损耗、最需要修补的国家公信力。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包括司法机关，不仅要深入调查南博涉嫌制造“伪作”的违法犯罪，更要在全国的博物馆进行一次大排查，不仅一查到底，更要一查到顶，千万别又不了了之，要大力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既要严厉打击此种犯罪行为，又要抓紧“亡羊补牢”。
【文/辽宁王忠新，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