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行坤、李舵、魏劳泉

　　胡马雍 (采写整理) | 澎湃思想市场

　　[导读]近日某外卖平台临时加日单量，导致骑手无法完成过年任务。不少骑手抱怨道，正是因为看重过年8000多元的任务补贴才决定留守接单，如今全面复工不缺骑手，临时提升的任务标准颇有“用完即弃”的作风。

　　本文从“劳动光荣”到“劳动剥削”的演变出发，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语境下，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社会生命的一部分，它是自主、自立、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因而人们赞美劳动，提倡劳动光荣。但对于当前归服于资本利益的打工人来说，他们的劳动已失去了过去的意义，而被异化为资本牟利的过程。如果打工人只是在为资本打工，劳动者得不到自我提升的体验时，又何来打工光荣呢?相较倡导“打工人”的积极心态，真正有意义的是更多地去揭示和直面打工人普遍遭遇的各种难题——劳动保障问题、收入问题、生理心理问题、家庭生育乃至教育发展问题，并想办法去改善。

　　本文为澎湃新闻“圆桌·劳动论”的与谈稿，转自“澎湃思想市场”公众号，原文较长，此为摘编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打工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劳动者到打工人的历史谱系

　　胡马雍：“打工”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中文语境中的?

　　王行坤：“打工”一词最早见于香港、台湾与新加坡等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有“打工仔”、“打工妹”之类的说法，后来逐渐都被“农民工”这个概念所取代。也就是说，打工其实对应的是流动性劳动人口，国企内的稳定工人和私企内的专业白领是不算打工的。直到“打工人”这一说法的出现。

　　李舵：对，打工这个词一开始是从粤语的“打工仔”来的。而农民工这个概念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就有，但是九十年代“民工潮”后才普及。九十年代出现了涌向东南沿海的民工潮，农民工才成为主流媒体对打工者的常见称呼。

　　王行坤：而在那之前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存在打工的概念的，因为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或者是有待被改造成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前剥削阶级集团成员。但是在收入和身份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还存在着差别，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劳动强度的区别等。这时候为了实现直接劳动者即被管理者的主人翁地位，就需要对生产空间进行一些调整，如缩减劳动时间，改造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胡马雍：这种区别在当时是否也会出现“老板”“工人”这样的区别?或者管理者/工人之间的区隔是否会大到让工人觉得自己是在为别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