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李焕英》为什么讲东北话？
春节期间很多人都看了电影《你好，李焕英》。
这是一部非常出彩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38亿，位列中国电影史第六。
今天我们不谈电影，谈电影中的“口音”，很多人都发现了，电影中湖北襄樊的工厂里，工人们都讲“东北话”。
其实这是尊重历史的，电影中胜利化工厂的原型，就是兵器集团525厂——湖北东方化学工业公司，是由兵器集团375厂——辽宁庆阳化工有限公司包建，兵器集团805厂、845厂和255厂协助建设的。这是当年“大三线建设”时期的工厂，厂里说的话，就该是东北话。
我再举个例子，四川有个城市，叫攀枝花。
但这个城市里的人，说的却不是西南官话，而是一种西南口音和东北口音杂糅的方言，整个城市，都带点东北口音。
比如说“干什么”这句话，在东北话中是“干啥”，在四川话中是“搞哪样”。而攀枝花人会说“干哪样”。
60年代“三线建设”，攀枝花市成立“特区”，1965年攀钢始建，十二万二千六百多人外省移民来到这里，其中最多的是辽宁人，近三万，加上吉林省的五千九百多人、黑龙江省的二千九百多人。东北籍的移民共有三万七千多人，虽然人数不占优势，但钢铁、煤矿、林业系统技术工人和领导干部多来自东北地区，子弟校老师也大多来自东北，普通人要学知识、技术，都要会点东北话，久而久之，这座四川“钢铁城市”，就都有了“东北腔”。
东北话，在三线建设时期，也叫“厂话”，顾名思义，就是厂里头的通用语言。那时候的工程师、技术工人、领导干部、教师，大多数也是东北人……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东北工业化比较早，普遍受教育水平高。
一位大西南的大三线二代子弟曾经感慨：“我们的厂上海人，湖北人，湖南人、山西人都有，当然最多的是东北人。全国各地的人汇集到一起，最后都被东北人赤化了。因为大家必须有一种语言为主，所以东北普通话成为主流，特别是厂子弟，打生下来学的话就是“厂话”。
“东北重工业基地,完成了支援全国三线建设最大任务量的时代重任,约向三线内迁企事业单位200个、人员100万、援建项目300个”。(《改革开放》期刊2018年第2期)。
建国初东北工业产值占全国85%，东北在80年代之前，累计支援全国150万人左右。很多大型企业都是从东北搬迁出去的，比如西飞、成飞、东汽、东电、二汽、攀钢、武钢等，总计是300多家。东北的高校也大都被拆分支援全国，就连改革开放中，也从东北大量抽调人才，支援特区建设。
2020年感动中国人物，那位共产党员、大山里的女校长张桂梅老师，原籍就是东北辽宁人，出生在东北黑龙江，17岁就到云南支边，一直战斗到现在。
解释一下，什么叫“三线建设”，建国初期，新中国70%的工业都分布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这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军事环境下，这种布局是非常脆弱的，不利于我们的国土防御和建设发展。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北方和东南沿海遭遇强敌的夹击，我们工业产业链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于是最高决策者考虑到了这种最极端的状况，为了能够在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就开始了“大三线”建设，把基础工业、技术人才向内陆、西南转移。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左右的2052.68亿元巨资;
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建设三线虽然初衷是为了备战备荒，但是为这些内陆、西南城市播下了工业化的种子，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从长远看，是建设了全中国。
至今，内陆、西南地区，还享受着“三线建设”的遗产，比如说《李焕英》电影中讲的湖北襄樊。
1964年，湖北成为大小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之多,居三线各省前列。湖北大三线主要完成武钢“双二百”综合生产能力配套工程、“二汽”、江汉油田和34家军工单位迁建及新建。
湖北小三线主要完成了以生产常规武器为主体的11家军工企业的建设，襄渝铁路、焦柳铁路、川汉公路以及武汉、襄樊等铁路枢纽也在这一时期建成。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在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这项工程及永久设备全部由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制作和安装。
而在“三线建设”中，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工业基地，向全中国输送了几代伟大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那是在当年的“全国一盘棋”指导下，无偿建设他们心中的理想国。
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会有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