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鲁迅不是“公知”


  前几年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一群公知自诩“当代鲁迅”。

  可他们不学无术,连鲁迅先生的文章都没有好好读过,他们大概不知道,先生《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理水》,骂的正是“公知”这种人,《理水》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在辛辛苦苦治水,拯救人类,而一群“学者”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说他的方法不对,还造谣中伤,污蔑大禹和他带领的人民。

  大家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这段: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 K!”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 ‘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 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 ‘鲧’,他的名字应该叫 ‘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碳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国家养了这么一群“学者”,治国不会,治水不懂,不肯脚踏实地做事,每天就热衷于搞地摊文学,搞历史虚无主义,证明“大禹是一条虫”,为此还写了一大堆论文。

  但是, 大禹不在乎,不在乎这些废物,在他看来,这些家伙都是“放他妈的狗屁”。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这群黑瘦的,乞丐似的,不动、不言、不笑、像乞丐一样,和脚底板满是老茧的大禹一样,属于真正的人民,属于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先生笔下:“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有些人读了鲁迅先生一些讽刺小说,就自以为懂了先生,认为先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对“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这些底层中国人都是讽刺的,认为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是“绝望”的,于是他们惊喜地宣称,鲁迅和他们一样,是“公知”,是“恨国党”。

  他们往往还会断章取义,摘出鲁迅先生的某些句子,讽刺国家和人民,说你看,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你国没有前途”,“你们都是阿Q”。

  这群人最大的问题,是小学语文老师不行,没有教会他们阅读理解的能力,他们只知道嘲笑清末民国时候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却没有品味出鲁迅先生嘲讽之外的悲悯,是的,阿Q糊涂,祥林嫂麻木,孔乙己迂腐,华老栓愚昧.......但这能怪他们吗?你读完小说,就知道他们可笑吗?最可恨、最可笑的,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高高在上的赵老太爷、鲁四老爷、丁举人......等所谓的地主阶级、“精英读书人”吗?

  阿Q是未庄的一个无业游民,这个人欺软怕硬、自轻自贱,擅长“精神胜利法”,自己是社会底层人,偏偏要欺负同样是社会底层人的小D和尼姑,他随波逐流,并没有自己的主见,别人“姓赵”,他也要“姓赵”,别人“革命”,他也要“革命”,一生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最后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中稀里糊涂上了断头台,送了性命。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对阿Q的嘲讽和鄙夷,攻击别人的时候,满口“阿Q”、“精神胜利法”和“你也配姓赵”?却忘了,阿Q也是旧中国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的一个底层可怜人,他自轻自贱、他麻木不仁,都是那个时代那种文化那种制度的错,你嘲笑阿Q,其实就是在嘲笑你自己。那个时代最可恨的是阿Q吗?明明是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这些剥削者、压迫者,他们压迫人民,他们投机革命,他们反复骑墙,他们最终杀死了阿Q。你对真正无耻的统治阶级精英阶层没有一点愤怒,却对阿Q百般苛刻,你才是鲁迅笔下的“小丑”啊。

  孔乙己是一个落魄的旧社会读书人,是“站着喝酒唯一穿长衫的人”,他穷困潦倒,却迂腐可笑,干啥啥不行,“窃书不为偷”,口中念念不忘的学问,居然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最终“发昏偷了丁举人家的书”,被打断了双腿,最后一次去咸亨酒店喝酒后,就永远消失了。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对孔乙己迂腐可笑的嘲讽,却读不出对孔乙己的悲悯和同情,他同样是旧时代的受害者,他在封建文化的教育下,虽然读书识字,却失去了一切生产谋生的能力,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他穷酸迂腐盲目自尊死要面子.....他确实穷困潦倒,只能站着喝酒吃茴香豆,但“穷”可笑吗?反而孔乙己身上还有些不错的品质,他自己穷成这样,还会给孩子吃茴香豆,他还好为人师,要给伙计讲“茴字的四种写法”,伙计不肯学,他还“惋惜地叹了一声”,由此可见他本性是淳朴善良的。他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怪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又被婆婆家抢走,然后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因伤寒病复发而死,孩子阿毛又被狼吃掉。祥林嫂丧魂落魄,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去再次投奔到鲁四老爷家。可是柳妈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但是,鲁镇没人同情她,反而骂她是“谬种”。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他冷峻的讽刺,却忘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很多人读书的时候都学过《祝福》,却把祥林嫂这个可怜的文学形象,作为平时骂人、攻击人的词汇,一口一个“祥林嫂”,这就是他们可怜的阅读理解能力,这就是他们可怜的“共情能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越伟大的作家,往往越“左”,越同情底层的不幸者,越痛恨世道的不公,雨果如是、巴尔扎克如是、托尔斯泰如是,马克吐温如是,鲁迅先生亦如是。

  当代的“公知”们,却没有一个是“左派”,没有一个愿意为底层人、穷苦人说话,他们往往高高在上,坐在私人别墅中互相唱和,和资本家权贵做朋友,享受着远超常人的生活水平,对世界上的劳动者、生产者一无所知,他们甚至鼓吹“穷人就是不努力”、“资本家都是英雄”。

  对于这种人,鲁迅先生也早有定论,他把他们叫做“资本家的泛走狗”。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有人说,鲁迅先生喜欢批评国家和社会,说他“不爱国”,是的,先生生在一个民不聊生、腐朽黑暗的旧社会,看到的是给帝国主义做狗,剥削压榨人民的大清和民国,先生自然要讽刺批判!

  这也是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觉醒者们都在做的事情,到了教员那一代人,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还有武器的批判”。但你不能说鲁迅先生是“恨国党”,反而,正因为他深爱着我们的民族和文明,才会“爱之深,责之切”,才会字字带血,锥心刺骨说得那么透彻。

  鲁迅先生对真正“崇洋媚外”、“恨国带路”的人是不屑一顾,并且深恶痛绝的。

  先生说过:“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先生在《上海漫谈》中和日本人野口米次郎有段对话:

  野口米次郎:“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无法令人民安居乐业的话,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国那样,把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交给日本管理呢?”

  鲁迅:“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比起被强盗抢了去,还是被败家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杀,我宁愿被同胞杀害也不向外国人低头。”

  先生还在《友邦惊诧论》中嘲讽那些媚外者: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说到底,先生以笔为枪写文章,是为了国家好,是为了国家解决问题,但“公知”阴阳怪气放酸屁,是为了制造问题,解决这个国家。先生是“民族魂”,他们只是“民族的渣滓”。

  教员同志都是鲁迅先生的粉丝,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教员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篇《论鲁迅》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称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教员还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

  60年代的时候,教员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先生对权贵、资本家或许不屑一顾,但他对同志、对战友、特别是对青年,确实非常温和的,充满鼓励的。

  《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北京通信》:“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只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先生说得对,多年之后,真的出了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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