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鲁迅不是“公知”

　　前几年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一群公知自诩“当代鲁迅”。

　　可他们不学无术，连鲁迅先生的文章都没有好好读过，他们大概不知道，先生《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理水》，骂的正是“公知”这种人，《理水》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在辛辛苦苦治水，拯救人类，而一群“学者”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说他的方法不对，还造谣中伤，污蔑大禹和他带领的人民。

　　大家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这段：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 K!”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 ‘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 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 ‘鲧’，他的名字应该叫 ‘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碳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国家养了这么一群“学者”，治国不会，治水不懂，不肯脚踏实地做事，每天就热衷于搞地摊文学，搞历史虚无主义，证明“大禹是一条虫”，为此还写了一大堆论文。

　　但是， 大禹不在乎，不在乎这些废物，在他看来，这些家伙都是“放他妈的狗屁”。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这群黑瘦的，乞丐似的，不动、不言、不笑、像乞丐一样，和脚底板满是老茧的大禹一样，属于真正的人民，属于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先生笔下：“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有些人读了鲁迅先生一些讽刺小说，就自以为懂了先生，认为先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对“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这些底层中国人都是讽刺的，认为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是“绝望”的，于是他们惊喜地宣称，鲁迅和他们一样，是“公知”，是“恨国党”。

　　他们往往还会断章取义，摘出鲁迅先生的某些句子，讽刺国家和人民，说你看，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你国没有前途”，“你们都是阿Q”。

　　这群人最大的问题，是小学语文老师不行，没有教会他们阅读理解的能力，他们只知道嘲笑清末民国时候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却没有品味出鲁迅先生嘲讽之外的悲悯，是的，阿Q糊涂，祥林嫂麻木，孔乙己迂腐，华老栓愚昧.......但这能怪他们吗?你读完小说，就知道他们可笑吗?最可恨、最可笑的，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高高在上的赵老太爷、鲁四老爷、丁举人......等所谓的地主阶级、“精英读书人”吗?

　　阿Q是未庄的一个无业游民，这个人欺软怕硬、自轻自贱，擅长“精神胜利法”，自己是社会底层人，偏偏要欺负同样是社会底层人的小D和尼姑，他随波逐流，并没有自己的主见，别人“姓赵”，他也要“姓赵”，别人“革命”，他也要“革命”，一生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最后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中稀里糊涂上了断头台，送了性命。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对阿Q的嘲讽和鄙夷，攻击别人的时候，满口“阿Q”、“精神胜利法”和“你也配姓赵”?却忘了，阿Q也是旧中国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的一个底层可怜人，他自轻自贱、他麻木不仁，都是那个时代那种文化那种制度的错，你嘲笑阿Q，其实就是在嘲笑你自己。那个时代最可恨的是阿Q吗?明明是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这些剥削者、压迫者，他们压迫人民，他们投机革命，他们反复骑墙，他们最终杀死了阿Q。你对真正无耻的统治阶级精英阶层没有一点愤怒，却对阿Q百般苛刻，你才是鲁迅笔下的“小丑”啊。

　　孔乙己是一个落魄的旧社会读书人，是“站着喝酒唯一穿长衫的人”，他穷困潦倒，却迂腐可笑，干啥啥不行，“窃书不为偷”，口中念念不忘的学问，居然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最终“发昏偷了丁举人家的书”，被打断了双腿，最后一次去咸亨酒店喝酒后，就永远消失了。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对孔乙己迂腐可笑的嘲讽，却读不出对孔乙己的悲悯和同情，他同样是旧时代的受害者，他在封建文化的教育下，虽然读书识字，却失去了一切生产谋生的能力，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他穷酸迂腐盲目自尊死要面子.....他确实穷困潦倒，只能站着喝酒吃茴香豆，但“穷”可笑吗?反而孔乙己身上还有些不错的品质，他自己穷成这样，还会给孩子吃茴香豆，他还好为人师，要给伙计讲“茴字的四种写法”，伙计不肯学，他还“惋惜地叹了一声”，由此可见他本性是淳朴善良的。他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怪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又被婆婆家抢走，然后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因伤寒病复发而死，孩子阿毛又被狼吃掉。祥林嫂丧魂落魄，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去再次投奔到鲁四老爷家。可是柳妈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但是，鲁镇没人同情她，反而骂她是“谬种”。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他冷峻的讽刺，却忘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很多人读书的时候都学过《祝福》，却把祥林嫂这个可怜的文学形象，作为平时骂人、攻击人的词汇，一口一个“祥林嫂”，这就是他们可怜的阅读理解能力，这就是他们可怜的“共情能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越伟大的作家，往往越“左”，越同情底层的不幸者，越痛恨世道的不公，雨果如是、巴尔扎克如是、托尔斯泰如是，马克吐温如是，鲁迅先生亦如是。

　　当代的“公知”们，却没有一个是“左派”，没有一个愿意为底层人、穷苦人说话，他们往往高高在上，坐在私人别墅中互相唱和，和资本家权贵做朋友，享受着远超常人的生活水平，对世界上的劳动者、生产者一无所知，他们甚至鼓吹“穷人就是不努力”、“资本家都是英雄”。

　　对于这种人，鲁迅先生也早有定论，他把他们叫做“资本家的泛走狗”。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有人说，鲁迅先生喜欢批评国家和社会，说他“不爱国”，是的，先生生在一个民不聊生、腐朽黑暗的旧社会，看到的是给帝国主义做狗，剥削压榨人民的大清和民国，先生自然要讽刺批判!

　　这也是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觉醒者们都在做的事情，到了教员那一代人，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还有武器的批判”。但你不能说鲁迅先生是“恨国党”，反而，正因为他深爱着我们的民族和文明，才会“爱之深，责之切”，才会字字带血，锥心刺骨说得那么透彻。

　　鲁迅先生对真正“崇洋媚外”、“恨国带路”的人是不屑一顾，并且深恶痛绝的。

　　先生说过：“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先生在《上海漫谈》中和日本人野口米次郎有段对话：

　　野口米次郎：“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无法令人民安居乐业的话，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国那样，把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交给日本管理呢?”

　　鲁迅：“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比起被强盗抢了去，还是被败家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杀，我宁愿被同胞杀害也不向外国人低头。”

　　先生还在《友邦惊诧论》中嘲讽那些媚外者：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说到底，先生以笔为枪写文章，是为了国家好，是为了国家解决问题，但“公知”阴阳怪气放酸屁，是为了制造问题，解决这个国家。先生是“民族魂”，他们只是“民族的渣滓”。

　　教员同志都是鲁迅先生的粉丝，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教员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篇《论鲁迅》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称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教员还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

　　60年代的时候，教员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先生对权贵、资本家或许不屑一顾，但他对同志、对战友、特别是对青年，确实非常温和的，充满鼓励的。

　　《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北京通信》：“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只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先生说得对，多年之后，真的出了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