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关于所谓“毛主席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定下钢产量翻番高指标”

　　下面这张图，唠唠。

　　关于炼钢领域的“1958年钢产量翻番”，这确实是毛主席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讨论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全国工农商的工作）提出的。

　　先下结论：在这个会上，确实是毛主席提出“能不能在1958年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这也是整个大跃进期间毛主席提出的唯一一个“高指标”。

　　但是提出的前因与过程，总是被后世刻意忽略。

　　忽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老人家泼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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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前因”，其实就是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苏联。

　　1957年11月毛主席带着彭总、叶帅等人从莫斯科参加完社会主义大会回国后，很受刺激，特别是对于苏联的尖端武器和工业化进展相当向往。

　　加之赫鲁晓夫此前在核武问题上装X（不给中国提供原子弹图纸和技术援助，直到毛主席以不去参加1957年莫斯科大会相要挟，才换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毛主席和彭总叶帅等军队人士，确实对中国工业加快再加快充满着期望。

　　讲白了就是确实心急。

　　第二个背景：“反反冒进”

　　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周恩来、陈云同志在少奇同志等人支持下提出的在1956年经济建设中开展“反冒进”的正确决策提出批评。

　　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日渐升温，认为“反冒进”泄了六亿人的气，和资产阶级右派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明确以后不能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只能反右倾保守。

　　少奇同志和周恩来两个人在1956年搞的这个“反冒进”，实际上真的如字面意思的“反对激进”吗？

　　根本目的还是一个字：“斗”。

　　少奇同志的目的是想让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让专业化阶层与官僚阶层进一步巩固、让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即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日益扩大。

　　同时，让社会变革进一步推迟。

　　这也是其“包办代替主义”思想的体现。

　　少奇同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党内一直很难得到普遍支持，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压过其他头头的战功，在军队里没有支持者。

　　这很致命，且他也一直不擅长农村工作，土改中就有的“左”倾错误很难说与他完全无关吧？建国前后主张“富农剥削有理”的也是他，之后都被延续到大跃进运动。

　　在第一代中，毛朱周不说，连小平同志在军中都有不小威望，陈云同志又无意往上走，那么在七大上成为实际二号人物（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少奇同志，建国后便很麻烦。

　　想想，高岗为啥自始至终不服他？

　　因此，少奇同志在建国后，将自己的老部下们纷纷授以高位，同时主动向老精英们（旧国民党公务员、知识分子、资本家）示好（如“剥削有功”论，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这些都是与毛主席思路相逆的。

　　少奇同志就这样努力促成地下党系统+政工系统+传统上层精英的合流，这也激化了他与军队工农干部的矛盾。

　　社会力量处于强势的军队干部在建国以后竟然被边缘化， 社会力量处于弱势的政工地下党干部却掌握大权，这也是建国后三十年时间里政局不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要看到，一五时期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毛主席由此点明可能发生的农业危机和贫富分化。

　　因此主席主张：虽然还要像过去一样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必须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投资；除利用和发展先进大城市工业外，还必须发展沿海与偏远地区工业；除大 规模城市工业化外，还必须转向农村的中小工业；除中央部门的指导外，还必须要扩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自主权。

　　这就引发了少奇同志的不满，所谓“反冒进”就这样登上台面，毛主席当然要反对。

　　1958年夏天北戴河会议的两个月前，6月17日，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一波同志，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发展向中央做了报告。

　　一波同志指出：“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越英国！”

　　四天后，冶金部党组关于钢产量的报告也送到中央，其中明晃晃地写着：“华东区提出，明年华东区钢产量将达到800万吨……从各大区协作会议的情况看，明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达到3000万吨。”

　　于是第二天，6月22日，毛主席将报告抄送给了刘邓黄三人，并有了开篇那张图。

　　这就是8月份北戴河会议时，毛主席“信心”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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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过程”。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主席还是对1070万吨有点打怵，或者说最主要是缺乏认知——毕竟论种田，他是农民出身，下面吹嘘的什么“亩产万斤”根本骗不了他；但是论炼钢，主席并不在行。

　　于是他又召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以及各钢铁大省大市的负责人，加开了一个小会。在这个小会上，他挨个一对一地询问。

　　结果，包括安徽马鞍山市委书记赵敏、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武汉市委书记、太原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他们全部回答：“可以！”

　　最后问到刘彬、袁宝华和王鹤寿。

　　刘彬也是回答：“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而袁宝华和王鹤寿则“心里打鼓”，但是这两人也都没有去直接否定，而是做出承诺，“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

　　但即便如此、即便在小会上所有人都“打包票”，毛主席还是谨慎。

　　最后，他去问了一波同志和陈云同志。

　　一波同志对“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这样大家看到会义无反顾、努力奋斗。”

　　至于向来对经济数字十分敏感的陈云同志，也在私下同袁宝华、王鹤寿经过仔细计算后，对毛主席回答：“嗯，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就这样，毛主席才终于下定了决心，定下了“1070万吨即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高指标，交代胡乔木第二天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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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基层问题一大堆后，毛主席发现自己错了。

　　可是毛主席在发现错误后一点没有回避，直接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做自我检讨、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

　　不过他的党内通讯却被少奇同志压了下来，因为检讨里直接点明了基层在搞“浮夸”，这就涉及到了农业领域的放卫星——而作为早就主持一线工作的“接班人”，少奇同志自然无法容忍……

 

 

　　此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再次做了自我批评，毫不回避地大谈钢产量高指标的问题。

　　然而，后世之人却也“借坡下驴”得把“1070万吨”的错误，干脆就扣到了毛主席的脑袋上。

　　对此，1993年时，袁宝华坐忍不住、替毛主席鸣冤：“1958年北戴河的座谈会，是我们在那里糊弄了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一样，鞍钢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是三十年前确实太浪漫主义了！”

　　前副总理古牧也有回忆：“1959年7月21日上午，周总理召开全体会议，他说，‘毛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决定，这样一来，毛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大家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是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是封锁毛主席嘛！’……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指标，本来毛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结果大家都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肃教训！’”

　　这就是所谓“毛主席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定下钢产量翻番高指标”的真相。

　　●资料见《袁宝华文集》与《缅怀毛泽东》（上）330页-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