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案件与舆论监督能分得清吗？

　　昨天，全国律协新出的《关于禁止违规炒作案件的规则（试行）》在律师们的朋友圈刷屏了，所看到的几乎都是质疑声。我认真学习了新规，发现有的内容在《律师法》以及律师执业规范中也有表述，只是如此大张旗鼓地集中规定，确属首次。我也注意到，今年开展的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并没有把惩治早被诟病的行贿律师作为内容之一，而是将禁止违规炒作案件纳入专项治理的重要内容。

　　2021年10月15日，全国律协官方公众号“中国律师”发布了新一届全国律协领导班子成员，一正十四副，他们大多是地方律协的会长，其中高子程律师是原北京律协会长。《关于禁止违规炒作案件的规则》就是10月15日第十届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的。也就是说，新一届律协领导班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这个禁止违规炒作案件的规则。我注意到，有的法院第一时间也转发了这个规则。

　　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我当然赞同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建设，防止律师通过违规炒作等方式影响案件依法办理，维护诚信公平的良好执业环境，维护行业形象，维护司法公正，这也是我这大半年一直在呼吁惩治行贿律师的出发点。而且，我也是一直反对“违规炒作”，尤其是反对该规则所列的大多数不正当方式违规炒作案件的情形的。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样一个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必然会堵塞舆论监督和司法不公救济的渠道。

　　首先，什么是“炒作”？什么是“违规炒作”？很明显，这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任何一部法律里也找不到。《现代汉语词典》最新版，给“炒作”一词的定义是：为扩大人或事物的影响而通过媒体做反复的宣传。那全国律协对《关于禁止违规炒作案件的规则》通过媒体做反复的宣传是不是炒作？可能会长们认为，这不是“违规炒作”，而是合法报道，那“违规炒作”与“合法炒作”的界限在哪？“炒作”如果是个贬义词，就无需以“违规”加以修饰，禁止一切“炒作”就完了。如果它是个中性词，那许可的“炒作”又是什么？在案件未审之前，官媒对某案大规模的报道，又算什么？

　　这三年的扫黑除恶中，很多地方都通过官方通告发布，鼓动广大人民群众举报某个涉黑涉恶团伙，有的甚至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案件还在侦查阶段，就通过报纸、电视、官方公众号公布他们的照片、被指控的罪名、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这算不算“炒作”？案件没到法院，当地公安机关就大规模宣扬“一举成功打掉某涉黑涉恶犯罪组织”，算不算“炒作”？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法院就迫不及待发布审判成果，上级法院公号还转发，算不算“炒作”？更不要说那些未审先定，安排上电视认罪认罚或者提前拍警示教育片的了。不允许律师庭外发声，可是这些官媒大规模的庭外宣传报道，又有谁来禁止？

　　其次，如何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批评、检举、控告权以及舆论监督权？我国的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一般可以通过信访渠道行使，可是如果有关部门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不作为，公民是否有正常的舆论监督权？是否有正常的公开表达权？公民拥有的权利，律师是否也有？那对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正常的批评、检举、控告权利怎么与所谓的攻击、诋毁、侮辱、诽谤相区别？

　　例如，某刑辩律师发现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有非常具体而明确的线索，但通过正常的投诉控告渠道根本没法解决，事实上也不会给你解决，他是否可以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这种反映公安司法机关违法办案的表述，是否属于攻击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攻击现行司法制度？实践中，经常会有违法办案的机关投诉执业律师，把对他们程序违法的批评，都作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煽动对司法机关不满的言论。某些个别有问题的官员，就代表起了整个司法机关？什么是“歪曲、丑化”，什么是“依法、客观、公正、审慎”，谁来评判？实事求是陈述事实，在读者看来可能是客观公正的，但在办案机关看来就是“歪曲、丑化”。

　　再次，新规基本上禁止了一切公开披露案件的途径，是否违背公开审理以及公民知情权？公开审理的案件，承办律师不得披露、散布通过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活动获取的可能影响案件依法办理的重要信息、证据材料。未经法庭许可，案件承办律师不得通过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发表评论或者其他方式，对外披露未经公开的庭审细节和情况。案件审理终结后，律师、律师事务所不得通过违规炒作案件，为后续可能产生的再审、抗诉、申诉等法律程序制造舆论压力。一句话，就是“闭嘴”。可是，哪个冤案的平反，不是借助舆论的影响呢？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若没有那么多律师前赴后继的庭外发声，那么多媒体的接力报道，根本不可能平冤。

　　新规的假设性前提，是所有的司法机关都能依法公正办案，所有的办案人员都能做到程序公正，并充分尊重律师意见，他们绝无可能违法办案。但实际上，这个大前提，是不存在的。在那种理想化的情形下，其实不用律师，也不会有冤案存在。可实际上，现在不仅有大量的冤案，而且正常救济渠道不畅。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整出来几万违法违纪办案人员，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因此，舆论监督才成为抵御违法办案的一种制衡手段，只有真正负责任的律师才会冒着风险去发声，甚至有的律师总结办冤案成功的方法就是“庭上辩，庭外喊”。

　　高子程律师当年办李庄案时，找了陈有西律师做搭档，事后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的原话是：“希望起码能让公众知道事实真相。于是很多人就跟我建议怎样能够让公众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陈有西善于宣传而且他还有自己的网站，我就请他做搭档，然后通过他的网站把这个事实披露出去，让公众知道这个案情真相、案件事实，公众可以作出评判。”我认为高子程律师的观点是对的，律师披露案件事实，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为了让司法机关违法办案，而是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所以，总体上来说，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

　　还记得李庄那首著名的藏头诗是怎么被披露的呢？我引述一下当时媒体的报道：李庄的代理律师高子程到看守所会见李庄，李庄悄悄把“认罪书”复印件放在手心，但是有警方人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李庄找准机会，把小纸团扔到高子程桌子上，高子程迅速用档案袋压住。一会过来一个警察，对高子程说刚才他拿错了一张表格，要翻看一下。高子程装作拿档案袋，把纸团摸在了手中，警察没看到什么，走了。高子程趁机把纸团放进了衣服里。找到机会，李庄悄声要高子程看每行的第一个字。后来的事情，公众都知道了。

　　高子程律师是我敬重的律师，真不希望他当了全国律协会长，变成当年他自己反对的人。曾经的屠龙少年，会变成恶龙吗？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自由与边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能否吸收更多的律师参与规则的制定？我们作为律协会员，能否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作为刑辩律师，多年来我严格规范执业，为当事人兢兢业业，但又如履薄冰。最后，借用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所言，我只向真理低头，我所有的呐喊，都是为了中国更好地实现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