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三十年祭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场十分冷清，主席台上只有共和国院主席一人就座，连到会人数也没有做登记。这场例行公事的最后会议只有一项议题：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持续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走到了最后一刻。

　　苏联解体时我还在上小学，没有什么太直观的印象，只记得从大人口中听到的“戈尔巴乔夫”这个名字，以及此后没多久就断断续续耳闻到的“卢布贬值”之类新闻。2001年时，有位叫黄苇町的人写了一篇《苏共亡党十年祭》，反响不小。我国对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一直非常重视，2006年社科院又拍摄了八集政论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这部片子B站现在还能找到，弹幕也很多，可见有不少年轻网友对这个课题较感兴趣。

　　我个人对苏联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以下从几个方面分别说明：

　　1、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自理论提出之后，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成功实践的产物。俄罗斯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在“红色附体”之后，短短几十年就一跃成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第一世界国家。它的存在雄辩的证明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并不一定需要资本家，也能自己解放自己，也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现代文明国家——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这样。它曾经振奋了全世界亿万无产阶级，鼓舞他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

　　甚至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苏联的存在，也使得资本家不得不做出姿态和退让，进行积极的社会改革、与苏联抢夺人心，防止本国人民被“赤化”，从而间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了权利。

　　2、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从1840年开始，一再沉沦，一败再败，沦落到山河破碎的境地。中间无数仁人志士也想过办法，想过改良，也有辛亥革命建立民国这样的尝试，但都无法挽救国家。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传入中国之前，没有人能找到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

　　旧中国的问题与当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有一定类似，都是陷入了“低生产力—落后上层建筑”的“互锁”之中。希望改变中国的精英人物，他首先看到的是中国船不坚炮不利，因此首先会想到引入先进的“器物”。但第二个阶段，他又会发现，引入了先进器物没用，因为这些少量的近代化烛火，很快就被小农经济和思想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先进的设备在落后的人和落后的社会手里，发挥不出作用，照样要挨打。因此，他又会意识到，应该是先唤醒国人，改变落后的旧思想和旧文化。然而，第三阶段，他在试图改变旧文化的过程中，会进一步意识到，光靠所谓的“唤醒”根本无效，因为他们的落后思维是由自己身处的落后生产力环境所决定的，他们在那个环境下做出的选择，恰恰是适合在这种低等生产力水平下更适合生存的方式。

　　至此，“救国救民”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想提升生产力，但落后的上层建筑拖后腿根本走不动；想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没有更高层面的生产力又敲不开广大愚昧顽固的大脑。二者的改良都以对方先改良成功为前提，直接死锁了，无解。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拨开了历史发展的迷雾，中国本土革命家以此武装思想，锤炼了一支队伍最终改天换地，中国还要在黑暗中不知道再摸索多久。

　　而且，再往后拖，就没多少时间了。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哪怕只再晚上二三十年，今天的中国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几乎百分之百比现在糟糕的多。对一个国家而言，有些历史风口稍微错过，就再难来了。

　　3、但后来的苏联，又成为了中国的敌人。一段时间内，甚至是最大的敌人。苏联的钢铁洪流，一度是中国领导者忧虑的对象。甚至南方自卫反击之时，大批军事力量却是在北方布防。

　　苏联衰落，中国在其中也是出了一些力的。当然，可能不一定想到苏联崩的这么快。1989年5月15日，时隔三十年之后，苏联领导人再次访问中国，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但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内部已经是风雨飘摇了，甚至连中苏两国内部都已经是暗流涌动。与中国为敌四分之一世纪，此时苏联转向已经太晚了。

　　千年以来，自北方的威胁就时时萦绕在中原王朝的心头。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止一个中原王朝直接或间接亡自北方军事力量。苏联的分崩离析，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来自北方的威胁。继承苏联的俄罗斯虚弱不堪，面对欧美步步紧逼已经无暇顾及东方，与中国“背靠背”结盟的意愿，也是由此而来。如今的中俄友好是地缘政治的结果，是实力格局的体现，这种来自实际利益的友好，比单纯的意识形态更稳固一些——至少在实力格局进一步变化之前是这样。

　　4、苏东巨变，苏东毫无意外是失败者，欧美则显然是胜利者。而中国的地位则有些微妙。一方面，中国解除了北方的军事威胁，但由于中国的国家性质，在意识形态层面，又同时是冷战的战败一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西方除了被丑化之外，又增加了失败、无前途的色彩。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内，中国的立国政治理念被贬低到了最卑微的地步。甚至在中国国内，已经被几乎等同于“期货死人”，“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不是三年，就是五年。一大批社会精英对国家前途、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认为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过是“过渡”状态，西方所谓的 “普世价值”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公开讨论各种“政治转型”、鼓吹私有化、瓜分国有资产、污蔑开国领袖、污蔑革命烈士，都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而西方在经济层面的明显优势，又为所谓“普世价值”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背书。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除了极少数人还能穿透历史迷雾，看出冷战胜利者背后的“美国反对美国”之外。相当多的政治精英和学界精英，都已经是“殇”的形状了。这种情况直到2012年之后，才逐渐有所好转。但其中仍有不少人，一直潜伏到今天，还在占据着某些重要的位置，自居“师祖”，继续培养徒子徒孙。

　　直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仍然是意识形态上被动挨打的一方。西方用一些他们自己做惯了的“罪名”，随意罗织一些“罪状”，就能颠倒黑白、呼风唤雨。西方国内再出问题，也是“个例”；而中国的个例，则更容易被上升为“体制问题”。这些思维定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冷战结果的历史“遗泽”。

　　5、苏联解体是必然还是偶然呢？我个人倾向于是必然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地域、民族特征的国名，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是非常罕见的。

　　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认同，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共识之上的。共识存在，则国存在；共识不存，则国亡矣。

　　那这个意识形态的共识能长期存在吗？从苏联的历史看，是不能的。由于生产力的限制，苏联长期实际上是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水平的。这在建国初期问题不大，共产主义理想、引入新生产力产生的红利，以及参与建国的政治强人加持之下，苏联经济高速发展。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由于再向上“拱不动”了。此时由于前期迅速发展而进入了“资本主义水平”区间内的生产力，就会源源不断产生与其自身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丧失信仰的苏勋宗勃列日涅夫、苏顺帝戈尔巴乔夫，就算有人穿越过去杀死了这两个人，也会有其他的人来代替他们的位置。当然，溃败有可能会晚一些，或者轻一些，比如只变色而不解体那么碎，甚至有很小的几率可能熬过美国再多享国几十年。在这些历史细节上，穿越过去的“天降猛男”是有可能有作为的，但在更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当然，这不代表苏联的叛徒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层面上不该被谴责。正如水塘边产生蚊子是难免的，但对于趴到脸上的具体的某只蚊子而言，能拍死还是应该拍死。

　　相对于老大哥，中国的选择则是更加有韧性的。由于旧中国的性质，新中国实际上是同时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方向上取得了解放，因此其“得国之正”是建立在双重合法性基础之上的。这双重合法性可以互相交替照应。一条腿累了，还有另一条腿能站住——穷则独善其身（民族主义），达则兼济天下（共产主义）。进可攻，退可守，不至于像苏联那样把全部的身家都赌在一个篮子里。这使得中国在国际共运的低潮期可以用另外一条腿“苟住”，然后缓慢发育，再图“中原”。

　　同时，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也时刻警醒着中国。党决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决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的动力和能力，决不能滑进“历史周期律”里。苏联亡国，百姓之痛，勿临华夏。

　　多说一句，其实除了苏联之外，还有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其国内自各大洲迁移来的诸色人等，不过是为了一个“梦”，并没有足够的民族认同作为保底保命的支撑。一旦超级大国的光环消失，内部利益之争下，未必不会分崩离析。

　　6、总结：苏联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的伟大尝试，虽然由于不可抗力而失败，但其创立、发展、振兴、蜕变、灭亡，都为人类文明在追求自身解放过程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内心感谢苏联曾经给过我们的启示和帮助，同时也不希望那个红色帝国再次回来，那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老大哥走好便是，你想做而未完成的，会有人帮你实现。

　　不知不觉，已经三十年了。且为毛熊在天之灵上一炷香。相信未来红旗漫卷之后，世界人民书写的史书，会对这段过往做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