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几张脸与胡锡进的几张脸，他俩其实同类，轻重缓急程度不同而已

　　近期胡主编再次成为媒体焦点，我数了数好像三件事：

　　1、否定中美间存在意识形态对抗。他胡说八道，简直已掉到粪坑里不闻其臭，特朗普政权已驱逐中共党人及其家属，可他竟然还在说“美国和西方一些人就是要把中美冲突说成是价值观对立，我们决不能掉入他们的话语陷阱，真把中美和中西推向价值观对抗。”他把一个真实存在的事情竟然说成是“语言陷阱”，似乎不去说他就没有了、消失了，不仅怪诞而且邪恶，为了营造他的“中美夫妻”梦而继续愚弄大众。美国人精着呢，怎能轻易被愚弄，他不就帮着美国人愚弄全体华人吗?

　　2、侮辱主席。这个小人竟然在毛主席诞辰127周年之际，还念念不忘发文称“毛主席晚年错误”，这才正儿八经是个“语言陷阱”。这个语言陷阱是某著名《决议》设计，是太上皇和众设计师们制造的共和国巨大陷害阴谋，他们打着主席功过“三七开”名义，虚假的宣传毛主席“七分成绩”，实际上是将毛主席思想做对自己无害化处理，为复辟精英统治服务。我们那代人许多都陷入这个语言陷阱，因此需要将陷入者与构陷者区别开来，这个小人显然是后者。作为一个党报著名媒体人、长者，本应有义务将真实告诉后代，而他居然继续想构陷下一代，不批他才怪呢!街上逮住扇他耳刮子都可以。

　　3、忽然冒出俩私生子。不知真假，还是被他同事所揭。本来嘛，这似乎私事，而他国家对外喉舌自居，传递国家声音，“中国模式阐释者”，“中国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人格”力量;人们自然得关注这位主编的“人格”，绝非私事可以轻描淡写。可将近一月，我们的“纪委”看上去又在怠工了!我的理解呀，未必在怠工而是在物色人选，找一个替代他的人;这样的人还真难找，一时难产，未必怠工。

　　这三件事从三个侧面勾勒出这位主编的面孔，事实上何止三件事，胡锡进已成为一种现象，被媒体定以为“胡锡进现象”，是多侧面的。“胡锡进现象”研究者乔杉就刻画过他的四副面孔：传递国家声音的“公务员”角色;传递官员或财阀个人声音的“家仆”角色;亦官亦民“山寨主”、“山大王”角色;构筑复杂个人关系(包括资本+权力)的自我角色。

　　×××××××××××××××××××××××××××××××××××××××

　　这样看来要看清他确实有点复杂，正如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复杂中国的叙说者”，看清他确实有点复杂。他虽然把自己定以为“复杂中国的叙说者”、“国家声音传递者”、“中国模式阐释者”，其实就是个小人。体制内对他早有框定：“中纪委”2016年1月28日曾以《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对他行政警告处分，原因是“未经审批擅自去波兰公款旅游”。

　　显然，把他看作行政警告，倒不如看成对他的人格侮辱。

　　我们知道无神论实体经常有这类怪异操作：体制内需要小人，也不得不授予某种权力操作和地位，但又不放心，需留有“后手”，――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后手”就是侮辱他“性嗜好”、“贪女人”，说他“未经审批擅自公款旅游”那是轻之又轻，只是让他意会“你别轻狂”。这么点小事竟然这么大的一个通告，搞得满清风雨、家喻户晓，就是这个目的。我们知道体制内对这类鸡毛蒜皮小事，一般不出通告，最多也就口头，既使需要的话也是内部通告，象这样的对外敲锣打鼓，就是这个目的：有些话体制内不便说、不便做，需要这类小人去，这样可以留有回旋余地。古人的“兔死狗烹”，就是这个意义上说的，体制内需要无数这样的“狗”。

　　果然他也不孚“体制内”望，处处小心谨慎，不敢造次轻狂，我们外人其实可以从他文章的遣词造句和修辞风格揣摸几许，比如他的用词修辞很少强人特有的感性风格，而是显得很“理性”，很少断语，经常是“虽然_____，确实____，但是____，最后____”这类句式(最近网络上传许多老胡句式模板)，很能看出他内心谨小慎微，不似他“造一千枚核弹”凌冽风格;他在国内重大问题表态上基本也是慢半拍，其实是在观察地形，比如一个多月来蚂蚁中止上市、四部门约谈、阿里巴巴被查、马云无声等等，他都以个人名义发声，但总是慢半拍，不似他“造一千枚核弹”急于表达的风格。总之，体制内用“未经审批擅自去波兰公款旅游”侮辱他，“阉人化”是见效的。

　　事实上用“阉人”这种文化外国人也懂，体制内对胡锡进的这种既用又限操作，美国人也懂、也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美国将《环球时报》列入“外国使团”进行限制。事实上真要限制《环球时报》和胡锡进本人的话，完全可以另类操作，比如公布《环球时报》和胡锡进本人背后的资本关系、经营关系、权力关系等，然后以莫须有罪名一剑封喉，FBI没这个本事，世界上就没这个美国了，美国人当初是怎么恶狠狠对待真正左翼人士的?不就一脚踢下坑、雇水军四处造谣?他们没这么操作而是列入“外国使团”，其实就是告诉你：我会给予基本的规则保护，但你必须配合我，由你继续代表“中国”，我们来一唱一和继续“中美夫妻”梦。关键时刻他也会替体制内对美发出“求饶”信号，比如他的“美国和西方一些人就是要把中美冲突说成是价值观对立，我们决不能掉入他们的话语陷阱，真把中美和中西推向价值观对抗”就是，美国不同集团(特朗普、拜登、各路虾兵蟹将…)收到该信号会做不同处理，当然首先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因此他就是个小人，为巩固其体制内话语地位，对我们敬爱的人举起屠刀，哪怕生日、忌日也不顾。他就是被体制内雇佣干脏活的小人;体制内不敢公然摸黑毛主席，由他接下这脏活，体制内为维护“形象”无脸向美求饶，由他接下这脏活。因此管他三副脸、四副脸、几副脸，他真正的脸就是“接体制内脏活”。只有看清这张真脸才能解释他其他各种异相和矛盾表现，诸如或而“造一千枚核弹”的凛冽杀伐，或而“我们决不能掉入他们的话语陷阱，真把中美和中西推向价值观对抗”的百媚丛生。

　　这倒使我想起另外一个人：茅于轼。

　　在我的定义中，茅于轼也是“接体制内脏活”的人。虽然他经常以“反政府”形象示人，凡事不能看表面，要看他背后的实质，这可是他有别于常人的高明之处，用尽心计的高明之处：他这把老骨头了，既使真“反”起来谁又能奈何他几许?可他如此伪装获得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比如首先就可以躲过怀疑的耳目，因为他在“接体制内脏活”。其实当时就不是秘密，当时人们就发现，体制内不便言说的政策、研究，就由他的黑工场制作完成，当时引起社会普遍反感的政策和研究就是通过他的天则研究所向外报告，通过他来试探社会反应。这类脏活的类型众多，包括房地产、粮食、金融、水电煤、工农业等等;甚至不避耳目，公然体制内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体制内工作人员借用他体制外“天则研究所”这块牌牌向外报告、试探社会。这种做法已涉嫌犯罪，我曾写过一篇《委托左翼网站致信黎阳先生》(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608/119981.html)谈这件事。

　　脏活不仅限于此，还充当打手，也就所谓体制内的“白手套”，专干对左翼义士们罗织罪名、落井下石的脏活、累活。

　　还充当中美联络。照理说中美两个大国，什么东西都在聚光灯下，以外交体面方式运作;可这只是“照例行事”，“例外行事”就不依此例，中美之间“例外行事”的事情多着呢，需要躲过“聚光灯”。他的那个黑工场利用特殊人脉关系充当中美联络，游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因为民间外交也是合法的，也是鼓励的;但是这种外交利益一旦惠及少数，那么合法性就要打个问号了。

　　最后当然翻船了(实际上是被深藏保护起来)，原因并非以上所列，而是中美中日事关钓鱼岛、南海争端中公然的汉奸立场，已涉染国家军事，触犯国家安全根本，再无体制内外切换空间。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宿命所在，既要体制内外切换获取利益，亦要获取外国代理人利益，两种利益冲突时他就失去回旋空间，这个“白手套”就要被脱去了。

　　×××××××××××××××××××××××××××××××××××××××

　　我今天将他俩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别管他俩各有几副面孔，面孔是多么的悬殊不同，愚者察异、智者察同，他俩有个根本共同处，就是“接体制内脏活”，只是轻重缓急程度不同。茅于轼仗着自己老骨头，行事风格极端、彻底无所顾忌，竟然涉染国家军事安全，胡锡进是万万不敢的，至少还想“造一千颗核弹”假装一下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