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与迎春同志商榷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因此，如何定义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目前我们用的生产关系定义是斯大林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丙)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对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单行本，第65页)

　　这个定义公认为权威定义，为各国共产主义者所采用。但是，我们注意到，我国理论工作者迎春同志在多篇文章中，对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提出了质疑，这引起了我们的理论兴趣。

　　他说:“首先，斯大林所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生产过程的资本家剥削无产者的剩余价值;流通领域的劳动力商品买卖;分配领域的资本家获得利润，无产者领取工资;生产出的产品被消费，实现剩余价值的再生产等。这个过程就叫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说成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错误的;其次，‘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互相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分配关系是经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过程的关系、流通领域的关系、分配领域关系等的总和，而不是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是包括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再生产全过程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

　　对迎春同志的质疑，我们拟提出以下商榷意见：

　　首先，迎春同志在对斯大林定义的质疑中，没有提出生产关系的确切定义。因此，他的质疑就没有确切的、可以用来比较的依据。迎春同志根据《资本论》的指示精神，认为生产关系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关系的总合。总和定义是《资本论》结论部分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马克思给出的暂时定义。但这总和的生产关系的确切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只能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中去找。显然，对于读者要求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来说，总和概念是不够的。因此，迎春同志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说不同社会集团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本身，说经济关系是生产各环节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等等，这些解释总和生产关系的说法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没有确切依据的。

　　其次，斯大林是从阶级划分的角度定义生产关系的。《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就是解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经济依据。这个说法的证据是，《资本论》的最后一章，即全书结论部分的标题就是《阶级》。可惜这一章没有写完，但马克思的思路是明确的。斯大林根据《资本论》本身的逻辑，把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把经济结构归结为阶级结构，从阶级的形成和划分的角度，对生产关系的总和概念做了明确概括，提出了上述简单明确的定义。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重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的定义以及列宁的阶级定义可以看作是《资本论》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阶级关系。至少我们可以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定义的方向是正确的，它和总和的生产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其次，迎春同志不同意以阶级为特征来定义生产关系，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担心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往往会从所有制入手分析，而不是从产品的社会形态入手分析。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担心。从阶级的角度定义生产关系，不会影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迎春同志的意思是，《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分析商品的社会形态为逻辑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阶段、所有环节的矛盾，都可以在商品的内部矛盾里找到原始依据；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要从分析产品的社会形态开始。其实，我国理论工作者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就是从产品的分析开始的。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较短，还没有形成完备的产品形态（后三十年，产品的完备形态更是无从谈起），受此困扰，孙冶方从产品开始的研究方法，虽然方向是正确的，但只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还不能说是成功的。笔者写过一篇介绍孙冶方产品观点的文章，附在下面，仅供参考。

　　附：说说孙冶方的产品观点

　　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时代走向了顶点，越来越违背生产的原本意义（满足人们生存需要），变成了追逐价值的生产。其典型的形态是美国主导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把人们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文化艺术、民主政治等一切生存需要都产业化、虚拟化了。但美国金融危机表明，这种虚拟化的前景是暗淡的，它的一般结局是，你们是百分之一，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在这个背景下，一些草根网友对商品二重性中的价值属性深恶痛绝，企图证明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是商品的本质，建立所谓使用价值理论体系。但是这些网友搞错了时代。在私有制时代，商品的本质属性就是价值，不是使用价值。他们也搞错了研究的对象。如果把使用价值当作本质属性，研究的对象就应该是产品，不是商品。鉴于我国前三十年的确出现过产品，考虑到一些网友存在着把商品当作产品研究的倾向，这个倾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就来说说孙冶方关于产品的观点。　　 孙冶方是我国老资格的工人阶级理论工作者，人已经走了。这里说的产品的观点，是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其实，人类生产的物品作为产品，已存在几百万年了；它成为商品，不过是近几千年阶级产生以后的事。因此，工人阶级应该对产品有所研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是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各个阶段的各种复杂矛盾和复杂形态，都可以在商品的内部矛盾中找到原始依据。相应地，孙冶方认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规律，也应该以产品作为逻辑起点。这是理论上的理由，当然还有现实上的理由。我国五十年代建立不完全的公有制后，商品的范围已大大缩小，生产资料、劳动力一般不再作为商品买卖。因此，当时生产的很多商品只是有商品的名义，不再有商品的实质了。

　　孙冶方说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我们把商品的交换性质抽象掉，即为产品。产品的内部矛盾仍然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产品的本质是以最小的价值获得最大的使用价值。换言之，产品的本质就是使用价值。产品的价值是什么呢？孙冶方根据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规定产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即生产率。孙冶方认为生产费用（价值）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关系，即价值最小、使用价值最大的关系，就是产品价值规律。产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不同，它是为获取最大的使用价值服务的。

　　但是，孙冶方所说的产品价值不能认为是严密的。孙冶方认为，在商品的二重性中，价值并非本原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是价值形态。在产品的二重性中，价值是本原意义上的价值，是劳动费用与效用的关系。也就是说，能以最小的劳动耗费获得最大的劳动成果就叫做有价值。我们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其一，商品的交换价值及价值形态的实质毕竟还是价值，即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其二，产品作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其价值又是劳动费用和效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包括价值和使用价值，又怎样与使用价值统一呢？似乎在逻辑上说不通。其三，劳动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究竟是何关系，是不明确的。按孙冶方的解释，是费用最小、效用最大的关系，但什么叫最小，什么叫最大，如何界定，如何衡量，是不明确的。因此，我们倾向认为，产品的价值仍然是抽象劳动，只是没有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那样的主导地位了。换言之，商品转变为产品，应该解释为商品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互换了位置，比较妥当。

　　按照一般的逻辑，产品的本质既然是使用价值，它就应该在使用价值方面有一系列的范畴，例如，社会平均使用价值量、社会必要使用价值量等等。应该说，孙冶方在这方面没有提出什么有用的范畴。

　　孙冶方的总体思路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切方面，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均能在产品的二重性中找到根据。反过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切方面，都是产品二重性的具体体现。但孙冶方在展开这个思路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当产品这个普照的光，照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时，其光度有很大的差异。产品经济的前提是公有制，因为我国全民所有制的弱小，现实中的产品生产关系是靠与商品生产关系的联结实现的。也就是说，产品不是原始社会的产品，它是商品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的发展仍然有其一定范围的合理性，但必须打上产品的普照光，必须为产品服务。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的完全意义必须是受限制的。没有商品的一定限度的发展，不足于造成产品的优势，而商品完全意义上的发展，比如发展到虚拟经济，则是对产品的否定。这个度如何拿捏，我国前后三十年均无成熟的实践，迄今也没有逻辑严密的理论说明。

　　确定产品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的一环。这是孙冶方的一个重大贡献。商品向产品的转化，意味着社会生产不再以占有他人劳动（价值）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光明的前景曾经露出了一线曙光。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生产理论在产品这个环节暂时中断了。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历史在哪个环节中断，就必然会在哪个环节再次连接。在资本主义生产走人穷途末路的今天，工人阶级夺回失去的产品天堂，应该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