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蛇灰线,从李鸿章到柳传志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切现实都可以在历史中寻找到痕迹。
每个时代都需要用自己的英雄人物来证明“政治正确”和合理性,每一个在现实博弈中占据了优势的阶级,都会推出自己利益的代表。
柳传志大放异彩的同时,早已盖棺定论的天字第一号买办李鸿章从耻辱柱上走了下来,成为了民族英雄。李鸿章和柳传志,两个不同时期的“商业教父”共同拥抱着一个时代。
百度百科李鸿章的词条下面,第一句话就是“历史欠他一份公正,我们欠他一个道歉”。李鸿章是“19世纪三大伟人”,“实乃19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歌颂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友谊的话剧,据说可以把观众“感动到流泪”。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最近“不翻历史旧账”的呼声颇为高亢。几十年来洗白李鸿章,歌颂民国,热捧汉奸卖国贼的舆论浪潮不是翻旧账,而是一个新阶层在创造自己的历史。
这个浪潮不仅仅在民间蔓延,如果你到过安徽省博物馆、合肥的李鸿章故居,看过Y视的《走向共和》《燃烧的黄龙旗》,看过凤凰卫视的《大清淮军》,你一定会看到一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带动中国走入现代国家的“变革中的先导”。这就是李鸿章。
国贼还是“无双国士”,“李鸿章热”让历史变得扑朔迷离。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100多年的评价被彻底颠覆,失败者再一次赢得了胜利。
就是在这个内外部合流的舆论浪潮中,李鸿章成了中国的拯救者,成了一个具有时代进步特征的思想符号,一个精神世界中的启蒙者和先知。
人民创造了历史,在精英统治的阶级社会中,最不靠谱的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对比李鸿章的历史和现实,时空错乱、今夕何夕的感觉随处可见。
制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让自己的“政治正确”深入人心,在现实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杀人诛心,莫过于此。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100多年来一直臭大街了的李鸿章,已经完成了由买办的鼻祖到改革先锋的完美嬗变,实现了由历史罪人到改革开放导师的华丽转身。
李鸿章咸鱼翻身的同时,柳传志取代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楷模,被称为“美帝良心”的联想也戴上了民族之光的帽子。
买办和买办路线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附骨之蛆。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最凶险的敌人不是西方世界,不是八国联军,而是买办和买办政府。买办集团才是中华民族百年血泪最大的罪人。
买办、投降、卖国是一体三面,他们通过买办获取收益,通过投降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卖国支付代价。买办是民族产业的死敌,只有拖住中国进步的脚步,他们才有利可图,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不同时代买办的政治光谱是一样的,他们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吸人民的血,挣卖国的钱;对外输送利益,对内围剿民族工业,压榨普罗大众。他们对外国人最好,对老百姓最坏。
“宰相合肥天下瘦”就是李鸿章的买办红利。他本人就是被外国财团控制的高级买办。李鸿章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伪市场化道路影响着几代人。从李鸿章到柳传志,从晚清四大买办、民国四大家族到今天的资本财团,这种传承正如草蛇灰线一样,偶尔时断时续,整体上却十分清晰。
无论什么时代的买办,都一面当婊子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一面又要高高举起爱国的旗帜。表面上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上是“师夷长技以跪夷”。他们常常用自由主义来美化自己,西方人的自由主义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强大,中国买办的自由主义是为了掏空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
对李鸿章和柳传志的评价,不同旗帜下面的人会有不同的结论,这不奇怪。这不是学术问题,这是路线和道路问题,是争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一切争论的背后不是判断力的争执,不过是不同信仰的冲突。
当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当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向跨国资本输送利益。让中国第一买办李鸿章成为改革先锋和民族英雄,买办行为就有了“合理性”的最佳解释。这就是李鸿章僵尸复活,意气风发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官居一品和中国首富的两大荣耀,一直是后世追随仿效者的目标和楷模。只要李鸿章这个牌坊不倒,买办们就不会得到清算。李鸿章改革先驱的形象越高大,买办文化和舆论土壤越肥沃,他的孝子贤孙就可以毫无顾忌,充满道德和心理优势在依附于西方的道路上狂奔。中国挣钱,美国花钱的“中美国”才会成为买办们的理想天堂。
这是精心操控引导话语流向的巨大工程。继承者们不但要证明李鸿章是对的,还要证明所有的买办猖獗时代都是对的。因此,需要平反昭雪的不仅仅是李鸿章,还包括曾国藩,袁世凯,慈禧,汪精卫等一大批好同志。在他们描绘的蓝图上,清末、民国才是真正的“美丽新世界”。
买办不是中国独有的产物。苏联解体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部的买办势力。苏共由革命党→执政党→全民党→自由党,最后成为唯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内部的买办集团。
美国仇恨普京并称其为“杀手”,根本原因就是普京不卖国,并且成功阻止了买办卖国。中国也是这样,谁阻止买办卖国,谁就是美国和跨国资本的最大敌人。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买办,这和抗战中有惊人数量的汉奸是一个道理。当经济文化对西方形成了事实上“朝贡体系”的时候,自信就会荡然无存,民族失败感就会造就令人瞠目结舌的买办和汉奸。
中国历史上三次改革开放中的三次买办文化高潮,说明买办现象首先是道路、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最后才能归结到个人品质。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要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只要买办文化盛行,改革开放就会远离初衷,最终一定会把中国导入危险境地。
继承了李鸿章的“教父”头衔,拿着每年巨额政府订单的柳传志正在遭到强烈的质疑,民意汹涌中凸显着社会撕裂的巨大风险。在人们谴责的同时,必须要检索我们的发展模式存在哪些问题,看看今天的经济结构是更有利于资本,还是更有利于人民。
“联想风波”正在成为带有深层次诉求的群体性运动。从网络反应来看,买办集团及其利益相关者永远都不会反思为什么民众抛弃了他们,永远都不会反思他们对人民的伤害,永远都不会放弃买办的思维特征和路径依赖。
这是几十年来买办集团的一次重大危机。事实证明,根本利益完全对立的阵营很难寻找到共识。这一公共事件的舆论投射,正在启蒙着无产阶级。质疑一旦提出,就会汹涌澎湃地流淌开来,就会需要一个说法。
中国历史上的买办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清算。“联想事件”的最大意义就是把掏空国家,还要让你感恩戴德的一个群体彻底暴露在阳光下,让人们看到了其中的丑陋和邪恶。
在今天的舆论场上,有些人习惯用改革开放来进行道德绑架。只要你指出问题,你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事实上,人们只是反对李鸿章式的改革开放,反对那种毫无主权可言的民国式改革开放,反对那种化公为私对外输送利益的改革开放。质疑不是洪水猛兽,改革也并非美若天仙。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最大的区别不是计划与市场,而是所有制,是人民的获得感。
共同富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有很多人担忧柳传志们把“改革红利”吃光了,跑路了怎么办。这种担忧恰恰触及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人民的中国还是“先富”的中国,我们的经济主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这样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是我们的初衷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靠买办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缘木求鱼;通过这个群体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更是与虎谋皮。
一个民族缺少共识是危险的,尤其缺少人类基本的共识更加危险。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没有统一的文化,更不会有统一的信仰。“共同富裕”就是一个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同买办的信仰完全相反,没有和解和合作的可能,归根结底是谁占上风的问题。
共同富裕是当前世界的主要潮流。把李鸿章重新送回历史的垃圾场,用民意和法律对他的拥趸和追随者进行最庄严的审判。只有这样,“共同富裕”才会真正出发,才会重建系统,才会还人民一个清平世界,才会调动激发最广泛的力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前些天有一部热剧《突围》。“联想事件”告诉我们,现实比电视剧更加精彩。如何突围已经不是文学臆想,而是国家和人民必须作出的现实选择。
左宗棠说过,“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不如一个李鸿章坏事”。对中国人民而言,所有的外部势力加在一起,都没有内部的买办势力更危险。大国崛起的核心是文明的崛起,前提是清除买办和买办文化,让人民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权。否则的话,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冲突,都会必败无疑。
当年我们不当李自成,今天我们的榜样更不是李鸿章。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是和人民大众共同富裕,还是同跨国资本共同富裕。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一种力量面对这个抉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屁股坐在那里。
【文/谭吉坷德,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