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号病例传染43人,西安工地的超级传播怎么来的?


  世界卫生组织把病毒传染给10人以上的病人称作“超级传播者”。根据媒体报道,西安出现了1人传染43人的现象,由于官媒报道语焉不详,引起相当多的讨论和猜测。那么,西安的超级传播现象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这位超级传播者,是1月3日公布的第60号病例。

  他的居住地,是维也纳酒店装修工地(科源四路沣东旺城西侧约130米)。

  随后几天公布的病例中,1月5日8人、1月6日32人、1月7日3人均是由60号病例传染的,累计43人。

  1月5日公布的55-63号病例,“系1月4日发布的本土确诊病例60的密切接触者”。

 

  1月6日公布的病例多达32人,“为西咸新区科源四路沣东旺城2号关联人员”,轨迹涉及中俄丝路创新园等多个地方。

  1月7日公布的21-23号病例,“现居维也纳酒店装修工地”,与60号病例驻地完全一致。

  为保护个人隐私,官方病例轨迹通报中没有60号病例和被他感染的43人更多个人信息。但综合各种材料推断,60号病例很可能是工地工人。

  西安交大二附院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感染科主任党双锁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这位确诊患者之所以感染了这么多人,一是说明德尔塔毒株传染力更强;二是说明患者本身处于急性发病期,有剧烈的咳嗽发热等症状,此时传染性最强,一般德尔塔病毒发病的6-7天时传染性最强,如果恰好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传染的人数就比较比较多;三是说明被传染者可能没有做好防护,未戴口罩或者口罩戴的不规范,与确诊者处于一个相对狭小密闭的空间。

  综合专家上述介绍,推断其余43人可能有的是同个工地的工人,或是居住城中村的人。只有同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中,才可能造成如此大规模感染。工地工棚、城中村条件简陋、住宿拥挤,住户缺乏口罩等防护用具,一旦有1人感染,就形成了超级传播现象。

  雁塔区的潘家庄、沙井村、吉祥村、糜家桥小区,长安区的南小张村、北小张村、周家庄村、东韦村、杜回村,西咸新区东凹里村,是西安划定的10个重点防疫城中村。其中,仅潘家庄就有100人以上感染!

  1月3日前后,“城中村是西安疫*情防控总攻任务重点”这样的标题见诸西安各大媒体。为此,在西安在城中村成立了工作队,共有1165人工作人员、991名下沉干部,动员4548名志愿者,参与城中村一线防控,市级20个一线包抓组重点督查指导。在涉疫城中村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省委下派厅级领导或区、开发区领导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发放“健康包”,落实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对不具备居家隔离的C类人员及时转运,实施集中隔离,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力度不可谓不大。

  西安媒体甚至说,城中村防疫是否到位,决定了西安城解封的时间!

  据统计,2019年西安市的三环以内、城六区共有“城中村”292处,其中187个“城中村”处于高楼的包围中。不同于一般商业住宅楼,城中村的巷道错综、人员复杂、流动频繁,缺少物业管理,长期以来都是街道管理所忽视的对象。城中村的不少住户、建筑工地的工人,因为工作原因平时很多人不用做饭,房间里、宿舍里也没有灶具。

  在城市封控的情况下,城中村、工地成为防控难点。连有效管理的小区居民尚且供给困难,城中村民、工地工人的生活就是可想而知。

  每个城中村的居民、工地工人,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参与者、建设者、奉献者。平时,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设、服务这座城市。政府不能只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了才想到他们,不能因为“城中村防疫是否到位决定了西安城解封的时间”了,才把他们当作市民看待,而平时都当作城市疤痕而假装看不见,不承担充分服务、管理的义务。

  疫*情防控的短板效应,容不得应对措施顾此失彼,而是必须充分照顾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治理难点的工地、城中村,一开始就被当成了遗忘的角落,因而付出了代价。

  平时不流汗,战时就流血,这个教训必须汲取。一座城市,不能光是网红景点、标杆大厦,还要有底层的温暖。

    【文/壬岷,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人民健康论坛”,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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