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降低物价”对抗“物价上涨”：新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无敌法宝

　　通货膨胀是社会的顽疾，很难治愈，在通货膨胀之下，市场参与方无不采用提价的方式应对因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人们通常看到的现象是你涨我也涨，发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物价全面上涨，老百姓的收入变相缩水，沦为通货膨胀的最后买单者，吃尽苦头。

　　通货膨胀真的就无药可救吗？也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克星的，它的克星就是降低物价，用低物价对冲高物价，通货膨胀便会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解放初期，新中国就在上海市打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金融阻击战”，大获全胜。当时投机商在“两白一黑”上囤积居奇，“两白”是指粮食和棉纱，“一黑”是指煤炭，都是市民的生活必需品，因为投机商的囤积，造成市场短缺，物价飞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举全国之力，秘密从各地调入大量粮食、棉纱和煤炭，“弹药”备足之后，一声令下，国营公司突然之间“开仓放货”，低价抛售，市场价格瞬间连连暴跌，市场供应越来越充足，投机商们哪里见过这种陈势，纷纷挥泪大甩卖，血本无归，纷纷倒闭破产，樯橹灰飞烟灭。

　　上海这一仗打得漂亮，一战定乾坤，也体现也“降低物价”在应对“物价上涨”上的巨大威力。

　　在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新中国把“平衡收支，稳定物价”做为根本的财政经济政策，保持了几十年物价的总体稳定。即便在抗美援朝那样需要大量用钱的特殊时期，毛主席对稳定物价的决心也丝毫没有动摇，他提出的口号是“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在贯彻稳定物价这一大政方针过程中，国家常常用到的法宝仍然是“降低物价”。

　　1952年4月8日，毛主席致信邓拓，建议将《光明日报》登载的《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篇文章说:

　　“最近全国各地国营贸易部门和合作社陆续降低了大批商品零售的牌价。这些商品牌价降低的幅度，由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平均约在百分之八左右。”

　　1953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物价高的问题，指出要有分析，要考虑供求关系，他说：

　　“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

　　1955年11月28日，毛主席就西藏贸易等问题致信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谈了他对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提出的对西藏贸易降低物价的计划，他在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