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两个认识偏差及其他
现在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偏差。
第一，是误判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恰当地把中美、中西民族矛盾放到社会内部无、资阶级矛盾的前面，要求（实际是幻想）先解决中美矛盾，再解决阶级矛盾。
这就势必导致对已经抬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纵容，甚至陷于阴谋论、大棋党思维，把所有问题都看做中美矛盾的体现，一切“意外”都是“美帝操纵”“美帝制造”。这是在右的方面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偏差。
他们忽视了一点：民族主义这件东西，完全可以被资产阶级，特别是有对外扩张诉求的大资产阶级所利用。列宁在一次大战中之所以反对“保卫祖国”，就是因为那时流行的民族主义是与大资产阶级相联系、被大资产阶级利用、服务于大资产阶级战争诉求的，是极端反动的。等到苏俄内战期间，这时的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列宁当然又要号召保卫祖国——这不是什么“双标”，不是什么实用主义，而是因为与民族主义相联系的阶级、政权已经发生了变化，民族主义的服务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祖国，一个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祖国。列宁这样的态度才是马列主义的、具体分析的活的典范。
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既不可能解决前者（中美矛盾），更不可能解决后者（无资矛盾）。因为资产阶级，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本质都是一样，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对工人剥削上都是一致的，只有策略、手段的区别，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不可能有彻底的反美帝斗争，美帝就是一种大资产阶级的存在；最多是这样，即另一个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取代美国大资产阶级，称霸世界，这就是换汤不换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前途，送走了狼又来了虎。
必须指出，资产阶级统治并不一定采取自由化的形式。
有人实际认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统治方式，才能表现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专政）；其实，这是混淆了国体和政体。
国体就是哪个阶级专政的问题，政体就是阶级的专政采用哪种形式的问题。
历史上，法西斯制度也是现代大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所谓法西斯制度就是不要“自由民主”遮羞布的资产阶级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反苏反共的“冷战”中，美帝使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变成了“自由民主”掩盖下的、事实上的法西斯极右国家。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也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只不过他跟美帝的方式又有不同，即它采取了更公开露骨的专政形式，对“自由”“民主”限制或架空得更多，这体现为普京所谓“主权民主”的理念。
第二，虽然能够正确认识到阶级矛盾压倒民族矛盾，从而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倾向，但是不适当地把所有民族主义群众都看做不可救药的反动派，不懂得争取和改造民族主义群众，至少使他们对共产主义保持中立同情立场。
这种偏差忽视了历史，“忘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较长半殖民地历史的国家，在半殖民地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反帝爱国观念主要是革命的；而思想这个东西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便中国社会早已不是一个半殖民地，这种观念也依然延续下来，并成为相当多一部分群众观察和认识国际国内问题的思想基础。
对这种观念，不能够一棍子打死，因为基于半殖民地历史事实和历史认知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反动的，在美帝等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并维持世界霸权的前提下这种民族主义也有一定进步性。
他们还忽视了一点：所谓“中间派民族主义群众”，很大部分，就是无产阶级自己。
无产阶级不一定能掌握无产阶级思想（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当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且，工人阶级自己最多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化、成体系的意识形态，必须依靠先进者帮助灌输到其阶级主体中去，这就是列宁的灌输论。认为工人阶级能够无条件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就势必走向崇拜其自发性的道路。说承认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作用，不等于说群众没有落后面；而是说，群众是可启发、可动员的，是可以觉悟了以后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历史主体作用，掌握马克思主义，参与最进步的共产主义事业的。
有人对《让子弹飞》的批评并不很适当。《让子弹飞》有两句著名台词，一句是对的，一句是错的——“站起来不许跪”是对的，要破除奴隶思想，打倒跟在统治阶级后面亦步亦趋的奴隶做派；“谁赢他们跟谁”是错的，或有片面性，当群众觉悟起来以后，就不会盲目跟从胜利的统治阶级，而是“他们跟谁谁赢”，毛主席领导下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革命就证明了这条真理，觉悟的群众跟谁、谁就赢，蒋介石的依靠势力不管多么财大气粗都没用。
关键在于，要通过某些方式使中间派民族主义群众认识到：第一，当代主要矛盾是无、资阶级矛盾；第二，当代社会无论如何已经不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是基本维持独立、甚至颇显强盛（从资产阶级角度看）的社会。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中间派民族主义群众一概打成反动派，不去争取和改造他们，那就等于把他们一脚踢开、推给资产阶级，是从“左”的方面对民族主义认识错误，又构成了另一种不良倾向。
这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体现——当“唯我独革”论者在现实中遭遇到哪怕一丁点挫折，比如他“天才”地发现自己身边的某个人竟然如此排斥、抵触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包围中），我们一类“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迅速从持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转为悲观、失望、颓废，哀叹说“没希望了”，转而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发生怀疑动摇，一夜之间就从激进派变成怀疑派、动摇派。昨天还是“彻底革命”，今天又是“革命无望”，因为“这届群众不行”。
显然，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坚定性的气味。一句话，如果不擅长跟非马克思主义群众打交道，不擅长“没有一句马列但处处是马列”，这种人也就不是真正坚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说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说是进了门，但对于修、右势力散步的种种反马列话术——有些已经是老掉牙的话术，缺乏起码的鉴别力，不会批判，不能免疫。这种人往往伴随着更根本的一点，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严重缺乏掌握，只懂得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具体观点、生搬硬套地跟现实联系起来。
联系现实是需要的，但第一，是用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去联系实际和实践，而不是直接把马列毛的某个具体观点搬到现实中来；第二，联系应该是充分的联系，而不是尴尬的联系，即应该尽可能对于现实做系统的周密的考察，而不是抓住一个、两个方面就大发议论，这是违背辩证法的全面性要求的。前者要求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者要求花费一番功夫去考察实际——显然，我们“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者都缺乏兴趣，都不愿意真正去做，而是沉浸于玩梗、嘲讽甚至谩骂，沉浸于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世界里跟人逞口舌之快，洋洋自得于自己又怎么样“辩倒”了对方——如果是这种习气，就不能不变得可怜。
与上述倾向相反，还有一种“学院派”的倾向，即马克思主义的书读了，甚至读了不少，但还是不掌握立场、观点、方法，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了解的对象，一种思想玩物。这种人充其量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早就批评过，有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越多，还越反马克思。“学院派”有一种掉书袋，卖弄学问、以学问压人，而不是用学问联系人、与人沟通、帮助人提高的倾向——“你先背几句书给我听听！”“我考你几个问题，看你知不知道？”“没看过《某某某》就不要来讨论了”……诸如此类，就是他们的典型言论。他们也不擅长用自己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去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面学得多，实际也没有学通。这种人当中甚至还有一种观点，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要依靠他们之类的“哲学王”来领导，没有相当高的学历不配进门，等等等等。这同样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自我欣赏、自娱自乐，就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
缺乏起码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这才是不配谈论马克思。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学阀主义、学理主义者，只能阻碍马克思主义被最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的历史进程，从而迟滞共产主义运动，丝毫谈不上什么由他们“领导”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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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民族主义的两种不良倾向，哪一种是主要的？或者说，哪一种是更加危险的？
无疑是前一种，即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妥协甚至合流、把民族矛盾看得比阶级矛盾重要的倾向。
因为，后一种“左”的倾向尚能正确估计到阶级矛盾的主要地位，而前一种右的倾向则干脆认识不到这个主要矛盾，乃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跟资产阶级一起主张对无产阶级采取强硬的做法。这也体现在对国际问题的估计上，即把所有群众性的抗议活动都看成是无意义的、无聊的，不加分析地把一些国家的类似事件通通看成“美帝操纵”“颜色革命”，沉浸在反颜革的狂热中，忽视甚至无视了国际国内具体的阶级问题，谁敢揭露阶级问题谁就是他们的打击对象，谁就是他们看来的美帝的朋友。讲理论问题、国内问题还有些马列主义，一遇到国际问题就跟中间派粉红没有区别，横竖都是“反颜色革命又取得了伟大胜利”，欢呼雀跃。
普京是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还是个大国主义，也给唱赞歌。在对马列主义做民族主义的“修正”方面，这类人恐怕得说是颇有造诣的。普京是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的，这方面已经有好文章，在此不赘述。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阶级属性，既要看他说了什么，看他正式的政策宣示；更要看他在政治上做了什么，看他究竟整天在忙些什么，而不是看他抽屉里藏了多少张苏共党员证。修正主义者还说自己“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披红皮、带点红是一类资产阶级政客的惯用伎俩。
其实，帮助掩盖阶级矛盾的，才是美帝最好的朋友，是更高级的“叼盘”和“递刀子”。事实证明，高级胡锡进和高级方方们的影响，流毒深远而又相对隐蔽，必须加以识别、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