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去堕”的政治学透视：这是资产阶级内部斗争加剧的体现
关于最近美国的“去堕”，国内舆论的主流似乎都在单纯地把它看做一个妇女权益的问题；这就完全跟拜登操起了同一副腔调，谴责“历史的倒退”，而有意无意忽视了堕胎权议题背后美国两党——大概就是两派资产阶级的政治操弄、政治博弈。
当然，这个事情密切关系着妇女权益状况和人权状况，不可否定；问题恰恰在于，一个应该被用于推进妇女解放、改善人权和传统家庭婚姻制度的议题，完全沦为了美国两派资产阶级的权斗工具。事情的悲剧性就在这里。依然像恩格斯多年前形容的：“……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①。
实际上，如果了解的话，就不难发现“能不能堕”“允不允许堕”在美国社会是一个广泛、长期、深度争议的问题。因而，不能简单把多年前最高法院的“合法化”判决和今天相反的判决视作历史的进退，从而选择简单的“吹美”或“骂美”。
上世纪60年代，在民权、女权等进步主义潮流的推动下，美国最高法院一改多年坚守的“司法克制”传统，其中最典型的就如认可妇女自由堕胎权的判决（女权组织精心策划的宪法诉讼，1973年“罗诉韦德案”），形同一夜之间推翻全美49个州相关法律，引发了几十年都没有偃旗息鼓的政治争议。
争议中的双方，“挺堕”（选择派，pro-choice）和“反堕”（生命派，pro-life）者“各自组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竭力利用政治选票和游说来影响美国政治进程，各级政客因此不得不明确表示自己对妇女堕胎权的立场”②；“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国内围绕着堕胎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纷争远没有结束的迹象，对‘罗伊案’进行表态，依然是美国政客竞选和法官上任的必修课”③。可以理解为，堕胎权议题早就相当程度被政治化、党派斗争化了。
特朗普宣布支持，声称这是一代人生涯当中的最大胜利，不是偶然的，决不是仅仅因为要跟拜登“唱反调”。当年“罗案”判决就让反对堕胎、坚守传统价值的生命派大失所望，从而反向刺激了“生命权利运动”的迅速高涨；“反堕”的参众议员提出了若干个宪法修正案以试图推翻之，但多年无一成功。
在美国保守派看来，本就不应该“堕”，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治保守化倾向才是最高法院“去堕”的内因。如在总统权对司法权的影响上，几十年间最高法院一直保持着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微妙平衡”；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他历史性地获得了三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于是成功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送入高院，导致掌握最高释宪权的高院急剧右倾，为今天的“去堕”判决准备了先决条件。
而早在2016年跟希拉里竞争美国总统时，特朗普就曾公开表示，一旦胜选将任命更多的保守派大法官，以推翻罗案裁决。拜登最近也承认，特朗普在推翻罗案判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总统任命的三名大法官是今天推翻司法天平、取消这个国家妇女基本权利的决定的核心。”
目前9名大法官中，有6名是坚定的保守派且均由共和党籍总统任命，仅3位是民主党籍总统任命的自由派法官。在推翻罗案裁决的投票中，特朗普提名的3位大法官都投了赞成票。佩洛西就把今天的最高法院叫做“共和党控制的”。
也就是说，这确实是特朗普的“胜利”。更不必说，针对堕胎权的裁决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最高法院在同性婚姻、跨种族婚姻、避孕等问题上的立场或也将急剧右转。它再次表明，拜登在新冠疫情中的上台带有极大的偶然性，特朗普代表着的美国国内资产阶级政治保守化、民粹化倾向才是中长期的东西。
同时，随着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也迅速成为民主共和两党进行选前政治动员、激发选民热情的可用工具。拜登就宣称：“在今年秋天的选举，罗诉韦德案在选票上，个人自由在选票上。”虽然从历史普遍性看，执政的党在中期选举中一般都会遇挫；但拜登当局的拉胯还是超出了不少人事前的预想，这也使得共和党、特朗普在今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姿势变得主动起来。
拜登当局自去年夏天阿富汗撤军危机以后，声望就一路下跌；经历今年的俄乌战争、高通胀和高油价等，目前，拜登的民望正接近于特朗普在任的历史最低点……这也再次表明，当代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完全是一个“选烂”的游戏。普通美国民众影响不了实际、最终候选人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大资本、政客、政党博弈之中完成的，也就是说美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推出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表去参与表面热闹的选举。
更何况，还存在“选后不负责”即人民离开了热闹的竞选就陷于“（人民）主权架空”的状况；而无产阶级在雇佣劳动制下更谈不上对跟自己关系更直接的老板（资本家）行使什么“民主权利”。
回到堕胎权议题，最高法院的新判决预计将使堕胎在美国半数地区成为非法行为：26个州将会或可能会禁止几乎所有堕胎；13个州有所谓触发法（trigger laws），在罗案裁决被推翻后自动禁止堕胎。不难看到，接下来围绕此问题的美国将更深分裂为“两个国家”：这种趋势也是特朗普时代以来加剧了的，2020年总统大选中两大候选人的实际差距就不是很大，“红色美国”（保守派）和“蓝色美国”（自由派）的撕裂在选举地图上暴露无遗。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资本主义最近半世纪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和平发展”态势正在保守化、民粹化潮流的冲击下加速终结，东西方各国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几乎都在以不同方式把国内政治引向保守主义，在国际上则是加速推动19世纪式的大国竞争复归——这说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秩序确实又面临一次重大危机。
在这个危机中，所有看似应该服从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抽象价值的社会议程，都很难摆脱被资产阶级操纵利用以谋取统治利益的命运。时代给无产阶级提出了新的重大挑战和机遇，究竟是在一个又一个、数不尽的具体议题上继续被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还是奋起觉悟和斗争以进行精神和剑的双重“总体性批判”、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才是决定人类文明进退的根本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