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北大报告 有关中美脱钩的认识局限
北大经院曹和平教授“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被业内人士笑掉大牙”。
2021年12月，司马南采访北大经院的曹和平教授，在问到“单从手机角度而言，7nm和17nm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时，曹教授的回答让司马南愣住了好几秒。他说“7nm、17nm真正用起来没多大区别，运算速度什么的其实都一样……”曹和平的一番“高屋建瓴”之谈，顿时令他从此青史留名、千年不朽。
老北大人对北大现在的一些人和事真是痛心不已。
无独有偶，2022年1月31日，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一份报告，尽显悲观基调：报告说，在芯片制造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上，美国目前已形成了脱钩共识，导致中国目前只剩下“技术含量低或附加值低的行业”与美企有联系。
这项报告还指出，中国仅在一些小领域居领先地位，但像IT产业经过美中科技脱钩后，已面临“巨大冲击”。相形之下，双方脱钩对美国的IT产业没有明显影响。
笔者浏览了一下报告全文，发现整个报告缺乏数据支撑，不知其观点依据从何而来？感觉似乎不像专业科技研究人员调研撰写的分析报告。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甘思德（Scott Kennedy）说，美国对华限制措施不断扩展，北大报告显示，中国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后果做出了悲观的评估。
北大报告评估了信息技术（包括半导体、信息通信设备、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三大类）、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行业，承认“技术脱钩”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影响巨大、但对美国的直接影响不明显，承认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重数量不重质量、高端研发人才的数量远不及美国，承认美国航空航天“绝对领先”、中国民用航空产业“劣势明显”。
报告说，中国力争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做创新型大国，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称“无论是从横向范围还是纵向差距看，美国技术实力依然全球领先”。
甘思德说：“（报告结论）暗指的是，中国把重点放在自力更生，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中国可能会考虑其他途径。”
……
事实真是如此吗？带着质疑初衷，2月4日，笔者就此征询国内一家自主存储芯片研发企业创始人、董事长的看法。
“北大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这位北大电子系毕业的华为前技术研发如实说。但更具体的意见他表示“要看报告的详细内容”才能说出。
居安思危，“北大这份报告对中国是个重要提醒”，笔者也认同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良好初衷。但是，笔者还认为，这份报告似乎存在瑕疵、专业化程度或许欠缺。
笔者就以报告所称的中国目前只剩下“技术含量低或附加值低的行业”与“双方脱钩对美国的IT产业没有明显影响。”为例，这两个结论与似乎与事实显得不符。
首先，在芯片制造领域，中国已经达到中端水平、包括光刻机，高端芯片在制造领域确实存在短板。
2021年12月，笔者在跟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先生饭聚时，与会的新华社内参室原主任杨兆波就曾发起话题，讨论中国芯片技术问题。倪光南院士回答说：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中端低端包括光刻机已经没啥问题（大意、非原话），基本能够满足现实需要，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高端芯片……
关于“双方脱钩对美国的IT产业没有明显影响”的说法，也似乎与事实不符，因为中美芯片产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产业生态链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也是美国芯片企业的大买家，因此双方脱钩不可能对“美国的IT产业没有明显影响”，恰恰相反、影响明显。
2021年中国进口芯片约4400亿美元，这当中，美国企业显然是大赢家。
但美国打压中国华为等中国企业、发起芯片禁令后，已经祸及美国企业、苦了高通这些芯片巨头企业，而一些中小美国企业因为无法再为中国企业提供技术产品结果破产倒闭。
2020年6月，美国芯片股全线溃败，包括高通、博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等巨头几乎哀鸿遍野。与此同时，全球芯片价格也出现暴跌，而费城半导体下降了5.7％，缩水1000亿美元，创下6月中旬之后最大当日跌幅。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扣动扳机”。
有鉴于此，美国芯片巨头纷纷要求美国政府解除对中国的禁令、高通也一直在请求恢复对华为的芯片供应。据2022年1月30日搜狐新闻，美国突然允许向华为出售汽车零部件芯片，高通又开始向华为供应芯片。
此外，美国的众多高端芯片主要靠中国台湾企业台积电代工，对美国产业未来也存在不确定性为此。而针对台海危机，美国国内有声音建议，一旦中国武统台湾，美国应该抢先对台积电事实军事打击、彻底摧毁，以免落入中国之手……
中国28nm光刻机即将商用
据笔者了解，中国国产90nm光刻机早已商用，DUV浸润式光刻机的主要技术也都攻克了，光源、镜头、双工件台都有了，沉浸式65nm、45nm和28nm的DUV光刻机国产化是迟早的事。
据悉，上海微电子在28nm光刻机领域就取得了突破，最快在年底前就能商用。而最先进的EUV光刻机（7nm以下）还没有开始整机立项研发，实现仍需要一段时间，但相关研究已经开展。
不过，在最先进的EUV光刻机（7nm以下）整机研发方面，我国确实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中国不太可能独立造出顶尖光刻机，因为阿斯麦依赖于不懈的创新，以及整合只有从非中国供应商处才能获得的零部件。但我的意思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物理定律和我们这里是一样的。永远别那么绝对（Never say never），他们肯定会尝试的。”2022年1月19日，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CEO温彼得（Peter Wennink）如此表示。
光刻是芯片制造的核心环节，也是研发难度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目前，阿斯麦垄断着最顶尖的光刻机市场，该公司也因此被美国视为围堵中国大陆芯片产业发展的“政治棋子”。温彼得在做出上述表述的同时还透露，阿斯麦尚未获得向中国大陆出口最先进光刻机的许可，但一些生产成熟制程的光刻机出口并不受限制。
CINNO Research半导体事业部总经理Elvis Hsu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光刻机是半导体制造设备价格占比最高的部分约25-30%，其研发难点在于曝光光源、对准系统和透光镜头等技术的整合，以及庞大资金投入。目前，中国国内技术领先的光刻机研制厂家是上海微电子，可以稳定生产90/65nm制造工艺的光刻机（上海微电子目前已经搞定28nm制造工艺——笔者注释）。
阿斯麦的最大市场是中国台湾，2021年四季度有51%的光刻系统发往当地，韩国是该公司第二大市场，同期有27%的光刻系统发往当地，占比环比下降6个百分点；中国大陆是阿斯麦第三大市场，四季度有22%的光刻系统向当地出货，占比提升12个百分点。2021年三季度，美国和日本分别在阿斯麦出货中占比10%和1%，但四季度占比均意外降为0，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中国芯片三项技术领先全齐
2020年，中国就在芯片领域有三项技术领先全齐，达到世界顶级水平。
据腾讯新闻2020年10月披露：总体而言，我国芯片产业薄弱且落后，在芯片制造、半导体材料、设备等多领域，都被日韩美等国企业掌握在手中，尤其是高端光科技的缺失，更是成为我国芯片制造业最大的短板。
不过我国芯片产业并非全面落后，有3大技术便领先全球，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北大报告对中国此类成就也首肯）。
——刻蚀机为台积电采用
刻蚀机是与光刻机同样重要的芯片制造关键设备，在刻蚀环节十分重要。曾经我国刻蚀机也只能依赖进口，但在尹志尧的带领下，2004年成立的中微半导体迅速发展，如今已成为我国唯一的刻蚀机巨头。
当前，中微半导体的刻蚀机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并进入台积电、长江存储等生产线。2019年，中微半导体交付首台5nm刻蚀机。当前，中微刻蚀设备更是成功用在5nm、7nm集成电路加工制造生产线上，表现令人瞩目。
据悉，中微半导体已经占据了中国刻蚀机领域，将近80%的市场。接下来，中微还将继续攻克3nm刻蚀机，值得期待。
——江苏长电已能封测7nm芯片
封测是芯片生产的一大流程，与芯片设计、制造同样重要。在这一领域我国有多家企业排名前列，如位于业界第一的日月光，第三的江苏长电，第六位的天水华天，第七位的通富微电都十分令人瞩目。
其中，江苏长电是中国大陆第一大芯片封测厂商，已能封测7nm芯片。在5nm芯片上，江苏长电也正同行业大客户进行相关技术研发与项目开发。值得注意的是，江苏长电拥有全系列封装技术能力，这还是国内唯一。
而在前段时间，天水华天更是成为国内首家实现封测5nm芯片的厂商，表现同样十分亮眼。我国在芯片封测领域的表现，未来可期。
——芯片设计
我国在芯片设计上的表现同样不差，联发科、华为海思等都是名列前茅的芯片设计厂商。目前，二者都推出了5G智能手机芯片，成功借助5G快速发展。同时，华为海思还成功设计5nm芯片，成功追上了苹果、高通的脚步。
据IDC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在中国5G智能手机芯片领域，海思的份额已经都达到了54.8%，令人瞩目。可惜如今华为芯片无法生产，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而国内自主CPU的引领者、自主生态构建者中科龙芯，自主研发设计的芯片与自主指令集架构则是最为亮丽的风景，龙芯CPU与具有兼容性自主指令架构，一举打破西方国家在芯片领域与指令架构方面的技术垄断，系列产品在电子政务、能源、交通、金融、电信、教育等行业领域已获得广泛应用，正在逐步形成国产产品技术生态链
总之，我国芯片产业有优势之处，但也有明显的落后。尽快补足短板，实现国产芯片自主可控，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支撑美国硬实力的五项关键技术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雷伊(Christopher Wray)2月1日晚间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的演讲时声称：“中国大陆政府经济间谍活动使美国公司倒闭、美国工人失业，让美国人民感到崩溃。”
无独有偶，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National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代理主任奥兰多(MichaelOrlando)在2021年10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也发出美国关键技术流失的警告。“这些行业生产的技术可能决定美国在未来多年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地位，还是被战略竞争对手所超越。”
报告指出尤其要警惕中国大陆通过各种合法渠道获得优势：澳大利亚的制造业竞争力因与大陆的自由贸易而失去竞争力 --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澳大利亚铁路行业的轨道车辆生产转移到大陆，澳大利亚制造商则要么转行要么破产。类似事情也在太阳能电池板等行业出现。曾几何时，大陆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很多关键原材料在外，关键设备在外，工艺包、数据、专利也均为欧美日韩掌握。不过10年功夫，大陆的高纯晶硅产量成全球第一，占全球大概65%以上的产量；光伏电池组件的产量，也连续十三年世界第一，占全球70%以上的产量。最关键的是，中国大陆建立起光伏生产的全产业链，所需设备接近百分之百皆由大陆国内自制。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不希望在别的领域，尤其是5项关键技术领域发生同样的状况。否则的话，将产生美国承受不起的极为严重后果，危及美国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这份报告中确定的这五项关键技术分别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生物科学; 半导体; 自控系统。
——人工智能
美国报告发现，如果当前趋势不变，中国大陆“拥有在未来十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人工智能领导者的实力、天赋和雄心”。该中心认为，中国大陆等国家在未来一年超越美国的潜力是实实在在的。
——量子计算
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的报告发现，量子计算机——由于可以比普通计算机更快的速度解决某些问题——将构成国家安全和经济挑战。科学家和安全专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计算机将能够破解当今世界使用的大多数经典加密形式：“大规模量子计算机可能允许解密最常用的网络安全协议，使保护当今经济和国家安全通信的基础设施面临风险。” 量子计算也被视为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量子计算机将带来的处理能力是指数级的，比今天运行的任何计算机都要快。在开发实用量子计算机的竞赛中，获胜者将拥有巨大的战略优势。报告指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外国竞争对手正在招募美国专家来推进自己的量子计划。“无论谁获得了量子计算机，都可以破解我们这里的所有加密系统。……量子雷达可以探测我们的隐形飞机和潜艇。”
——生物科学
美国报告指出：生物科学技术可用于生产疫苗和其他生物技术产品，基因组技术可用于设计针对个人的疾病疗法。大型基因数据库可让人们的得以识别祖先和解决的犯罪。但是，生物技术可能被滥用，以制造针对我们的食物供应甚至人类群体的有毒病原体；基因组技术也可用于识别群体中的遗传脆弱性；大型基因数据库也可能被滥用于监视和社会镇压。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报告特别提出中国大陆无锡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收购拜耳(Bayer)在德国的制造厂、辉瑞(Pfize)在中国大陆的制造厂和苏桥生物(苏州)有限公司(CMAB)在大陆的工厂等三桩收购案例。指出，由于无锡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巨大生产能力，生产疫苗和其他生物技术产品的美国生物科学公司可能会发现自己默认使用中国控制的工厂。“他们不必再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了，…… 如果你想扩大制造规模，我们依赖中国制造业，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生产产品)的知识产权。”
美国报告声称中国在生物技术方面取得进展必然对美国构成不利。然而，据笔者所知，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许多美中合作的人体实验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常见的手段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出钱，通过中国留学生回国做项目，在中国人中进行人体试验，然后把试验获得的血清或DNA样本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据新华社熊蕾等调查，中国人群体大量基因数据被美方巧立名目进行秘密采集，这为将来可能爆发的对华生物战埋下祸患。
2018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郑毓煌在其创办的营创学院千名学员集聚会场，讲述自己用试管留存唾液送往美国生物技术检测机构进行基因检测的美妙经历。郑毓煌对美方出具的报告感到神奇：他们通过我的唾液进行基因分析，居然能够知道我是福建省莆田市那个村的人——他为此对现代生物科技成就大为感叹……可在场的笔者闻听他的这番经历后不禁后背冒汗，美国基因采集已经渗透到我国乡村田野，实在令人恐怖！
郑毓煌先生是留学回国报效祖国的清华人，他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营销学博士，在此之前他还获得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清华大学的工学士和经济学士双学位。郑毓煌先生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博士生导师。郑毓煌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传播科学的营销理念与方法，被业界誉为“中国科学营销倡导者”。但是，“隔行如隔山”，像他这样堪称青年才俊、人中豪杰之精英人物，竟然也对他国针对本国本族的基因采集“混沌不开”，可见，我们过去在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已经遭受多么严重的隐形损失……
——半导体
半导体供应链的脆弱性是众所周知的，但美国报告发现，美国严重依赖台湾的一家公司（应该是台积电——笔者注）。它还发现，对手可以进入供应链，并将受损的芯片放入美国的商业和国防系统。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大陆在该领域的一波收购，包括北京智路资本有限公司(Wise Road Capital)2021年 3月以14亿美元收购韩国美格纳半导体(MagnaChip)。中国大陆芯片国产化率也在逐年提高，预测将由2020年的16%提高到2025年的19%，自给率(含外企在大陆生产的芯片)由2020年的40%提高到2025年的70%
——自控系统
美国报告的结论是，自动驾驶系统也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因为它扩大了黑客未来能够追踪的目标类型，并收集了大量美国司机的数据。美国官员们援引了2021年9月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非法收购了一家总部位于意大利的军用无人机公司，以收集自控技术。2019年，一名苹果前员工被指控从苹果窃取自动驾驶汽车的机密，并计划将其转交给一名中国大陆竞争对手，官员们对该员工的逮捕进行了标记。
——保护并非脱钩
美国报告说，许多私营部门的商界领袖没有意识到，一些看似简单的商业交易对美国更为危险，如合资企业、合作伙伴关系、并购等。通过这些交易，外国公司获取这些技术并取代生产这些技术的美国公司。情报机构担心，美国公司不仅会失去优势，还会被完全挤出对21世纪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NCSC负责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国家反情报官员爱德华·游(Edward You)说，“这不仅是知识产权的损失，也是完整商业模式的损失。” 最重要的是，这些交易并不总是基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 NCSC代理主任奥兰多说。“这是因为它是这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是外国(尤其是中国大陆)政府技术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美国情报官员没有建议美国和中国大陆经济“脱钩”，也没有阻止相互间正常的学生和员工流动。因为这种合作流动是双向的，可以互惠互利。譬如一个新冠病毒的流行，就让不再拥有生物和保健用品供应链的力的美国，意识到“我们依赖他们（这里指中国——笔者注），……他们可以在其他人之前制定对策。有效的防御相当于进攻。他们可以像使用口罩一样，拥有所有的战略优势。”
美国情报官员的说辞并非空穴来风，据笔者所知，近年、尤其去年中美贸易逆差更大。如今，太平洋上往返中美之间的集装箱货运，去程满载、返程许多空空如也——美国因为疫情导致生产半瘫痪——全球60%药物原料需要中国供应，而美国医疗市场各种低利润、低技术的初级产品和原料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自或仅来自于中国，在危机时刻，设法寻求替代来源显然是空无依托的幻想。有鉴于此，在笔者看来，所谓中美完全脱钩之说也许是伪命题、猜想而已。
两败俱伤 中美脱钩没有赢家
2022年1月3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五大核武器国家）首脑联合签署的“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是：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核武器要用于防御目的，不能瞄准其他国家。
按说中国的核武器似乎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然鹅，中国却与美国平起平坐，参与签署和平文件。为此笔者猜测，这也许跟去年中国再次实验的高超音速导弹有关——中国实验成功的超高音速导弹，在大气中以近十倍音速飞行。这个速度足以令全球所有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成为摆设。
位于北京怀柔雁栖湖畔的JF-22风洞能产生每秒10公里的超高速气流，相当于音速的30 倍。再加上已经建成的JF-12复现风洞，这两个风洞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大概可以领先西方20-30年。
在中国先进风洞支持下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令全球所有国家导弹拦截系统化为乌有，所以，核武器比中国强大几十倍的超级大哥美国也拉着小核兄弟中国讲和平，大概拜赐中国高速超音导弹之降维“打击”吧。
那么，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等领域，中美是否同样可以和平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脱钩，并非完全绝缘，而是遏制中国不得超越美国发展。
“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一个错误的概念。”2022年1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Blinken）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他声称中方的政策比前几十年“更加自信和具有侵略性”。但他承认，近年来华盛顿自己对多边主义的拒绝，使中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活动主持人，曾担任过美国驻欧盟大使的斯图尔特·埃森斯塔特（Stuart E. Eizenstat）在与布林肯就俄乌边界紧张局势和对俄关系交换完意见后，就中国议题提问说：“中国即将举办冬奥会。从历史上看，如你所知，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一个已确立的大国时，可能会有摩擦，甚至战争。我们能避免与中国发生新的冷战吗？”“毕竟，我们（在对华关系上）有一个不寻常的情况，真的不像与俄罗斯的关系。我们的经济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他们支持限制伊朗的核能力。”
埃森斯塔特再问道：“我们将中国视为对手、敌人、竞争者，还是合作伙伴？我们能否通过例如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提高在亚洲的竞争力？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你如何看待中国？”
布林肯回答称：“首先，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清楚，没有比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和更有影响的关系，而且可能没有任何关系在其所有层面上会对塑造未来几十年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美中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它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思考，以及我们的行动的核心。”
布林肯声称：“第二，虽然我认为，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概括美中关系。当你看一下这种关系，你刚才很好地暗示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它的竞争方面。而且，顺便说一下，只要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没有错；我们看到仍然有一些合作因素，包括，如你提到的，可能在气候变化方面，以及其他一些领域；但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对抗性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如你所说的，在过去几年里，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看到的不同：无论是在该地区还是在其他地区，通过各种手段，更加自信，更具侵略性。”
布林肯还说，“在我们思考（美中关系）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些真正重要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激励着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在这些方面对中国的做法：竞争、合作和对抗。第一点是，如果我们与伙伴和盟友协调和合作，我们在这些领域中与中国打交道就会好得多、有效得多。这也是我一开始说的，我们在振兴我们的联盟、振兴我们的伙伴关系、振兴我们在国际机构中的参与方面投入这么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在应对中国时，我们是一起做的。就效果而言，我们的综合力量比我们单独行动的时候要大得多，即使是美国。”
布林肯称：“仅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经济问题上与中国接触时，在我们对他们的做法有深刻的分歧和担忧的领域，当美国单独采取这种做法时，我们是世界GDP的20%或25%。当我们与欧洲或亚洲的伙伴和盟友一起做这件事时，占到世界GDP的40％、45％、50％。这对中国来说是更难忽视的。从整体上看，我们一直在这样做，以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我们能更好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布林肯说，“第二，对我们自己进行投资，以确保我们尽可能地具有竞争力是有意义的。这也一直是总统所做的和继续努力做的工作的中心。如果你看一下过去，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就我们对自己的投资而言，我们是第一或第二的国家：在教育、基础设施、创新、研究和开发方面。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急剧下滑，而与此同时，中国在每一个领域都上升了。”
布林肯称：“因此，如果至少我们不对自己进行投资，以使我们尽可能地具有竞争力，我们就会削弱我们有效处理中国带来的挑战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寻求进行这些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特别是当涉及到教育，涉及到基础设施，以及涉及到创新、研究和发展时。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基础，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越来越多地围绕着对中国的正确做法和对我们自己的充分投资汇聚在一起；我们将在这场竞争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做得非常、非常好。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更难了。所以利害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正在非常、非常积极地追求它们。”
埃森斯塔特说，“因此，有一项法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获得了两党的强烈支持，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减少我们对中国的计算机芯片和其他产品的依赖。但它在众议院确实被搁置了。本届政府是否会优先考虑让该法案获得通过？”
布林肯说：“简而言之，是的，我们已经，我们是（在这样做）。它应该得到完成；它应该通过。你指的是《CHIPS法案》。它被叫的名字众多，这将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正是我所说的对我们自己的投资，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因此，我们希望它能向前推进；它应该如此。但还有其他事情，斯图，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在谈到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新兴技术及美国重回国际舞台并发挥领导力等问题后，布林肯稍后总结说：“因此，我们全面采取的方法直接适用于我们试图有效处理中国的问题。同样，这涉及到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采取一个共同的方法；并确保美国本身再次参与，再次在谈判桌上。你知道那句老话：‘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你可能就在菜单上’。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会留在餐桌上。”
布林肯还在发言中表示：“我认为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概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在许多方面有可能会被误导。同样，以正确的方式，贸易、投资，包括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可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竞争环境不公平，而且不是因为中国所从事的许多做法，这是一个必须非常有效解决的问题。”
布林肯说：“第二，当涉及到投资时，当它们进入特别敏感的领域，敏感的技术，敏感的行业，当然，我们必须有效地防范。因为当涉及到来自中国的投资时，进行投资的公司和国家之间没有区别。……”
布林肯补充说：“但正如你所知道的，同样，斯图，从这么多年的工作来看，当涉及到有效防范有问题的投资时，或者说，当涉及到确保我们和其他国家出口的技术不会在战略上、军事上帮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我们最好以与其他国家协调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布林肯说：“当涉及到投资时，在一块明确界定的领土周围建立非常高的围栏，在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上建立围栏，这确实会有所作为；而不是试图在所有东西周围建立一个非常低的围栏，我们根本无法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而且会切断实际上有益的商业，包括对我们的工人和人民。因此，这是一个很长的说法，就像大多数事情一样，你必须同时做到强硬和聪明，而这正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
【本文作者陶勇：知名IT作家，具有十五年新闻从业经历、先后从事财经、时政和法治（调查）报道。2005年在担任《法制早报》（法治日报社主办）记者期间，报道“圆明园湖心岛违法出租”事件引起全国轰动。曾任职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采编管理岗位，2016年主持《民心》杂志全国版创刊——负责栏目设计与采编团队组建并担任执行总编。
2016年创作出版《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平装版与精装版发行近10万册）、2019年创作出版《华为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2021年10月创作未出版《抛弃创新 再难联想——联想卅七年，从创造无数IT辉煌到滑下神坛》。2013年曾为华商韬略高级撰稿人、参与合著《全球最佳50华人慈善家》、《中国最优100民营企业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