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贫穷为罪恶开脱，国民性问题不能回避

　　在中国，买卖人口有深刻的民俗基础，买卖婴幼儿童，是为延续家族血脉、将来的劳动力、养儿防老；买卖妇女是为婚姻。过去年代还有为逼债卖儿卖女，还有典妻的，如今已绝迹，买卖婴幼儿童也在严厉打击下收敛不少，可买卖妇女借着不少名头，收效甚微，特别有地方政府罩着，政府若有尴尬，贾平凹之类文人卖字以“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帮腔，还有政府“白手套”胡锡进故意以“贫穷是罪恶之源”引发争论、转移焦点、扰乱视听。

　　其中确实存在不少困惑，比如“买卖妇女”与“婚姻中介”你怎样将他界分清楚，其中的技术活儿不亚于组装一台电脑，于是一股脑儿推向政府，可其中的精细程度再怎样有为政府也无能为力的，只能一事一单。“婚姻中介”的媒婆和中介人总是有所付出的，他不能白白倒贴的，至少要中介成本，而“买卖妇女”冲着利益而去；中介成本与利益追求，你怎样区分他？他当中一条界线在哪儿？具体考虑问题时必得综合许多因素，否则这根“线”是找不到的。

　　如果嫁入一家富裕人家，妇女自身权益或有所保障，如果一户贫困户，那就惨了。2022年除夕一位记者的偶然采访披露了丰县一位母亲的遭遇，此事在网络迅速传播，引起了广泛关注！母亲生育了八个孩子，如今患有精神疾病，象猪狗一样被铁链锁住，吃冷饭睡破屋，大冬天的只穿着两件薄衣服，牙齿掉光。

　　报道雪片似的飞来，有要求将八娃父亲抓起来的，更多要求当地政府担责，要求上级政府介入调查。当地政府一次通报、两次通报、三次通报、四次通报……，与媒体周旋，努力降低自己在此事件中的义务和责任，于是就有文人“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白手套们以“贫穷是罪恶之源”为政府开脱责任。

　　此事件中暴露出的国民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此事件中许多细节，比如究竟买卖妇女还是婚姻中介？比如登记结婚时政府责任是否缺失？比如虐待妇女问题……，我相信随着政府调查深入，结果一定水落石出，可其中的国民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单靠法律技术，你根本无法厘清“买卖妇女”VS“婚姻中介”之类困局，中国社会始终没法杜绝“买卖妇女”现象，与过于技术化或物质化思维有关；中国社会存在买卖人口的民俗基础，人是可以被“物化”的，“人”就象柴米酱油茶那样生活必需品，可以用来买卖。不铲除这个文化土壤，“买卖妇女”是没法杜绝的；人不是物，人需要钱但不能以钱去称量，这类观念应该持久在国民心灵中回荡和扎根，然后法律才能有效，而这是个漫长的国民性改造过程。

　　中国社会过于技术化或物质化思维，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别看对立双方或多方，在此思维中相当一致。人是什么？人是物质，是物质存在；可我们“人”也是心灵的荡漾，是本质存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曾经有过一阵“本质先于存在”思潮，后来被视作“唯心主义”而遭受批判，今天我们还得回过来审视一番。

　　我们社会确实过于技术化或物质化思维了，老胡的“贫穷是罪恶之源”说了句大实话，他还是社会精英，担负着引导国民的重任呢！昨天我写了篇《老胡退休后在研究哲学吗？》，轻轻的点了下，没有展开；许多人不买账，对老胡进行了批驳，可最后仍然循入“技术化或物质化思维”窠巢――他不是“五十步笑百步”那种，而是尚未认识到“精神与物质同样存在”――而“精神”是通过“人”这么个特殊物质“呼出”来的。

　　国民性问题是存在的，他不能全都用物质性去解释――当然不否认相当部分可以且只能用物质性去解释，比如“精神”现象就不能全都以物质去衡量解释，他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然后用嘴巴“呼出”来的。国民性有许多范畴（互不隶属、不能相互替代的概念或观念），我以“智力状况”和“善恶是非观”解释之。

　　智力状况；对个体而言智力决定有他的物质基础，他由遗传物质、地理环境、饮食条件等各方面共同决定。这些都是他的物质基础；但整个群体而言未必就是个体的集合，整个民族的智力状况未必就是个体智力状况之和。我举个简单例子，股评职业和股评家群体：谁都没法否定是高智力活动场所和高智力群体，在成千上万要素中判断谁与谁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高智力活动啊，但未必全都是物质基础决定的，情况相当复杂，与群体的文化（精神现象）和制度模式有关。

　　【股民们大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某股评家说某股票要涨啦，结果真的涨了――但是你我他许多人都不认为会涨；他说跌了，真的跌了――你我他大家都不认为会跌，可他的股评总是这么“神”。股价究竟是涨是跌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这些物质基础全都反映在财务报表中，只是每个人的判断不同，为啥只有他总是正确？

　　这里存在一个哲学上称作“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某甲股评家说某股票要涨啦，大家都去买，结果股票大涨，也许按照该股的物质基础（财务报表）本不该涨的。那么该股票上涨究竟由他的物质基础决定呢？还是由某甲那嘴巴决定？都有可能，这是股民们都有过的体验，“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总是存在的，没法全部克服的。

　　因此为了使股评预报更符合实际（更贴近物质基础），降低“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人们为股评设立了许多规则，但只要从人的嘴巴里出来，他就没法完全剔除；事实上股票的上涨或下跌中，人们根本没法知道其中物质基础贡献多少，“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又贡献了多少；人们要是早知道的话就可做出“逆向股评”――将该股评家的股评“固化”，视作一项财务指标。然而这又是个悖论，仍需要由人对这项指标做出股评――只不过多了一项分析指标而已，仍可能存在“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

　　事实上“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是在信息流中形成的――股评家嘴巴里出来，到股民的耳朵是一股信息流，而信息流中存在精神现象（人们信任或不信任该股评家就是某种精神现象）。信任该股评家的股民越多，“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就越强。】

　　通过股评这则示例可知，于个体而言“智力”具有物质性，由物质决定的，于社会群体而言，除了物质（股评家与众股民），还与非物质因素有关，至少包括制度性因素（为股评设立规则），还包括嘴巴（股评家）到耳朵（众股民）信息流中承载的精神因素。

　　整个民族的智力活动中充斥着类似“股评”式的活动，他们的全部构成民族的智力状况，当然他是通过个体反映出来的――他既与物质有关，又与非物质因素（包括制度因素、精神现象）有关。

　　善恶是非观：人是否天生具备善恶是非观？好像没人支持。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善恶是非观是社会观念投射到个体，而社会是在不断演变的，他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又脱离物质。有研究认为人类童年曾有过一个“弃老”阶段，我不知这个研究怎么得来，不知真假，但据说许多民族都有这个传说。今天道德观念中真是匪夷所思，尊老敬老是我们当今社会普遍观念，被认为是天生的道德观念――除极端情况（比如战争、严重天灾）。据说许多岩画有这类“弃老”场景，这种观念是一代又一代传承的。如果真这样，那么他一定因为当时物质资源匮乏，资源首先用于保证身强力壮者，以及用于维持后代――这在当时被认为“善”不是“恶”；随着物质资源的丰富，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改变。

　　又演化到某个阶段，随着物质的进一步丰富，人类智力的加强，产生了某种约定――约定某种行为属于“善”，某种行为属于“恶”，这种约定已经脱离了物质羁绊，进入精神领域。虽然以后还可能发生“弃老”――比如战争、严重天灾情况下，但人们会产生“恶”的负罪感。

　　可以认为善恶是非观也是由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共同构成，现代民族间差异颇大，比如西方民族个体独立性较强，尊老爱老观念就比中国人淡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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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智力状况”和“善恶是非观”两则，国民性有许多类似范畴，由他们的全体构成，表现各异，但全都是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共同决定。

　　今天话题为什么强调国民性，就是要强调其中的国民精神，他是需要改造的，并且是可以改造的；国民性确实存在物质决定性，但也可以精神超越，中国当下社会过于技术化或物质化思维，看不到这一点，强调这个也许会被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今天正好借老胡这句骚话我也来发挥一点。

　　我的许多朋友是不承认“国民性”的，他们只承认“阶级性”而不承认“国民性”，认为国民性所探讨的问题都涵盖在阶级性中；更叫绝的是我的另一些朋友，他们承认“两性”的生理之别，却不承认“两性”的心理之别，认为“两性”心理探讨问题也都涵盖在阶级性中――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口号：妇女的最后解放在于无产阶级的解放。熟悉西方哲学的朋友知道，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其他西方学派中的“阶级性”，他的最后承载和渊源是“物质性”，“阶级性”的终极解释必然都要指向“物质性”。因此我的许多朋友用“阶级论”去批判老胡的“贫穷是罪恶之源”时，只是搔了一下痒，我总觉得没触到痛处。

　　昨天我没准备，写了篇《老胡退休后在研究哲学吗？》，急就章，今天还是要认真再写一篇。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