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贫穷为罪恶开脱，国民性问题不能回避

　　在中国，买卖人口有深刻的民俗基础，买卖婴幼儿童，是为延续家族血脉、将来的劳动力、养儿防老；买卖妇女是为婚姻。过去年代还有为逼债卖儿卖女，还有典妻的，如今已绝迹，买卖婴幼儿童也在严厉打击下收敛不少，可买卖妇女借着不少名头，收效甚微，特别有地方政府罩着，政府若有尴尬，贾平凹之类文人卖字以“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帮腔，还有政府“白手套”胡锡进故意以“贫穷是罪恶之源”引发争论、转移焦点、扰乱视听。

　　其中确实存在不少困惑，比如“买卖妇女”与“婚姻中介”你怎样将他界分清楚，其中的技术活儿不亚于组装一台电脑，于是一股脑儿推向政府，可其中的精细程度再怎样有为政府也无能为力的，只能一事一单。“婚姻中介”的媒婆和中介人总是有所付出的，他不能白白倒贴的，至少要中介成本，而“买卖妇女”冲着利益而去；中介成本与利益追求，你怎样区分他？他当中一条界线在哪儿？具体考虑问题时必得综合许多因素，否则这根“线”是找不到的。

　　如果嫁入一家富裕人家，妇女自身权益或有所保障，如果一户贫困户，那就惨了。2022年除夕一位记者的偶然采访披露了丰县一位母亲的遭遇，此事在网络迅速传播，引起了广泛关注！母亲生育了八个孩子，如今患有精神疾病，象猪狗一样被铁链锁住，吃冷饭睡破屋，大冬天的只穿着两件薄衣服，牙齿掉光。

　　报道雪片似的飞来，有要求将八娃父亲抓起来的，更多要求当地政府担责，要求上级政府介入调查。当地政府一次通报、两次通报、三次通报、四次通报……，与媒体周旋，努力降低自己在此事件中的义务和责任，于是就有文人“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白手套们以“贫穷是罪恶之源”为政府开脱责任。

　　此事件中暴露出的国民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此事件中许多细节，比如究竟买卖妇女还是婚姻中介？比如登记结婚时政府责任是否缺失？比如虐待妇女问题……，我相信随着政府调查深入，结果一定水落石出，可其中的国民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单靠法律技术，你根本无法厘清“买卖妇女”VS“婚姻中介”之类困局，中国社会始终没法杜绝“买卖妇女”现象，与过于技术化或物质化思维有关；中国社会存在买卖人口的民俗基础，人是可以被“物化”的，“人”就象柴米酱油茶那样生活必需品，可以用来买卖。不铲除这个文化土壤，“买卖妇女”是没法杜绝的；人不是物，人需要钱但不能以钱去称量，这类观念应该持久在国民心灵中回荡和扎根，然后法律才能有效，而这是个漫长的国民性改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