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间用上抗病毒药VS第一时间用上中药，基层医生该听谁的？

　　这两天，张“圣人”的一个在社区医院指导用药的讲话被疯传。其核心要义为在救治的“黄金72小时”，辉瑞的paxlovid也好、阿兹夫定也罢，“抗病毒药一定要先用上”。

　　这一次，他也知道情况紧急，不再抖进口车国产车的机灵，明确表示无论进口车，国产车，先跑起来再说。

　　说实话，笔者其实不反对医院对这些小分子抗病毒药的使用，此前笔者撰文也仅仅是批评将其当做包好的“特效药”或“神药”来使用，而不顾其严苛的限定条件。

　　昨天人民日报也强调，“抗病毒药物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而医生如何判断和用药，其实也是需要培训的。遗憾的是，这些抗病毒药究竟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有什么禁忌，在张“圣人”的培训中，笔者并未看到相关信息，而前两天北京协和那个指南，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至于中医，中医专业出身的张“圣人”说得还是那么“清晰明白”：“但是你说用点中药可以吧？用点中药当然是可以，因为中药我不太懂，所以我没有给你讲怎么用中药的话，你肯定比我懂，你想怎么样你自己去看着办。”

　　一句话，不肯定不否定，不置可否，谁也不得罪，隐含话语的则是，我这大专家都不推荐，你要想用就自行担责吧。

　　在张“圣人”的思路中，救命当然靠小分子抗病毒药，这是第一时间必须要用的药。

　　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前几天发文，要求“要把第一时间用上中药作为临床救治的原则之一，力争第一时间进行中医药干预”，“减少病情向重型转化”。

　　这也正是近三年来在各地被反复证明的宝贵经验。

　　两个“第一时间”，有了差别和冲突，那么基层医生该听谁的呢？

　　相比基层医生的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更为严重的是，耽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造成本不该有的死亡。

　　中西医如何更好的结合，不同的药物该如何形成配合，的确是一个值得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

　　这个难题不应该交给基层医生。

　　关于中医的救治效果，这里还有一个鲜活的案例。

　　四川省中医院感染科在无呼吸机和其它机械通气手段支撑的情况下，最近一月，入院71人，出院65人，现住院病人52人，期间死亡1人（头天晚上10点入院，第二早6点病逝，没有吃上中药），而这些病人至少是普通型及以上，部分病人是重型或危重型，就是常规对症治疗+中药。

　　事实证明，中药为主的抗疫其实是确实可行的。

　　其实早在武汉时期。扈晓宇医生所率领的团队就创下了重症病房三个0 的记录。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院）感染科主任扈晓宇所在的医疗队，中医10名、西医65名，其中36名为ICU医生，于2月15日成建制接管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两个病区，共128张床位。

　　病区开设第四天，由扈晓宇牵头，医疗队内成立了中医突击队。数据表明，以10天为一个疗程，吃中药的患者，胸部CT改善率为79.6%，危重患者转为普通型或轻症的转换率为80%，核酸转阴率为50%，发热、咳嗽、消化道症状缓解率为90%以上。

　　疗效说话，同队的西医及被救治的病人对中医越来越认可。

　　到3月15日，病区患者“清零”的时候，该队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76例，累计治愈出院141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51例。令人惊叹的是，两个病区气管插管患者0例，使用有创呼吸机患者0例，使用ECMO患者0例。呼吸机又原封不动的送还了医院。

　　这三个0的记录，对当时的重症病房而言，这是非常罕见的。

　　张“圣人”任救治组组长的某地今年三月还在坚持用“三素一肽”的治疗方案，然后当死亡率开始飙升的时候，就归咎于高龄和基础病，甚至当地媒体人将其怪到了刚刚到来的中医张伯礼的头上。

　　更早的时候，在2020年，当地将所有市面上的抗病毒药物都试了个遍，张“圣人”在一次会议中也承认，效果均不佳。

　　相比某地此前总是将死因归为“高龄”、“基础疾病”，给人一种他们的死“是时候了”的奇怪感觉，张伯礼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批评：“不是说老年人有基础病的都不行了，不是这样的，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张伯礼还强调，要抓征兆、抓苗头，治疗关口要前移，即“先症而治，截断病势”。

　　或许，今后的格局是，有资源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用抗病毒药物在社区医院应对一波波的流行，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医院，靠的是中医的大锅药，还有某些基层医生习惯的“三素一汤”。

　　反正，按照国外的经验，一年2-4波的感染潮是跑不掉，到那时“干柴烧没了”，只是在反复感染之下，湿柴也快烤干了。

　　说句实话，许多中医人，哪怕看到中医被反复雪藏、救急、诋毁，依然义无反顾地奋斗在前线。有些时候，不得不说上两句，也仅仅是希望能少死几个人，能少一点后遗症。

　　仅此而已。

　　【文/重楼，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针砭药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