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天府绿道复耕惹争议，该为毛主席的“以粮为纲”正名了

　　近来，成都天府绿道的“复垦复耕”事情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巨大争议。作为一名已在成都工作生活多年的普通百姓，笔者也想就此谈一些看法。

　　1、网民究竟在争议什么问题？

　　笔者去年12月中旬在绕城绿道骑行，就曾亲眼看到一大片“花田”被推平翻土，当时还以为是要改种其他品种的景观植物。

　　今年3月底以来，很多成都市民在本地问政平台投诉称，自己所在小区附近的绿地以及当地花重金打造的“环城绿道”拆除了绿化植物，种上了农作物。

　　成都天府绿道建投集团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

　　网上流传的“天府绿道集团将全力冲刺全市10.1万亩耕地复垦复耕目标”，指的是成都此前设定的一个目标任务，从2021年启动，到今年完成10.1万亩土地的复垦复耕；

　　关于土地的性质，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都有明确的划定。这次复垦复耕的土地原本就是耕地，不存在“把原来的绿化工程改为农业种植”的现象。

　　其实被复耕的不只是绕城绿道。天府新区某些打着“公园房”旗号高价售出的楼盘，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田园房”，这让购房者产生了心理落差。但因为这个理由去质疑的网民毕竟只占少数。

　　笔者浏览了“天府绿道”官网，在其项目展示一栏写道：

　　按照总体规划，环城生态公园项目将建成“5421”体系，即打造500公里绿道、4级配套服务体系、2万亩水体及10万亩粮油产业带。

　　笔者不知道这个规划是不是一开始就制定好了的。如果一开始制定的规划“5421”体系打造“10万亩粮油产业带”，那么前几年为何要在“粮油产业带”先花费大量金钱和人力搞绿化景观呢？这恐怕才是网友争议的真问题。

　　很多网友争议的其实不是成都应不应该保留耕地，而是为什么要反复拆建、“浪费公帑”。负责相关项目的单位的回应，显然是答非所问。

　　“拆绿复耕”的做法，其实是似曾相识的。笔者所在小区附近前几年要修地铁，而修地铁就得把沿线公路挖开。在地铁项目正式立项、准备动工之前，小区附近地铁沿线的公路翻修竟然先行上马了。于是，这条公路用了大半年重修了一遍；通行不到一个月又打上围栏，重新挖开进行地铁项目施工；待到地铁完工，挖开的公路再次被回填、重修。

　　如此种种，网民心中其实是有自己的答案的，无非想亲耳听个解释。

　　2、从“退耕还林”到“退林还耕”

　　成都目前正在进行的“复垦复耕”，是对以往片面做法的一次紧急“纠偏”。

　　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粮仓”的美称，密布的河网带来大量沉积物，让这里愈发肥沃，适宜的气候也很适合农作物生长。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遏制我国水土流失加剧的局面，四川、陕西、甘肃3省率先开展了退耕还林试点，由此揭开了我国退耕还林的序幕。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

　　西部地区实施“退耕还林”的动机是好的，但在城市化大跃进和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成都的“退耕还林”显然已经远远走过头了，在植被茂密的成都平原，所谓过度开垦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原本并不严重。

　　然而，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成都市在20年间累计完成退耕还林工程132万亩。

　　2017年，成都市计划投资约415亿元，计划到2020年建成“两环一轴”绿道(锦江绿道、天府绿道、熊猫绿道)，到2025年初步建成市域主干绿道体系。其中，耗资341亿元、长达100多公里的天府绿道串联起了121个公园的环城公园。

　　此外，随着成都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城市建设用地、居住用地也在快速吞噬着“天府粮仓”的耕地。

　　十年间成都城市面积增长数据

　　2022年，“天府粮仓”“非粮化”的问题引起了央媒《半月谈》的高度关注。数据显示，2010年成都全市耕地总面积还剩余约638.79万亩，而2020年成都耕地总面积约为497.99万亩（包括被并入成都的简阳）。据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显示，十年之间，整个成都平原的耕地面积减少了40%！

　　根据笔者对成都周边农村的观察，真实的情况恐怕更不乐观。因为种田根本赚不到钱，这些年来成都周边的郊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成片的良田被种植上景观作物或者经济作物，变身农家乐或景区。不知道在《半月谈》那篇报道中，这些项目是被统计到了“消失”的耕地里，还是仍旧以高标准农田的身份存在呢？

　　战旗村占地650多亩的妈妈农庄，绝大部分是花田不是农田

　　成都郊区分布着多个“薰衣草基地”，占地动辄几百、上千亩

　　然而在粮食消费端，为了支撑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成都不断从全川乃至全国吸引人口，十年时间总人口从1500万骤增到2100万。

　　2021年，成都粮食产量230.6万吨、猪肉产量30.16万吨，降至全省第七，从市外调入粮食634.2万吨、猪肉44.7万吨，分别相当于本市产量的2.75倍、1.48倍。

　　而整个四川省的粮食自给率降至107%，处于全国中下水平；到2019年，四川已成为全国第二大粮食调入省，与曾经的产粮大省的身份并不相配。成都平原的“非粮化”造成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

　　而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是全中国粮食自给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2021年，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粮食总产量6.83亿吨，海关总署公布的粮食进口总量是1.65亿吨。进口粮食的数量基本是准确的，因为这是通过贸易数据一笔笔计算出来的；而自主粮食总产量据说已经十几连增了，但农村出来的人都对这个数据保持着不乐观的态度。但是，即便按照官方公布的这个粮食总产量计算，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也已经下降到了80%；业内人士的估计则要到70%甚至更低。

　　和平时期，茅于轼等人鼓吹的放弃“土地红线”的说法还能忽悠不少人；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加剧、国际局势的日益动荡，这样的粮食自给率对14亿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大概是成都被央媒点名之后紧急“纠偏”的一个根本原因。

　　3、重新审视“以粮为纲”

　　我国当前“粮食自给”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让笔者想起了毛主席提出的、被精英们污蔑谩骂了40年的口号——“以粮为纲”。

　　毛主席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认识到粮食问题对于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时刻关注着农业生产问题，亲自制定了农业增产的八项基本措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把这些措施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1958年6月18日晚，毛主席在同李富春等人谈话时，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这个口号。

　　精英对“以粮为纲”的污蔑，首先是有意屏蔽了这个口号中的另一半——“全面发展”，称“以粮为纲”全面扼杀了农业经济的多种经营。

　　事实上，196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国的农业应当是：以粮为纲，“粮、棉、油、菜、糖、果、烟、茶、丝、麻、药、杂”12个字统一安排，全面发展多种经营。

　　依托人民公社体制，六七十年代农村地区的粮食连年增产带动了多种经营的发展；在农业兴旺发展的基础上，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很多公社办起了社队企业，搞出了一大批“五小”工业（小煤矿、小冶炼、小机械、小水电、小化工），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工业化，实现毛主席关于要把农村建得像城市一样好的设想。

　　这正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发展起来的基础，而在其他搞了分田单干的农村，社队企业又成了所谓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产权从集体手中变到了个人手中。

　　关于这个问题，在本号之前介绍“凤阳白山凌”、岳阳“毛田人民公社”的文章中有大量具体的案例陈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在本号搜索，本文不再赘述。

　　精英对“以粮为纲”的另一个污蔑就是说毛泽东时代过度垦殖、过度砍伐，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水土流失问题。

　　新中国成立的近前30年，毛主席的确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艰苦卓绝的垦田运动。1949年我国可利用的耕地面积为14.68亿亩，1960年增长为17.55亿亩，1970年为19.05亿亩，1980年为20.1亿亩。

　　这本来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绩，却成了某些精英口中的“罪过”。

　　在粮食单产很低的时代，增加耕地面积的确是增加粮食产量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而“土”在农业八字宪法中仅占一项，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种子改良、土壤改良、农业科技推广以及70年代引入的13条大型化肥生产线，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才开始全面发挥作用，这是80年代粮食增产的一个根本原因。你不能因为后来其他因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就全面否定“土”的作用吧？

　　关于过度垦殖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在局部地区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认识本来就有阶段性的问题，更何况在毛泽东时代这不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不妨还是拿数据说话。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初，我国水土流失面积约为153万平方公里；1982年统计的水土流失面积为120.9万平方公里；1986年，131万平方公里；1991年，153万平方公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在通行的数字是2020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269.27万平方公里，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这是统计标准和口径的差别。笔者的这组数字采取的是90年代以前的统计标准，在统一标准下对比才有参照意义）

　　新中国前三十年，有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即便考虑局部的过度垦殖问题，整体上而言，毛泽东时代的山河整治是在改善生态环境，大量的学术文章正是在拿局部的问题指代整体的问题；反倒是80年代水土流失面积迅速增加，经过十余年时间就回到解放初的水平。由此，才到90年代末又提出了“退耕还林”的口号。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和山林被私人承包以后，以经济利益为首要导向。例如，新疆塔城市1988年把1987年飞播的草苜蓿开垦了四千亩种粮食作物，伊犁州1988年把许多不宜种粮的退耕还牧草场开垦了10万亩种粮食作物，这些行为迅速造成沙化；在大草原，草地也被分包，过度放牧导致草场迅速退化，全国草场产草量到80年代中期比60年代下降了30%-50%；草原上珍稀植物如内蒙古黄芪、新疆甘草，麻黄等，由于掠夺性挖集，所剩无几……（见1994年第1期《西北人口》杂志《我国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和整治对策》）

　　至于说毛泽东时代“过度砍伐”的问题就更加荒谬。毛主席在50年代就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口号，以塞罕坝林场为代表，一大批知识青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把荒漠变成了绿洲。短短20多年时间里，新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8.6%实实在在地提升至近13%。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9年的30年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12.98%上升到18.21%，主要的增长完成于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将统计森林面积的“郁闭度”从之前的0.3改为国际上通行了的0.2。

　　1978年冬开始的全国性大规模乱砍滥伐才是对森林资源造成严重毁灭的罪魁祸首。从1978年以来，我国森林采伐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超过森林生长量，每年“赤字”达一亿立方米，直到1991年赤字才有所减少。另外，盗伐、哄抢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林木的案件，在80年代也屡有发生。由此造成80年代前后十余年我国实际的森林覆盖率裹足不前甚至不增反降。

　　结语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粮食安全问题，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当年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是多么的清醒和富有远见；而考察“退耕还林”政策出台之前的整个50多年的历史，根本不是“以粮为纲”造成了生态破坏，问题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而今，“退耕还林”走过头，需要重新搞“退林还耕”，问题同样出在一个“私”字上——地产资本、农业资本为了一己之私，根本不会顾及影响全民的粮食安全问题。

　　有些网友质疑绿道旁边种田的“投入产出比”，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与整个农业的前途与命运是密切相关的，而“以粮为纲”的真实历史正是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一个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