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引领毛主席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人”，我们不能忘记他！

　　今天是4月28日。

　　我想，当朋友们谈论起这个日子，大略想到的，是距离五一假期着实不远了。

　　旁的，并不觉得这个日子有多特殊。

　　但，你知道吗？

　　96年前的今天，北京城内，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悲伤的憾事。

　　时间回到1927年。

　　那时候，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着北京城。

　　当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谴责反对，在北京西郊民巷看守所内，对二十余人执行了绞刑。

　　这其中，有一位身着粗布衫、蓄着八字胡的三十多岁模样的男人。

　　此时的他，虽然早已遍体鳞伤，脸上却竟未显出一丝的痛苦、恐惧和颓唐。

　　相反，他眼神中透露出的，是异于常人的冷静、沉稳与坚毅。

　　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犹豫，而是昂首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并发表了最后的演讲：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发表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被立刻处以绞刑。

　　所谓绞刑，就是用绳索将人的脖子吊在半空，致其死亡。

　　敌人很残忍，竟用“三绞法”行刑，逼问他是否“悔过”，整个过程进行了四十多分钟，这个男人才气绝身亡，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语，是一声“天”的呐喊。

　　这位视死如归的猛士，究竟是谁？

　　他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引导毛主席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领路人：

　　李大钊先生。

　　1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半年前，他的父亲李任荣就因为痨病，不幸去世。

　　在李大钊出生后，他的母亲周氏身体虚弱，需要静养，但，因极度思念亡夫，悲痛欲绝，很快也便撒手人寰。

　　如此一来，李大钊便成了孤儿，而那时，他连说话走路，都还没学会。

　　幸运的是，他还有爷爷相依为命。

　　虽然爷爷已经年近古稀，但，总比举目无亲、无人养育，要强太多了。

　　李大钊的爷爷，名叫李如珍，他早年曾“闯关东”，赚了些钱，也见过些世面，深知读书明理的重要性，对于孙子李大钊的教育，抓得很紧。

　　据说，李大钊五六岁时，早晨起来，爷爷便把小木桌擦干净，放到炕上，指导他晨读学习。

　　或许是教导有方，李大钊从小便很懂事，自我管理能力也挺强，读书学习和休息放松两不误，真正做到了劳逸结合，爷爷要求记忆的经典，也是背诵得滚股烂熟。

　　7岁那年，李大钊被送到村里的谷家私塾读书。

　　私塾先生单子鳌心地善良，爱惜才华，他很喜欢这个天资聪颖但身世可怜的孩子。

　　为了让李大钊不再像父母那样短寿，能有一个光明的前程，便给他取名“李耆年”，字“寿昌”。

　　多年以后，当回忆起李大钊，他还禁不住啧啧称赞道：

　　“我教了一辈子书，平生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李大钊）！”

　　其中“耆”这个字，原指六十岁的老人，后用作对老人的通称，有长寿之意。

　　考虑到李大钊改过几次名，为避免混淆，本文采用大家都熟知的“李大钊”一名展开叙述。

　　在谷家私塾读了3年后，李大钊又先后去了张家馆、井家坨读书。受到祖父的影响，那时候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通过不断的刻苦学习，向上提升，做官为民，兼济天下。

　　也即我们常说的“学而优则仕。”

　　1905年，李大钊参加童试，一路过关斩将，成功通过县试、府试，正摩拳擦掌，准备要院试时，却发生了一件未曾预料的大事。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废止了！

　　这意味着，李大钊希望通过科举制实现自身理想抱负的上升通道，被突然间硬生生地关闭了。

　　不过好在，他的府试成绩并未作废，根据分数，李大钊被录取为永平府中学堂的学生。

　　到了新式学堂的他，开始接触到许多新思想，接触到许多外部世界发生的种种时事。

　　在了解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后，李大钊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据说，一次课上，听完老师的讲述，他实在怒不可遏，愤然起身，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李大钊的这种表现，过于热血冲动了些，颇有些不成熟，但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很早的时候，李大钊就具有了反抗斗争精神和觉悟。这精神和觉悟，像是基因一般，深深刻在骨子里的。

　　这也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为革命殉道埋下了伏笔。

　　1907年，李大钊以优异成绩从永平府中学毕业，这时，他其实有机会直接升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学成后，便可谋得一官半职，衣食无忧。

　　但，此时的李大钊，经过几年的学习，整个人发生了全然的蜕变，他志在“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不屑于做官，于是放弃了这个在许多人看来宝贵的机会，而是转而去天津，报考更高一级的学校。

　　最终，李大钊选择并考取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所以选择这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当我们联想到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求学之路，会发现，和李大钊先生有些许类似之处，他们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救国救民，后续两人的相遇，也许是偶然，但彼此间相互吸引影响，却更像是一种必然。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日子里，李大钊学习勤奋、刻苦依旧，同时，他还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逐渐显露出了领导才能。

　　他还遇到一位对他深远影响的老师，白雅雨。

　　白雅雨不仅是学堂里的地理教员，他还是同盟会在北京的负责人之一。

　　课后闲余，李大钊常和同学找到白雅雨，与其探讨时局、纵论古今，受益匪浅。

　　后来，白雅雨发动滦州起义，失败被捕。面对敌人的淫威，白雅雨没有屈服，不愿下跪，他义正言辞地说：

　　“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吾既为我主义而来，吾自当为我主义而死！”

　　“你们醒醒吧，今天你们做清朝的奴才，明天就要做洋人的牛马。共和大好，清朝腐朽，我们要为共和奋斗啊！”

　　刽子手见白雅雨就是不跪，气急败坏，先是砍断他的双脚，再砍断他的头，残忍至极……

　　得知恩师壮烈牺牲，李大钊悲痛万分，但他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愈挫愈勇了。

　　他将自己的名字“李耆年”改为“李大钊”，字“守常”。

　　其中，“钊”有“用勇气、精神或希望鼓舞、勉励他人”的含义。

　　至于“守常”的含义，我觉得或取自《淮南子》中的那句“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

　　翻译过来就是：

　　“有因为想要治理却混乱的，没有因为遵循常道（亘古不变的道理、规律）却失败的。”

　　李大钊还将自己的学斋取为“筑声剑影楼”，引用的是荆轲刺秦的典故，以此言志。这让我不觉想起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的那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算是对李大钊此时之精神面貌的绝佳写照。

　　他还组织同学，撰写文章，有力批驳日本狂热侵华分子中岛那本端臭名昭著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中的种种谬论，如当头棒喝，文章一经结集出版，“风行全国”。

　　在李大钊看来，上述种种努力，都有所作用，但时间一长，似乎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前途与命运，依旧波橘云诡、乾坤未定。

　　他十分迷茫，感觉自己区区一介书生，到底该如何才能完成救国救民之宏远的理想呢？

　　他陷入了深思，而这，也促使他开始走进了新的人生阶段。

　　2

　　1913年，李大钊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

　　这期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二次革命失败，本就迷茫的李大钊，更加失落了。

　　思来想去，他决定去日本留学，看看能否找到心中想要的答案。

　　你也许会奇怪，从上文可以看出，李大钊对日本这个国家，并无好感，为何他会选择远渡东瀛留学呢？

　　其实，这是有历史因素的。

　　从清朝开始起，日本就已是中国人留学的重要国度。一方面是路途较近，文化环境类似，留学成本较低，另一方面，是希望能通过在日本留学，了解研究他们强大的原因，作为中国发展之借鉴和参考。

　　故而，李大钊选择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但，在昌黎车展亲眼目睹日本士兵枪杀5名中国警察的悲惨事实后，李大钊亦暗暗发誓：

　　“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他还写了一首诗给朋友，以此言志：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留学期间，李大钊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以文会友，结识志同道合之人。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章士钊和陈独秀。

　　尤其是陈独秀。

　　在章士钊的竭力撮合下，二人见面了。因为彼此所关注的话题相同，思想高度并驾齐驱，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了莫逆之交，他们或许不会想到，几年后，两人一个北，一个南，会携手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也在密切关注国内时事。

　　1915年，袁世凯无视全国抗议风潮，无条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一时间，国内掀起了反袁斗争。

　　李大钊与朋友们聚在东京郊外，专心致力于反袁工作，并写出《青春》一文，发表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

　　此文倡导“再造中华”，其中那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广为人们传唱，对当时的青年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袁工作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一心往往难以二用，李大钊耽误了不少功课，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理由是“长期欠席，除名。”

　　不过，对此李大钊不以为意，在他看来，有无文凭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能够投身自我理想的事业之中。

　　他回到中国，一面继续进行反袁斗争，一面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努力探索尝试。

　　比如，创办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纸《晨钟》，后又到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当起了编辑，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统治和封建文化的进步文章。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中国，作为长期关注时局的李大钊来说 这一消息，无异于茫茫黑暗之中的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国革命渺茫的前途。

　　为什么李大钊会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之先驱”，知道列宁是俄国革命领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一切的法案、措施，都是为着人民而根本出发点的。

　　这跟李大钊多年以来所追求的救国救民理想，正好契合，李大钊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案，而这个方案的思想指南，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成为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18年初，在章士钊、陈独秀的推荐下，李大钊得到一个机会，那就是去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

　　这样一来，三位在日本结识的友人，又聚在北大这个地方，一起工作了。

　　对于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友谊，章士钊这样描述道：

　　“独秀则独树一帜，为马克思之说，以自宠异。李大钊者字守常，燕产也，为人肫自谦静，雅善文章，愚友之数岁，风义弥笃。至是折韪独秀，为之疏附。

　　独秀得此良佐，声气骤腾之。二人者，性情既同，旨趣复一，出入莫什科、北京、上海间，相与发挥，践履共产主义，遂若烘然一炉，星焰迸发。”

　　在当上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李大钊很快便体现出了他超强的工作能力。

　　他对图书馆业务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包括图书馆的管理体制、馆藏保障体系、队伍建设、内部管理、馆际交流等。

　　因此，李大钊也被视为“中国当代图书馆事业之父”。

　　后来，图书馆搬进新落成的沙滩大楼（北大红楼），管理查阅书籍变得更加方便，李大钊和青年学生、进步教师交流也更方便了，因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存在，北大红楼，也一度成为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8年10月的一天。

　　北大教授杨昌济来到北大红楼，敲开了李大钊办公室的大门。

　　他还带着一个高个子、面部清秀的青年。

　　这个青年，就是年轻时的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刚从湖南一师毕业，为了留学勤工俭学之事，初次来北京，人生地不熟，成了一名“北漂”，囊中羞涩，生活清苦，亟待找份工作，生存下去。

　　李大钊简单和毛泽东交谈了一番，发现这个年轻人似乎很不简单，虽然只比自己小4岁，但才思敏捷、谈吐见识非同凡响，便答应下来。

　　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此事后，也表示了肯定，他说：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

　　就这样，在杨昌济、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帮助下，毛泽东成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

　　虽说相比教授们动辄120块大洋的收入，8块着实看着不多，但对于那时的毛泽东来说，这笔钱足够在北京生活了，且能生活得还不错。他之所以能拿8块大洋，也在于李大钊的悉心关照。

　　那时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挺简单，就是打扫馆内卫生，并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书刊和阅览者姓名。

　　他自己对这个工作，颇为满意。因为身处北大图书馆，就是置身在了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中心，能够亲眼接触到那些平时活跃在报纸上的著名人物。

　　尽管毛泽东后来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未如此，而是对毛泽东帮助有加，影响甚大。

　　就说李大钊。

　　毛泽东有问题请教，李大钊有问必答，还给他推荐各种好书，这里面就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还介绍胡适、陈独秀等名师，让其参与到北大课程的旁听。

　　毛泽东还加入到蔡元培和著名新闻人邵飘萍联合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以及杨昌济、梁淑敏、胡适等教授组织的“哲学研究会”。

　　这就跟现在加入线上学习社群差不多，不要觉得社群是多先进的玩法，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加入社群有个好处，那就是能结识到大量志趣相投的朋友，浸染在一种知识高密度的环境中，让自身成长进步得更快。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集团胜利，中国是战胜国之一。

　　为庆祝胜利，北大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举办了讲演大会。

　　李大钊上台演讲时，他不像其他人，一味地夸赞协约国，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

　　在李大钊看来：

　　“取得这次胜利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

　　“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

　　这次演讲，李大钊慷慨激昂、情真意切，几乎打动了台下所有的人，包括青年毛泽东。

　　离开北京后，毛泽东与李大钊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通信。

　　他还在李大钊的支持和资助下，在长沙办起了“文化书社”，成为了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道：

　　“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

　　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实实在在，有书为证。”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管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不仅是毛泽东，许许多多的青年，在李大钊的努力和影响下，都开始选择相信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大钊不愧为中国青年的革命导师。

　　随着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五四运动的爆发，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把志同道合的人们集合起来，更好地投身到中国社会的改造之中。

　　中国共产党，呼之欲出。

　　而这，也造就了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在李陈二人的推动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均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没有闲着，他更加深入地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去，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在一步一步努力践行实现自己青年时“救国救民”的理想。

　　如果说过去更多只停留在想的层面，没有相应的理论和组织依托，那么现在，则大不相同，李大钊的希望，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共产党，聚集起一大批志同道人，来为共同的理想信念奋斗。

　　当时的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的党组织工作，并基于党组织，在北方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同时，他还看得很长远，比不少人都提前预见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里的重要地位，指出：

　　“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他也早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亲自出面，做通冯玉祥等国军将领的工作，联合他们一起，参与国民革命。

　　他又受党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

　　他亦领导北方地区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坚决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为大革命做出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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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梳理完建党以后李大钊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我们不难发现：

　　李大钊和毛泽东之间，有太多相似之处！

　　“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些尝试，原来从李大钊那会儿，就开始施行了。

　　由此也不难看出，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有多深，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毛泽东与李大钊，其思想高度，基本算在同一层面！

　　我想，如果李大钊先生没有早早牺牲，想必，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就会少些流血牺牲，少走些弯路，早日实现中国革命之胜利。

　　不过，可惜的是，没有如果了。

　　3

　　1926年初，面对日本要求国民军从大沽口撤防的无理要求，面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无耻卖国行径，北京各界人民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游行请愿。

　　谁知，段祺瑞政府居然朝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开枪在，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共打死打伤200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爱国学生，和其他革命群众。

　　爱国学生里，就有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里的刘和珍。

　　鲁迅对其高度评价：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当时，李大钊也在请愿队伍中。

　　他高举一面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列，反动军阀开枪后，他的头部和双手也都受了伤，血流不止，好在没有危机生命。

　　不过，从此刻起，李大钊便被北洋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除之以为后快。

　　1926年4月，局势进一步恶化。

　　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张作霖趁机占领北京，并规定：

　　“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一时间，北京城内，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氛围。

　　先是著名新闻人邵飘萍被枪杀，再是《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被枪杀，又有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通缉名单，李大钊，则更成了军阀眼中的头号“赤敌”。

　　此时的李大钊，其实还有机会离开北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但面对亲朋好友的劝说，他却平静地拒绝了：

　　“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我是不能离开北京的，如果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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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我心里五味杂陈。

　　在革命年代，有多少像李大钊这样的仁人志士，面对困难危险，虽有机会躲避，却依旧将生死置之度外，奋战在第一线，这等精神气魄，值得万世敬仰，不愧为中华民族之脊梁！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面对丧心病狂的反动军阀，李大钊终于还是被捕了。

　　被捕后，许多人为李大钊奔走呼号，设法营救。

　　比如号称“民国人脉第一人”的杨度。

　　他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变卖，所得的4000大洋全部用来了营救李大钊，结果未能成功。

　　章士钊、陈独秀、范熙壬等人，亦作出最大之努力，却依旧未能成功。

　　因为李大钊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当时有工人领袖专门组织劫狱队，秘密计划劫狱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毅然回绝了，他说：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守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在狱中，李大钊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残忍的反动派，甚至还拔去他双手的指甲！

　　那种十指钻心的痛，我光看着文字描述都觉得疼，何况当时亲身经历！

　　但，面对敌人的淫威，李大钊没有屈服。

　　他从未向敌人透露半句关于党的任何机密，同时，他还不顾手上的斑斑血迹，写下一篇《狱中自述》，既简要地回顾了自己的短暂而峥嵘的一生，说自己“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又表达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还希望敌人能对其他入狱的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希望李大钊能为张作霖、吴佩孚效劳。

　　李大钊冷笑道：

　　“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软硬皆不行，这时，正好在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密电张作霖：

　　“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种种因素，促使张作霖动了杀心。

　　于是，也便有了本文开头李大钊先生就义的场景。

　　李大钊牺牲在了1927年的那个春天，当时的他，还未满38岁。

　　4

　　虽说李大钊先生英年早逝，壮烈牺牲，但他的理想信念之火，并未熄灭，而是被后辈们继承，并通过不懈努力奋斗，最终得以实现。

　　李大钊曾说：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二十多年过去，那个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和他共事的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秉承着他的遗志，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让天地变了颜色，让历史走进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1949年3月25日，在从河北西柏坡前往北京的路上，毛泽东不禁回忆起与李大钊的种种往事，一时间感慨万千：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由此可见，一个好的老师，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大的帮助。

　　关于李大钊先生的文章，我其实很早就想写了，一直在找一个机会。

　　今天是李大钊先生牺牲96周年纪念日，谨作此微文，纪念之。

　　写过历史类文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符合史实是有多么重要。

　　为了能更好地还原那段历史，充分展现李大钊先生的成长历程，和作为共产党人那种革命大无畏的精神形象，我翻阅了大量资料，经过多方对比筛选，再结合自己的理解，才缀连成此文。

　　虽然整个过程颇有些辛苦劳累，但当文章完成之际，我亦感觉到有种莫名的满足和充实。

　　因为通过写作，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李大钊先生为理想信念奋斗的一生，从中也收获了许多启发和感动，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引领和成长。

　　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跟毛主席那句“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说当今之社会，许多地方已经没有战争，不需要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不妨碍我们学习李大钊先生、毛主席身上那种奋斗拼搏的精神品质。

　　置身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但，有关理想信念，有关奋斗拼搏的话题永恒，也是我们值得珍视和坚持的东西。

　　这是我在了解完李大钊先生的事迹后，得出的一点个人体悟。

　　最后，就用马克思青年时期写下的一段话作结吧：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

　　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铁肩担道义，精神启后人。

　　谨以此文纪念李大钊先生牺牲96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