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小地方人”的烧烤狂欢,又触怒了优雅精英人士的哪根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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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整整一年前一个沙茶写手(叫什么玩意“王左中右”)写的极其“曲高和寡”的酸腐文章《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吗?
和今天讽刺淄博烧烤的那堆“大地方人士”,本质是异曲同工。
文字与饮食一样,其使用权、改造权、分配权、定义权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为精英阶层所把持。
不论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词,还是“深藏内府处,一书惊天人”的长著,长久至今,文字始终是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
饮食同理,直到今天都有人在靠着一杯咖啡吊命,一旦给TA断了,就会立刻“上等人综合症”病发——如若这时候再在TA面前扒一口大蒜,则更加顷间身亡。
回看史书,“上等人”始终垄断着权力,属于底层大众的只有“说”,而“写”永远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情趣是他们写的,政治是他们写的,历史也是他们写的——就连底层大众都是他们的笔象之一,他们才是垄断一切解释的“周期律性”的势力。
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先生就曾认为:“在所有的文学当中,诗歌是一种精英文化,尤其以古典诗词为甚。”
上可以文案依附权力,“以诗谋仕”;下可以曲调取嘻人间,“以诗戏妓”——这就是旧时文人的多数“风骨”,以致绵延至今。
而普罗群众呢?史书长册里,他们永远只有柴米油盐、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织布编麻。
一不小心,还得被扣个“乌合之众”的污冒。
他们是官吏皮鞭下的宫殿建筑工,他们更是文坛大夫笔触下的粗鄙无用人。
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浩浩汤汤的长史之中,“愚昧”总是首选词。
哪怕如晏阳初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描述也大抵不过“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上等人祖师爷”胡适先生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更是提出“五鬼乱中华”的惊世学说,在“愚昧、贫穷、疾病、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为首鬼——这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众的。
是群众的愚昧耽误了胡适之们的优雅,是群众的粗俗妨碍了胡适之们的进步。
总之,一切都是人民群众的锅。
在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阶层的描述里,大众的“愚昧”似乎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在这个判断下,历来精英群体显然都可以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群众——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时也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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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时,宋美龄曾进入美国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年后转入卫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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