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小地方人”的烧烤狂欢，又触怒了优雅精英人士的哪根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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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整整一年前一个沙茶写手（叫什么玩意“王左中右”）写的极其“曲高和寡”的酸腐文章《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吗？

　　和今天讽刺淄博烧烤的那堆“大地方人士”，本质是异曲同工。

　　文字与饮食一样，其使用权、改造权、分配权、定义权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为精英阶层所把持。

　　不论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词，还是“深藏内府处，一书惊天人”的长著，长久至今，文字始终是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

　　饮食同理，直到今天都有人在靠着一杯咖啡吊命，一旦给TA断了，就会立刻“上等人综合症”病发——如若这时候再在TA面前扒一口大蒜，则更加顷间身亡。

　　回看史书，“上等人”始终垄断着权力，属于底层大众的只有“说”，而“写”永远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情趣是他们写的，政治是他们写的，历史也是他们写的——就连底层大众都是他们的笔象之一，他们才是垄断一切解释的“周期律性”的势力。

　　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先生就曾认为：“在所有的文学当中，诗歌是一种精英文化，尤其以古典诗词为甚。”

　　上可以文案依附权力，“以诗谋仕”；下可以曲调取嘻人间，“以诗戏妓”——这就是旧时文人的多数“风骨”，以致绵延至今。

　　而普罗群众呢？史书长册里，他们永远只有柴米油盐、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织布编麻。

　　一不小心，还得被扣个“乌合之众”的污冒。

　　他们是官吏皮鞭下的宫殿建筑工，他们更是文坛大夫笔触下的粗鄙无用人。

　　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浩浩汤汤的长史之中，“愚昧”总是首选词。

　　哪怕如晏阳初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描述也大抵不过“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上等人祖师爷”胡适先生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更是提出“五鬼乱中华”的惊世学说，在“愚昧、贫穷、疾病、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为首鬼——这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众的。

　　是群众的愚昧耽误了胡适之们的优雅，是群众的粗俗妨碍了胡适之们的进步。

　　总之，一切都是人民群众的锅。

　　在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阶层的描述里，大众的“愚昧”似乎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在这个判断下，历来精英群体显然都可以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群众——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时也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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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时，宋美龄曾进入美国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年后转入卫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