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国泰事件：历史埋下的雷

　　简单来说，就是历史埋下的雷，今天的一言一行皆为岁月演进所致。

　　还是要从二十六年前的香港回归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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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归之前，英国政府曾不向中方作任何通报，突然抛出过一个跨越1997年、耗资达1247亿港元之巨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动用几乎所有的财政储备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举债，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资本流向英国，意图“掏空香港金融”。

　　而更早一些的1991年，英国先是把联合国发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成了所谓《香港人权法》，提出许多人权方面的倡议，比如限制死刑、放宽国籍户籍等；紧接着一年后，港英政府又宣布“解除社团限制”，完全放开港内港外的社团注册，也宣布不再取缔任何组织。

　　这就给大批NGO进入香港“备战”提供了法理支持。

　　比如那个著名的“香港外国记者会”，拿着英国人在被驱逐前临时更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五独分子来港演讲、煽动独派势力对抗北京中央。

　　彭定康，这个末代港督正是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由其政治挚友梅杰首相力荐走马上任的。

　　这位在英国因诚信不佳而知名的政客，自称“深知最大的试炼将来自政治竞技场”，1992年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内部做了一个“严肃的形势报告”，断言：

　　北京政权不到1997年就会像欧洲的苏联、东德和波兰那样垮台。

　　以此，彭定康动员政务官、公务员们跟着他一起“打乱仗”，放弃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谅解的束缚，捞回十年前“英国在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能得到的东西”。

　　1992年10月7日，上任仅三个月的彭定康发表了早在英国就打好腹稿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提出完全另一套设计，掀起了后过渡期又一大折腾。

　　时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鲁平同志随即指出，这个方案表面上仍然说要维持英国在香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但实际上是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

　　这套方案在当时一度让中英之间已达成的政权机构平稳过渡安排化为泡影。

　　彭定康先斩后奏公布政改方案后，不断软硬兼施要挟中方接受；中方自然坚决予以拒绝，直斥他背信弃义，是“千古罪人”。

　　但是，在彭定康借助首相支援和全力操控下，这套“政改方案”还是在港英立法局以一票微弱多数通过…事实上宣告了英国最后管治时期的香港政治体制已无法与未来中国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

　　1994年，中英双方开始就渡期预算案编制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专家小组进行正式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