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 端午杂谈：朱熹、鲁迅、毛主席认识屈原的三重境界

　　对于屈原的文学成就，无论是宋代理学家朱熹，新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还是诗人革命家毛主席，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他们在读屈原、评屈原、“用”屈原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

　　禅宗提出了认识论的三重境界：

　　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禅中彻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对应了唯物辩证法所指出的认识事物的规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而朱熹、鲁迅先生、毛主席对屈原的评价恰好又与这里的“三重境界”是吻合的。

　　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评价屈原：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

　　朱熹认为屈原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意思是说屈原过于追求完美主义，有精神洁癖，因而“不可以为法”，但屈原“忠君爱国”；认为屈原的作品“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思苦神”，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过于“愤青”，但朱熹体谅屈原之忠，“怨怼激发”之词也是因为过于强烈的忠心导致的，反而有更强烈的感染力，“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能“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更能够启发世人觉悟，感发其天性之善。

　　可见，朱熹肯定屈原，主要肯定的是屈原的“忠君爱国”，但对于他的“精神洁癖”和“怨怼激发”，朱熹是不满的。

　　鲁迅先生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称赞屈原的作品“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与之同时又批评屈原“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鲁迅先生认为，屈原作品虽能“怼世俗之浑浊”，却始终缺乏“反抗挑战”的精神。

　　后来鲁迅先生又多次表达过类似批评。例如1932年，鲁迅先生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写道：“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1935年，鲁迅先生又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写道：“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不过，鲁迅先生终其一生仍旧高度肯定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他的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便是化用了《离骚》中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他的《彷徨》扉页就引用了《离骚》的诗句作为题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他曾说：“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