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假靳东”事件，透过现象看本质
#上海警方抓获假靳东团伙8人#这个事一开始我真是就当个笑话看，心想就是个大龄饭圈、花痴老妪，具体新闻也没细看…
但是直到看到这条帖子，感觉现实存在的问题也许没那么简单。
如同被卖保健品的骗子仅凭一声亲切的“爷爷奶奶”便被轻易地蒙骗（甚至有时候很多是自愿性受骗），这些被假靳东哄诱的大龄妇女，其在当前许多农村环境中被严重压抑的性需求和审美匮乏，乃至是一种精神黑洞的低洼状态，都从这次假靳东事件中凸显。
首先这次得先夸一句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短视频产品，或者说夸一句中国飞速壮大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能够以无限下沉和垂直的态势，让底端阶层仅凭一部手机就可以接触到光鲜诱人香喷喷的上流花瓶社会——比如那些颜值爆表的明星们（不论男女）。
这样的上下阶层“联动”的结果之一就是，让农村大妈们在寻求到精神寄托的同时，也不经意地暴露出当前农村地区大龄妇女精神贫乏、生活状态压抑受迫的现状。
五年前，《经济师》杂志就在2018年第1期刊载过一篇《新时期农村妇女精神生活的现状、 成因及对策》的调查论文，作者乔田语教授、张国民教授。
文中就指出：
在25岁至35岁之间的农村妇女群体中，她们能用内向和外向来大体的描述出自己属于什么样的性格，但在年龄偏大的中老年妇女群体中，性格只是一个较模糊的概念。
从情感体验方面来看，当下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大龄妇女较为表面化，对于幸福的感知较为简单。
对她们来讲有吃有穿，孩子有工作能吃饱饭就是最大幸福， 而相对于个人兴趣爱好是否得到重视、人际关系以及自身思想同时代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并没有给予重视或被给予重视。
总体而言，农村大龄妇女对于自己的情感体验更多的是选择抑制， 例如对于婚姻巨大的不幸福感、主要是对夫权压迫的痛苦感，大多数妇女就会选择隐忍，这在农村几乎是无需讨论的。
而隐忍的后果，就是将内心深处被压制、被压抑的滂沱情感，无限制地向屏幕另一端的靳东们，疯狂输出、以满足自己的寻欢需求。
哪怕这种寻欢是单向度的、甚至是虚拟且短暂的，但对于她们而言，这就是每一天、每一个24小时里唯一的幸福。
在乔教授和张教授的论文中，认为“农村大龄妇女的自我价值追问缺乏合理性”也是一大原因。
原本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化，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传统腐朽礼教已离妇女远去。
但是晚近四十年，随着空前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与资源向城市中心移动，农村地区的“被抛弃感”远远要大于前三十年。
建国后前三十年，不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赤脚医生”这样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产物，优质资源反哺农村、坚决不抛弃农村，这是毛主席时代的经略国策之一。
如毛主席一直强调的：
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尤其再看毛主席这段话：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然而当时间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毛主席曾担忧的包产到户和两极分化接连登上历史舞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就随之诞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将原本集体共生的农村社会再次切碎、逐回了小农经济生态。
伴随着的，是从90年代国家逐渐开始将市场作为“关键性的资源配置手段”以来，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逐步进行了成批次、有秩序的“外逃”，可谓不分男女老少地将劳动力推向了东部沿海，把一座座大山、乡村基层留给了不具劳动作业能力的高龄老者和初生孩童。
随着对资本集聚的强烈需求，已闻不到多么浓烈的“拥抱农村”的味道。
与之相伴的，就是一座座浮华奢丽的城市森林的阴暗面：各种农村问题的频现——留守儿童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死灰复燃的黄赌毒、童养媳与黑社会问题……都缠绕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国的许多基层乡镇地带。
一度连卖血卖出“艾滋村”、拐卖儿童拐出“犯罪村”这样的极端案例都层出不穷……
甚至更让人愤怒和悲痛的，他们还要忍受着来自新新城市阶层和伪布尔乔亚群体的嘲弄，如“穷山恶水出刁民”、“贫生奸计、富养良心”等时代性的恶语……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曾提出：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
同时，列宁还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他早在1902年就指出：
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中国这片历来被皇儒思想笼罩的土地上提出“大逆不道”的共同富裕思想。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孜孜探求，如他在1919年曾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
而“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党的正规文献中，是在1953年12月16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这一《决议》正是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起草的，他亲自主持、参与了起草，并对决议草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决议指出：
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两年后，毛主席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
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
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作为历史判断的反面，当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滑坡，必然带来的便是近四十年来农村文化的崩塌和精神层面的彻底贫化。
“封建性”，亦开始在农村地区重新升起。
传统糟粕伦理里，那种对于妇女的刻板映像及约定俗成的人格设定，开始再次影响着中国的农村妇女群体，对妇女的固有角色设定，大大限制了农村妇女对自我价值的追问。
关于自我价值，许多农村妇女首先就表现在对于这个概念的模糊与不解。其次，农村妇女对自我价值也缺乏理性判断，各方面思想观念其自身就相当地趋于保守。
她们甘愿被父权、夫权、宗族权所压迫，于是形成了严重的情绪压抑，最终走向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去寻求欢爱与寄托——而这，就让那些假靳东们寻到了“商机”。
让人痛心的是，昔日在毛主席麾下，中国妇女本已经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挣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个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的压迫。
在乔教授和张教授的调查中还发现，大多数农村妇女比较偏向于传统的道教和本土化的佛教，但大都不是真的信教，且存在盲目跟风以及封建迷信的问题。
还有少部分妇女拜信基督耶稣，这些妇女大都出于生活的不如意因而想在宗教的世界里寻求慰藉，在虚幻的宗教世界里学着说服自己认命。
还记得两年前疫情期间被曝光的石家庄小果庄村吗？参与基督教派传教活动的大部分是大龄的老人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视的现象。
在当今许多经济落后、文明隔断效应显著的乡村区域，基层党组织的控制力在不断弱化，尤其文化构造力趋近于放养状态，这给了境外宗教入侵真空、稀释党组织影响力的机会。
一大堆令人触目惊心的“基督村”、“全能神村”、“气功村”、“念经村”……
在这些原始封闭的村落中，不见村党支部奔走进行党群建设、马列宣讲，却是明晃晃的举全村之力修筑的教堂神庙，以及随处可见的宗教元素。
不论是外来宗教的渗透还是虚假感情欺诈的成功下沉，都是精神世界匮乏的标志。
原本，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填补她们的心魄的，但是在论文分析里认为，在很多农村妇女看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只是国家政府工作者和学者们关心的国家大事，对于她们而言只是一种以自己知识水平难以领会的理论， 同样马克思主义在她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和影响”………
马列主义高居庙堂而远离底层工农阶级，这，就是淡化乃至放弃「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的后果。
在人类发展史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首先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来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学者或女权主义者也从方方面面论及了妇女解放问题。
但第一次做到真正从彻底解放劳动力和彻底砸碎权力束缚的角度去拯救妇女群体的，只有中国的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早在《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就指出，造成男女“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职业、交际、娱乐、名分”差别的原因，在于“社会罪恶”。
因此，妇女解放要从社会入手、从教育入手，但最重要的乃是求经济自立。
1919年11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后在迎亲花轿中用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
此事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长沙《大公报》当时为此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毛泽东本人则在十二天中连续发表九篇文章，指出“婚姻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赵五贞的死根源于社会！”并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动进攻。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就不复制了，这篇理论雄文具体阐述了中国的妇女问题，从七个方面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如果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形成的标志，那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该可言之毛泽东妇女思想形成的开端。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
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仅仅占20%……
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在50年代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建设之深之广，使西方国家的女权团体都羡慕不已。
今天呢？我别的不说，官台拍摄的抗疫神剧都敢堂而皇之地污蔑女性医务人员的抗疫贡献……至于农村地区的女权保障和女性心理问题建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原有妇女发展模式受到了太多的的冲击，包括与人口危机相伴生的妇女就业危机，比如妇女就业保护与企业效益的冲突（怀孕就业歧视、妈妈就业歧视），比如国家保护妇女政策与企业家自主权的冲突，比如对女干部比例保护与公民民主权的冲突，等等等等。
今日的农村，由于封建性的部分复燃，大龄妇女摆脱夫权和族权压迫的难度在现实中过于庞大。
由于土地的不动性，农村妇女离婚后，通常无法带走在婆家分得的土地。即使有极少数的婆家同意把地分出来，但因离婚农村妇女耕种不便，往往使她们很难实际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妇女一旦离婚，她们很可能处于没有住所、无处可去的艰难境地。农村妇女娘家受传统不良风俗的影响，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如果仍居住娘家，会影响其兄弟家运，且“有辱家门”。
同时，房屋很多情况下都是留给儿子的，如果离婚后妇女强行回家居住，即使父母愿意接纳，姑嫂之间也很难和平相处，导致家庭矛盾不断。
现实是残酷的，离婚的农村妇女很难申请到新的宅基地和农田使用权，这样最终导致其无房可住无地可种……
农村地区的大龄女性心理慰顾和精神文化建设引导，如果仍不重视，这样的“假靳东”还会继续出现，因为他们永远有市场。而依靠短视频平台来治理，那就太滞后了。
要记住毛主席在1955年说的话：
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