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需要至少培养5万优质公共知识分子？
编者按：近日，有网友发文《与李部长书：未来，中国需要至少培养5万优质公共知识分子》，似含为国为民之心。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为人民大众、为民族未来的思考，呼唤“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容许独立而理性的表达，尊重国民的言论自由。中国共产党萌芽于知识分子群体中，社会大众向来尊重知识分子，各级党委和政府也重视思想及意识形态工作。然而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希望知识分子为自己发出哪种声音，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社会议题时应该站在哪种立场上？在表达渠道丰富多元的当下，这确实是知识分子自身以及社会大众应思考的根本性问题。本网特原文转载此文章，以供读者阅读并思考。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的磅礴力量。
作为独立社会观察者，在多年的研究探索中，耳闻目睹中国社会变化发展，我有两个深刻认识：
一是政治是一门最真实、最高级的社会科学，治国理政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工程，正常人需要对国家和政治领袖抱持尊重与敬畏之心。
其次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有目共睹，模式有迹可循，目标未来可期，完全值得每一位中国同胞信赖和自豪。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一个社会，如果把它看作一部精密机器的话，从功能上，大体可简单分为领导、生产、行政、支持、安保和润滑六大系统。
前面三个系统，大家顾名思义都很好理解。科技、教育、卫生、外交等行业都可看作支持系统，公安、司法、军队、监狱等强力部门归入安保系统，而文化、艺术、媒体、社会性专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等职业则可看作让机器良好协调运转的润滑系统。
总结古今中外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六大系统中，无论哪一个系统紊乱、出错，都有可能让一个国家机器生锈、停滞。
比如：吏治贪污腐败、生产贫穷落后、社会奢靡堕落、精英唯利是图、外交卑躬屈膝、教育崇洋媚外、司法草菅人命、假冒伪劣浮夸虚伪风气横行，都有可能导致最后人亡政息。
客观上，这就需要大量真正正直的主流媒体、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非公知，以下同）集思广益、出谋划策，拾遗补缺，提供精神食粮、给予前瞻预判、激发文明创新、抚慰社会创伤。
回顾共和国70多年历史，我们有杰出的政治领袖、勤劳的工农群众、忠诚的人民军队为基础。
自1975年，邓小平先生先后发出“科学技叫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号召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拥有了足以令世界惊叹的航天航海、网络通讯、交通基建、工程机械、区块链、AI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力量，从而带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飞速发展，一举摘掉旧中国贫穷、落后、愚昧的帽子，开始以昂扬的精气神进入世界民族竞争大舞台。
转眼，21世纪的第3个10年，人类进入一个快速变化发展的新时代。新冠疫情从天而降；互联网通讯技术日新月异；AR、AI人工智能异军突起；俄乌冲突暴烈延宕复杂；中美欧日印等大国关系瞬息万变……这一切都给原来按部就班式的世界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迎接这些挑战？更快、更好、更稳地全面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
国家领导人曾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高屋建瓴前瞻总结指出两个答案：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所以，就世界政治大势来说，也迫切需要培养、发现、造就大量正直的优质公共知识分子。
因为，无论是“人民监督”，还是“自我革命”逻辑上都是一种技术，一门科学，都不能乱来，逻辑上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结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正义的精神气质。既不能装腔作势、滥竽充数，更不能与国家民族离心离德，阴阳怪气、煽风点火。
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作为独立社会观察者，我对这个灵魂的理解就是：国家领导人近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到的“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其前提要求与标志表现就是：“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1944年，毛泽东主席就说过：
“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遗憾的是，如今，在中国互联网社交领域，不知从何时起“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名词与话题，并诞生了一个类似汉奸公贼的贬义性名词短语“公知”。
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官网输入“公共知识分子”查询，仅有185条记录（文章）。大部分都是2015年前后发表的，近几年几乎很少有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
而输入“国家治理体系”查询，则有2300多条记录。换句话说，这也可初步看作公共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设计架构中的某种缺位。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大众视野，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源自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
其实，这不过是部分媒体文人牵强附会之说，未免有些偏颇。
早在1934年9月，鲁迅先生就曾于《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过：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通俗地理解，这个脊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优秀公共知识分子。比如鲁迅先生本人就是致力唤醒旧中国人民觉悟的杰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2021年9月27日，国家领导人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培养造就大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
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立足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和创新实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逻辑上，这类人才就是俗话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多了还是少了？
浙江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观察与思考》杂志策划总监刘晓林曾在2004年第11期谈了这个问题。
文化纵横公众号亦曾转发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唐世平先生文章（原文《公知、社会科学和国家治理——兼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知》于2013年发表）。
其中，唐先生就谈到了当年“公共知识分子”表现的一个让人生厌的常见弊病：
今天的中国，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空洞的呼吁、没有理论依据的预测、没有理论依据的批评、借古讽今的历史故事，似是而非、没有好的理论和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绝大部分公知都只是批评既有的社会事实。批评固然重要，但批评并不能替代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2014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梁军先生曾以“郎顾之争”著文，亦说到导致“公共知识分子”声名狼藉的原因有四点：政治投机、利益代言、漠视不公和道德缺失。
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影响和作用，以文艺工作为例，2014年10月15日，国家领导人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作了深刻阐述：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
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同时，他还讲述自己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
浮躁 —— 这就是当前文艺娱乐领域的问题，也是缺乏优秀的文艺公共知识分子的表现之一。
其结果就是导致影视文艺娱乐圈唯利是图、追名逐利、庸俗、奢侈攀比、偷漏税、刷榜、控评、“邪教式”追星等乱象横生。
具体来说就是：一，缺乏世界级的优秀作品。二，包括影视演员、明星、作家在内的文艺从业人员相比欧美明星、艺术家而言，普遍眼界狭隘，知识单薄，缺乏世界价值观念，很少关注中国之外的世界，难以代表中国代言履行国际公益事务职责，更不用说正确评论世界之事。
相反，娱乐圈的“邪教式”追星粉丝已成为网络最大公害之一。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那么，其情况又如何呢？
2016年5月17日，国家领导人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他批评“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国家领导人殷切期望：
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总之，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立足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和创新实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就是新时代建设公共知识分子队伍的新任务。
譬如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讲习教授、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先生就因倡导“善治”、“共治”、“增量改革”等概念，而为政民工学商各界所接受、理解、称赞、尊重。
三、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社交平台的发展、区块链理论的应用，大大促进人类信息交融，不对称交换日益减少，社会层级日趋扁平、去中心化，社会管理形式逐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逻辑上，是应当会诞生新的社会管理结构和理论的。这也直接影响国家国级竞争水平和现实结果，值得关注。
就国际政治而言，新加坡就好比是东南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城市小国，却能在中美日欧等大国中纵横捭阖、穿梭外交，创建、引导东盟各国，举足轻重。
这正是知识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眼界胸怀的力量。这些力量总和就是优秀公共知识分子。
再比如上个月满百周岁的基辛格博士。几十年来，他在国际舞台长袖善舞，为美国赢得了无数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声誉，又何尝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呢！
当前，网络平台商业功利泛滥，网络暴力横行，乱象丛生，极大影响社会正面导向与和谐，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相当部分原为生意而来的网红大v唯利是图，逐步成为网络既得利益集团（联盟），对各个领域的真正杰出优秀人才缺乏尊重。
他们在各种网络舆情中煽风点火，借题发挥，带动各类“邪教式”粉丝网友围追堵截，常常翻脸比翻书还快。
而一些有专业技能的大V网红也表现出心理阴暗，恶意利用专业技能带节奏，党同伐异，唯恐天下不乱，危害不可小觑。
使得部分真正的国家英雄、社会栋梁之才深受网络暴力之苦。
比如张艺谋、张文宏、马云、袁隆平、任正非、钟南山等等这些曾在国际闪闪发光的名字，在国内互联网却常常因为某一个莫名其妙的传言谣言，就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往往祖宗十八代都被翻出来。
一个特别唏嘘的例子是今年春节电影档期间，某知名国际政治学者竟然罔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常识，就因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江红》票房要比他自己中意的某部电影票房稍高一点，就可以抛弃职业精神，置《满江红》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大义于不屑，撒泼打滚带节奏，冷嘲热讽，令人目瞪口呆，完全刷新了网友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认知底线。
如此政治素质，又如何让网友相信他能代表中国利益、正确分析国际政治关系呢？
推而广之，在治理防控新冠疫情、正确看待中美大国竞争、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积极处理周边邻国关系等宏大议题时，普通网友也很难感受来自专家学者的深刻真知灼见。
再譬如，有某专家在研讨会上就台海问题大放厥词，说什么如果因为统一，中国死了一亿四千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像这类无人性、丧心病狂的献计献策，又如何让专家取信于民、让中国取信于世界呢？
综上，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已经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未来，我们只需及时把最短的那块木板补上，充分发挥中国优秀公共知识分子智能，民族伟大复兴一定更快实现。
至于为什么是5万，以中国14亿人口计，比例是28000：1。如果以世界人口80亿计，则比例是16万：1，基本可算是协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