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下毒”还是救命，这是一个问题

　　近日，在中药房配酸梅汤的视频火遍各大社交平台，在年轻人群体中掀起购买酸梅汤的热潮。

　　相比市面上很可能是拿“科技狠活儿”勾兑出来的“酸梅汤味”饮料，在中药房自己配的酸梅汤，价格实惠、真材实料、生津止渴、解暑良品……

　　据媒体报道：9月4日，江西南昌一女生到中医馆配酸梅汤，却被中药师教育了一番：

　　“是药三分毒，你吃了有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们不卖给你，你没必要这么健康，你干嘛要说动不动就吃药啊？不是，有些药是不能吃的，就是酸梅汤这样的，有些人也不能，有胃酸的人就不能吃。”

　　其实，稍微有点中医常识的人都知道，酸梅汤里主要是乌梅、山楂、陈皮、桂花、甘草这几味药，药性偏寒凉，所以，脾胃虚寒、胃酸过多（特别是有胃溃疡的人群）不适宜食用；另外，酸梅汤一般加冰糖调味，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宜多饮。

　　《红楼梦》三十四回，宝玉挨了贾政的打，向贾母嚷嚷着要吃酸梅汤，袭人却想到“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才捱了打，又不许叫喊，自然急的那热毒热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这个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来，可怎么样呢？”于是，便劝阻了下来，“只拿那糖腌的玫瑰卤子和了吃”。《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精通中医医理的，一本《红楼梦》普及了许多中医知识。

　　又如火遍大江南北的“怕上火喝王老吉”，以笔者在广东生活数年的观察，广东人自己反倒并不怎么喝（广东本地的现煮凉茶非但不甜、反而苦涩），更不会拿王老吉当日常饮品无节制地喝。前些年，杭州就有人喝王老吉喝出了胃溃疡。

　　年轻人愿意接触中医药，愿意接受中药传统饮品，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中医药知识普及不到位，结果恐怕只能适得其反，“喧嚣”过后、留下的只能是满地鸡毛。

　　毛泽东时代通过500万“赤脚医生”、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使得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短短20多年间翻了一番；今天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简便易行的中医保健、治疗手段原本可以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家庭医生”，但医学知识普及的缺位以及商家的逐利行为，却很可能让保健、救命，变成了“下毒”。

　　当然，论“下毒”，早已经被边缘化的中医药比起“科技光环”加持的“现代医药”还是很难望其项背的。

　　李玲曾经调侃很多“现代药物”是“安全、无效、利润高”，利润高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安全就不好说了。大流行期间，把大洋彼岸的“实验用药”吹嘘成“神药”的闹剧数次上演，而这些药连三期临床数据都不完整；

　　WTO宣布阿斯巴甜可能致癌，一堆科普账号出来洗地，在食品添加剂蓬勃的这些年，“吃出来”的疾病还少吗？虽然不是说阿斯巴甜马上就成“毒物”了，也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但这玩意儿本来就应该尽量少摄入。然而，“科普”洗地，欺骗公众说“阿斯巴甜比蔗糖健康”，这不是赤裸裸地“下毒”吗？

　　像文本开头提到的这家中医馆的中医是有基本良知的，这样的中医也不是个例。

　　前不久妻子的外婆突发脑梗，笔者到旁边的中医馆买安宫牛黄丸，只有同仁堂的，八百多元一粒。售药的那位中药师再三询问患者的情况，仿佛不愿意卖；在笔者执意要买之后，又细致地讲怎样分药、怎样喂药，还特意留了电话；笔者刚回到家中，药师又打电话过来强调，让笔者找医生再确认是寒痹还是热痹，只有热痹才适宜服用；过了几小时又发短信询问后续情况……

　　然而，对比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中医馆，全国其他的中医馆、中药店是不是全都能尽责向购药者问明情况，根据个人体质增减药剂调整配方，甚至拒绝卖药呢？

　　从以前的“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的对联，到现代“手术室里全是钱”的联欢横幅以及“怎么让病人给我们排队交钱”的PPT讲义，社会风气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近三年的大流行，某些医疗大V和专家前后自相矛盾的表现，让我们真实地见证了什么叫“龙王买伞”。

　　例如，某位在美医学博士，在放开前鼓吹“长新冠是心理疾病”：

　　放开过程又开始鼓吹辉瑞口服药Paxlovid可以降低长新冠风险：

　　放开大半年了，突然画风大变，开始大讲长新冠的风险，夸赞美国的防疫措施：

　　注：“Hanson临床科研”为“@子陵在听歌”的公众号

　　医学大V为何会有这样的画风突变？笔者注意到前不久的一个新闻：

　　其实从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医一直认为“新冠可防可治”，既不认为新冠是洪水猛兽，也不认为“mild”（温和的），而是主张预防为主、早介入早治疗，2020年就开始研究后遗症以及“愈后康复”问题。

　　低成本的“防疫”与高成本的药物依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对立，其背后就是不同的医务工作者、医疗集团之间的根本动机的对立。

　　虽然本文在前面举到了两个中药师的例子，但笔者也不大相信，所有的中医都是“医者仁心”，古时“何妨架上药生尘”的精神也只有在那些品德高尚的老中医身上才具备，否则也不会在明清时期接连出现轰动全国的假药案。

　　而到了今天，中医药从业者以及医疗机构存在的此类问题似乎表现得更严重了。明明十味药就可以治的病，大夫偏偏开出了二三十味的药方，其中很可能还有利润更高的“贵药”；明明服药三天需要面诊的复杂疾病，大夫一口气给开出七天甚至十天的剂量；酸梅汤里的乌梅，明明应该用草烟熏制，黑心药贩却用硫磺或煤炭熏制；假药案更是屡禁不止……

　　至于西医领域，“白求恩救死扶伤”的精神更成了罕见物。一个小感冒，到门诊上来不给开个几百元的检查费，患者反而不放心，因为行内都这么干！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解放前已经濒临倒闭的同仁堂，经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在新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闻名海内外。那时的同仁堂也投入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行列当中去了，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1954年同仁堂设立了咨询服务台，为患者介绍适应症的药品，有问必答，解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气持续到了80年代。1984年，一外地顾客来店求购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货员收方后说：“这药4克只值4厘钱，给你10克，收1分钱。”顾客满意地笑了，为了这一分钱的“生意”，这位老售货员柜前堂后跑了两趟。

　　上世纪末，同仁堂开始改制；2000年5月，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逐渐走上公司制和资本化运作的道路，风起自此大变。改制后的同仁堂屡次因为药物品质、掺假等问题登上黑榜，2019年被撤销中国质量奖称号。

　　2012年，北京夏女士例假迟迟不来，来到同仁堂新街口药店中医诊所看病，被诊断为“月经不调，气血不足”，喝了17服同仁堂开的中药后，夏女士去妇幼保健院检查方得知原来自己在看中医前已经怀孕，事后看诊的医生拒不见面，只留下一句“孩子不要要了”；前几年，许多跟团去北京旅游的人，都曾被莫名其妙地带去参观过北京同仁堂，美其名曰参观学习中国医药文化。其后，等着他们的就是天价诊疗费和药费……

　　比起唯利是图的“资本”，私有制更是把每个人逼到“人对人是狼”的地步。一名立志于发扬中医药事业的中医，如果他自己衣食无忧，可能还会从心而为、兢兢业业，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江西南昌中医馆的药师；然而，当一个医生被房贷、被子女的教育、父母的养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如果能通过多卖药多赚点钱，他又会怎么选择呢？

　　所以，“下毒”还是救命，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私德”问题，也不是道德和法律可以完全约束得了的。

　　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开的中药铺有样学样，也挂上了“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的对联以自我标榜和宣传，实际上却干尽了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事。

　　1934年6月，途径坪坝的红军没收了大地主蔡云益等人的中药铺，并采集了一大批中草药，在坪坝街上关庙巷子开设药房免费为贫家和雇农治病，王维舟还为药房题写了店名“坪坝工农红军药房”。

　　1934年下半年，一种被当地人称为“鸡窝寒”的流行性感冒在城口农村爆发。红军将士一边积极为老百姓提供治疗，一边努力研究控制流感的方法，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控制住了瘟疫，红军药房的医生也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穷人的“救命活菩萨”。

　　面对“下毒”还是救命的难题，红军先烈的历史事迹不该被遗忘。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