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什么一厢情愿的“国际公理”？
“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整整92年，从1931年这的一天开始，中国东北沦于敌手，数千万同胞终日苟活于侵略者的刺刀和铁蹄之下。
日本人妄想侵占整个中国，妄想奴役每一位中国人。
从1931年-1937年这六年时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将唯一希望寄托在“国际公理”之上。
一而再，再而三地祈求西方大国出面“判决”，而不是组织中国军民奋起抗战。
但“国际公理”是靠得住的吗？没有军事斗争，单靠外交活动，只会令日本人的野心愈来愈大。
“九一八”事变第五天，1931年9月2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党员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称：现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蒋介石为了掩盖“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本质，竭力想要让中国军民相信“国际公理”威力无穷。
那么，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联能制止日本人的侵略行为吗？
根据国联盟第十六条规约：如果某会员国“不顾本约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或第十五条所定之规约而发动侵略战争”，国联各国当联合对其实行如下三种的制裁：
一、开除盟籍
二、经济封锁
三、武力行动
看起来“国际公理”还蛮严厉的，但事实上呢？
9月21日，中国驻国联理事会代表施肇基依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控告：
一、日本侵略中国领土。
二、日本破坏国联宪章。
三、中方要求理事会立刻采取制裁措施，制止日本破坏和平行为。
9月23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倒打一耙，坚称这是局部冲突，日本无意在满洲（中国东北）扩大事态，所以不需要国联介入。
在辩论期间蒋介石又给施肇基发了一份指示，要求他“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
在两个月时间内，国联召开了一次会议、二次会议、三次会议。
日内瓦开完，又在巴黎开，但就是议而不决。
这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拖下去，它们就可以在东北顺利用兵，完成第一阶段计划。
11月中旬，日军向锦州方向移动，理由是“剿匪”。
明明是要求日军撤军的会议，结果变成了日军的进一步侵略。
11月24日，南京向施肇基发来训令，要他在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法意军队驻守”的建议。
11月26日，无法忍受屈辱的施肇基（全国报纸痛骂施肇基“无耻之极”）向南京提出辞呈。
12月27日，日军下令进攻锦州。
此时，南京正在召开“一中全会”（统一的国民党）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领袖都出席了“一中全会”，但直到29日闭会为止，如此严重的锦州问题，却始终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蒋汪胡孙等人对锦州问题禁如寒蝉，表明国民党所谓的党内统一，只不过是在为升官发财抢地盘讨价还价，而对国家领土之完整不闻不问。
“一中全会”给日本人的信号就是国民党“决定放弃锦州”。
锦州失守后，1932年2月19日，接替施肇基的颜惠庆在国联大会上用英文痛斥日本，并要求理事会表决制裁案，但制裁案没能通过，只有苏联一票支持。
实际上就算通过，制裁也无法落实，因为美国不是国联成员。
美国在不断地向日本出口武器、钢材、石油、棉花，还给予日本经济、军事、技术方面的帮助。
1932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石油还比上一年增加了33%、石油增加200%……
英国同样如此，1932年第一季度就卖给了日本240门新型野炮。
1932年，3月和4月，因国联讨论欧洲经济问题和裁军问题，“九一八”问题被置之一旁。
英国建议由中日两国自己谈，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为会议主持人。
中日在上海谈了十四轮，国民党又做出重大让步，承认把吴淞、江湾、引翔港及闸北一部分划为日军退驻区域，以换取日本在东北的让步，但被日本拒绝。
1932年4月11日，谈判失败，中国重新将日军撤退问题移请国联解决。
4月16日，国联为中日问题而组织的“19国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
特委会主席为比利时外长海曼斯（Hymans），他提出了一项日军撤兵问题草案。
日本坚决反对撤兵日期由国联决定，声称日本自有决定权。
草案在颜惠庆努力下获得了通过。恼羞成怒的日本扬言不再出席日内瓦国联会议，因而特委会的二次会议就不敢召开了。
中国外交官努力到年底，再也看不到任何制裁日本的可能性。
西方为何要袒护日本？
西方列强虽然在东北各有自身利益，但这种利益次于美英法在全中国利益的重要性。
而美英法利益又次于与日本联手夹击苏联的重要性。
日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它们不断释放出要以东北为军事基地进攻苏联的信号。
蒋介石和国民党却在告诉中国人要“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是不是很傻很天真？
接着，日本为了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实施下一步侵华计划（谋夺华北），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这一招，使得国联无法再过问日本侵占东北一事，蒋介石这两年全部白忙了，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吗？
于是，南京又去深入研究国联条款，他们发现，根据盟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退盟国之退出声明，须两年后方生效力”。
所以日本虽然退出，但仍须在两年之内受到国联约束。
而日本早有准备，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日本愿意履行两年内分担经费之义务，但毋须履行其他义务。”
日本表示愿意与各国单独合作，但前提是各国要尊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
此时，“国际公理之判决”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英国剧作家、社会活动家萧伯纳在访问北平时，还劝国民党：“中国人希望国联实行对日经济制裁，可是国联并无此实力。”
也就是说，国民党不要再寄希望于国联了。
可是，国民党又换了一套说辞，他们将日本内阁和日本军部分开，说日本内阁是有和平之意，但军部不听内阁的话。
其实日本内阁和军部是一体的，区别只是在于：是立刻进攻全中国还是稳步推进。
没有了国联，南京政府只能跟日本单独谈。1933年5月31日，何应钦、熊斌与冈村宁次签定《塘沽协定》（华北停战协定）
该协定意味着国民党认可日本可以凭借武力统治东三省和热河省，中国将无从谈起收复失地、武力抗日与援助东北义勇军。
中国军队与关外断绝联系，整个华北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平津处于日军掌握中，何时欲取，举手而得。
同时，国内舆论又不得声言抗日，中国国民又不得抵制日货。
别说呼吁国际制裁，国民党政府自己还在跟日本人贸易，还给予关税优惠。
华北的卖国政客、流氓、地痞纷纷加入“便衣队”，这些败类就是后来的皇协军、伪军、汉奸维持会主力。
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甲级战犯）还发布《告日本国民书》，声称：
“皇国日本今天正在醒悟着传统之大精神……使皇道内部充实，外面大放光辉，这是我们昭和朝代日本人的使命……“
日本全面侵华之野心暴露无遗。
日军还在东京召开了师团长会议，进行全国总动员。宣布编制十万人之新军队、接受毒瓦斯与装甲车等特殊训练、扩建航空队、扩大扩招士官学生等。
同时，为了深入渗透中国舆论场，日本外务省于1934年设立“国际文化局”，在1934年-1936年期间，外务省预算经费迅猛增加。
此时日本已经开始全面宣传伪满的“皇道乐土”。
当时有日本记者问：如果日本再对平津用兵，受到国际制裁怎么办？
荒木答：“无饭吃则啜粥，无粥则吸米汤，如并此而无之，则枵腹亦无不可”
换句话说，哪怕日本人没饭吃，也要侵占中国。
而蒋介石在“国际公理判决”鬼话破产之后，又想跟日本单独谈“和平”，在抗日方面，他无论在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方面都不积极，唯一积极的就是消灭红军。
而日本人这六年来在东北肆无忌惮地奸淫掳掠，国民党在“九一八”之后的步步忍让，换来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
国民党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今天不也一样，他们眼里哪有什么中华民族的利益？
一厢情愿的“国际公理”是根本靠不住的，也不存在。
历史告诉我们，两弹一星，东风快递核潜艇，这才是国际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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