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许家印的败落源于新兴买办资产阶级的原罪

2024-03-22

欧洲金靴专栏作者

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一系列骇人的数字，折射着令人惊恐的事实：过去四十年间，我们赋予了一批又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巨大的政治红利、高企的社会地位、漂白的阶级形象，以及难以统计的财富体量——这里的“财富”，并非其企业自身通过升级生产力而创造的资本增量，反而更多是透支全民劳动者的现金储备以及国家的未来资本，通过金融业、银行业等蛀虫的勾结，实现了指数级别的私人资本堆积。

　　但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就在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落实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全面加强证监会系统自身建设的意见》，其中提到：

　　继续加大力度深入开展发行审核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严惩腐败与风险交织、资本与权力勾连、不收敛不收手问题。

　　要从严从紧整治政商“旋转门”问题，聚焦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提出的削减离职人员“职务身份价值”这个根本，从严限制入股和从业行为，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设置离职“冷冻期”，加强离职后从业跟踪管理，强化穿透核查，严肃惩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加强经常性警示教育。

　　官方提及“旋转门”，而许家印的恒大就是一家精通围猎官员下海、大造旋转门的企业。

　　提一个人：恒大人寿原董事长、中融人寿原代行董事长之职的朱加麟，于去年9月17日被带走，其履历带有鲜明的“政商旋转门”色彩。

　　此人此前在中信系统内任职逾三十年，期间有十三年曾在中信旗下的中信保诚人寿工作，是个“老中信人”。

　　但是在2017年，正值政治生命壮年的他于中信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转投恒大集团，出任恒大金融集团总裁，次年出任恒大人寿董事长。

　　随后没过多久，朱加麟又辞去恒大人寿董事长一职，但这只是表面，实际他在辞任之后仍然担任恒大人寿董事，直至2021年末才加入贵州首富罗玉平的中融人寿，出任副董事长并在去年7月后代行董事长之职至到落马(不过一直未见监管部门公开批复其任职资格)。

　　朱加麟“旋转”到许家印麾下的任职时间不算太长，然而其加入的时间点正处于恒大金融资产快速膨胀(恒大通过金融板块给地产业务“自融”资金)的时期。

　　各种线索显示，无论是在中信还是中融人寿，朱加麟所在的公司与恒大之间均有着紧密联系。

　　比如朱加麟从中信转投恒大前，中信银行便和恒大集团过往甚密，一度为恒大集团最大的融资“金主”，一名中融人寿原高管则指称：

　　朱加麟在任上曾主导了中融人寿与恒大之间超四十亿元的互投，是公司风险最高、问题最大、金额最高的一项关联交易。

　　2013年，时年49岁的朱加麟从保险系统回到银行领域，出任中信银行党委委员，次年出任该行副行长，并兼任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2月时他还兼任了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真乃讽刺，国安球迷和恒大球迷这十年来相爱相杀隔空对骂，结果顶上金主却彼此你侬我侬……

　　请注意，恒大在2017年的十个月内先后引入了1300亿元的天文数字战略投资，涉及二十五家机构，缓解了自2016年以来紧绷的资金链，也震惊了世界。

　　当时相传某位集团高管在饭间借着酒劲吐露：

　　别说你们，就是我们(指恒大核心管理层)，都不知道许教授到底有多少人脉……

　　七年前的那些战投者多来自于地方国资、恒大的供应商和项目合作方以及金融机构，均与恒大签订了对赌协议，包括净利润的业绩承诺和股权回购承诺。

　　彼时，正是出身于国资金融系统的朱加麟主导操盘了恒大的引战，解了许老板燃眉之急。

　　许老板有三次燃眉之急，第一次是2008年前后的上市艰辛，当时救他的是一帮香港的大佬(了解当年轶事详情，添加微信：jinxue2025 );

　　第二次就是2016年前后的偿还永续债压力，当时救他的人变成了朱加麟以“旋转人”姿态吆喝来的内地一众国资，以及许老板自己的民营资本家朋友圈，不过也由此“坑”了一大票寡头，比如正威王文银和苏宁张近东(当然这里面也不全“赖”许老板，也有马云蚂蚁集团上市失败的因素，暂不展开);

　　第三次则是2020年开始的房企“三道红线”与恒大财富挤兑暴雷，目前似乎无人能再救他。

　　六年半前，2018年3月31日，恒大集团举行2018年度战略合作伙伴高层峰会，朱加麟以恒大金融集团总裁的身份出席金融专题会议并发表讲话，那个阶段恒大与中信系就已然深度绑定。

　　在恒大集团那年年报披露的二十多家主要往来银行列表中，中信银行明晃晃排名第一。

　　早在2015年3月，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就与恒大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分别给予恒大集团授信400亿元、200亿元，合计600亿元，为恒大集团在综合金融、项目合作、综合授信和现金管理方面，提供一揽子、一站式服务。

　　2017年年初，中信银行总行与恒大集团又进一步深入“总对总”合作，达成了额度总计超千亿元的授信合作意向。

　　2017年5月，恒大宣布进行股权融资，与中信银行位于香港的子公司一信银国际成立的基金联合，开发恒大地产位于深圳、重庆、成都等地的十个项目。

　　其中，信银国际旗下基金以委托贷款形式给项目公司借款108.5亿元，除此还将投资108.5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信银国际在这一单业务上就给恒大集团输血200多亿元。

　　彼时，信银国际的董事长为时任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他从行长任上退后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信银国际董事长的职务——直至2019年9月被查，2020年3月20日被开除党籍。

　　在2017年朱加麟帮助许老板大张旗鼓引入战投的同时，许老板成功集中偿还了自2013年起发行的千亿元永续债。

　　这些永续债采用的是“2+N"模式，前两年利率分别为12%、13%，从2015年起跳升到18%。

　　2015年时，仅永续债付息成本就占了当年恒大综合净利润的30%。

　　而永续债的认购方，包括诸多许家印的朋友，比如恒大的股东郑裕彤等香港大佬。

　　2017年3月末，恒大集团引入了第一批八家战投：中信聚恒(50亿元)、广田投资(50亿元)、华建控股(50亿元)、中融鼎兴(30亿元)、山东高速集团(30亿元)、睿灿投资(30亿元)、深圳美投(30亿元)、广东唯美(30亿元)。

　　2017年6月，第二批战投十三家：深业集团(55亿元)、宝信投资(50亿元)、华达置业(50亿元)、麒翔投资(50亿元)、键诚投资(35亿元)、睿灿投资(35亿元)、鸿达投资(30亿元)、宇民投资(20亿元)、金橙宏源(20亿元)、嘉寓汽车(20亿元)、深圳中意(10亿元)、豪仁物业(10亿元)、永合金丰(10亿元)。

　　2017年11月，第三批战投六家：苏宁控股(200亿元)、山东高速集团(200亿元)、嘉寓汽车(50亿元)、深圳正威集团(50亿元)、广州逸合投资(50亿元)、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50亿元)。

　　在朱加麟任职恒大的2017-2019年，恒大人寿的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281.01亿元、323.72亿元、420.23亿元，资产规模在2017年就提前突破了许老板制定的千亿元红包计划，达到1038.43亿元;2018、2019年又分别达到1202.32亿元、1885.50亿元。

　　至2020年末最后一次披露，恒大人寿的总资产达2415.42亿元。

　　根据观察，恒大人寿与其他“地产系”寿险公司往往通过“互投”来规避监管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以保障许老板得以“自融”资金。

　　恒大人寿的挪用手法之一就是通过投资底层资产包装成应收账款的信托计划，造成应收账款的进度假象，实际上资金则流入关联公司。

　　这其中，在恒大人寿担任了一年董事长的朱加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旋转人”的资源配置手段到底有多深邃，后续都值得关注。

　　但无论如何，恒大所有资金自融的背后，是对社会公共财产的非法鲸吞，最终随着许家印与境外股东的常年转移，这些国内银行及背后不计其数中国寻常百姓的血汗钱，全数沦为如贝莱德这样的境外资本财团的暴利。

　　留给国人的，徒剩一座负债两万亿不止的恒大集团空壳。

　　自古以来，人类所有暴利的行业无外乎独一种商业模式：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风险全民化，通过精心设计的非对称风险，把巨大的尾部环账留给了国家和人民，海量的利润则落袋私库。

　　除了朱加麟之外，这已非第一位被查的恒大集团高管级“旋转人”。

　　去年1月，恒大深圳公司前董事长、恒大足球俱乐部前董事长柯鹏，被有关部门带走审查。

　　柯鹏其实是二进宫了，2022年年中离职时就被带走调查过。

　　柯鹏进入恒大足球板块是在2014年底，并在2015年4月左右接替刘永灼担任恒大俱乐部一把手，刘永灼当时被许老板调去恒大冰泉“救火”(而刘永灼也在不久前被带走调查)。

　　柯鹏执掌恒大俱乐部最轰动的工作就是上任仅两个月即奉许老板的命令在战平天津泰达赛后，当天于天河体育中心贵宾室强行解雇了卡纳瓦罗团队，用时不到一个小时。

　　随后，恒大俱乐部由“意大利战略”转为“巴西战略”，斯科拉里团队、保利尼奥、罗比尼奥纷至沓来。

　　有趣的是，在那之前不久被带走的李铁，在恒大俱乐部担任里皮助理教练时，与柯鹏有过短暂交集。

　　根据有限信息披露，柯鹏被二次调查主要还是涉及恒大集团过去多年在深圳市的旧改项目涉嫌违纪违法，他曾任恒大深圳公司董事长，主管深圳旧改项目。

　　而主导许家印布局深圳旧改的恒大深圳合伙人、翠林系资本实控人王忠明(90年代曾在江西靠公改私、大兴土木建高尔夫会所起家、并在近年承接恒大多个烂尾项目)，2022年秋天出走境外。

　　还有两个时间点特别引人注目：2022年柯鹏被调查时，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代市长陈如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在那一年前就已经因为深房理事件而被“大清洗”);此番柯鹏被查的一周前，12月30日，陈如桂案被进行了立案审查，并给予其“双开”处理。

　　陈如桂2001年任广州市建委副主任(两年后升主任)，当时就与恒大集团产生交集;而在他的广州工作经历中，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2013年12月被查)和广州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苏泽群(2020年8月)均先后被查，都是涉及城建领域的腐败。

　　2010年11月1日，当赛季中甲联赛最后一轮，广州恒大的冲超之战，时任广州市委常委、秘书长的陈如桂还受到许家印的特别邀请，亲临现场为恒大助威。

　　一年后的10月16日，恒大的中超首冠之战，3比0战胜上海申花提前四轮拿下中超冠军，当晚，陈如桂再次出现在天河体育中心的贵宾席，陪同的还有许家印、柯鹏。

　　2017年，陈如桂迎来仕途巅峰，上任深圳任职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许家印同年将恒大集团总部从广州迁往深圳，且行事作风一向高调的许老板彼时选择了低调搬迁，没有进行任何舆论宣传。

　　陈如桂任内，深圳房价迎来恐怖增长潮，2020年上半年深圳房价累计上涨11.35%，同期上海累计上涨4.72%，北京累计上涨2.81%，广州累计上涨0.23%;那一年深圳10个行政区的二手房价格平均也涨了22%。

　　随即那年年底，中央颁布“三道红线”，房地产业进入降温时期，间接让中国足球的金元泡沫逐步爆炸(三级职业联赛80%以上的俱乐部金主都是房企)。

　　2017年之前，恒大集团在深圳仅有20个项目，而到2021年爆雷时，光在深圳的旧改项目就有61个。

　　其中新批的40个价值上万亿的旧改项目，都需要时任市长的陈如桂点头，包括各银行批给恒大集团的高杠杆借贷——2017年进入深圳之前，恒大的债务5000亿不到，而四年时间便滚积到两万亿不止。

　　2022年10月24日恒大在深圳南山饼干厂旧改项目(单一货值浅估已达到75亿元项目，属于相对优质的资产)拟卖给招商蛇口，这标志着恒大从深圳退场——而这个大项目2016年签约时，代表恒大签约的就是当时恒大深圳公司执行董事长柯鹏。

　　柯鹏被查，这也是彼时一年之内恒大集团被带走的第二位集团高管——2022年4月，恒大集团监事长、后升任副总裁的许家印核心左右手，姜丽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和佳木斯市监委联合审查调查。

　　与出身中国银行、新华社，后在2008年进入恒大集团的柯鹏，以及出身中信系统的朱加麟一样，姜丽明同样为“政转企”的“旋转人”：她曾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

　　2017年1月时，姜丽明从体制内高官位置辞职，以“旋转门”的姿态投身商海加入许家印麾下，打响了当年“银监会官员下海”的第一枪。

　　当时在姜丽明之前，十八大之后银监会已经有包括法规部主任黄毅、银行监管三部原副主任张霄岭、组织部原部长、人事部主任吴跃等多位司局级官员到互联网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共计十二人。

　　前年姜丽明被查之前，前年10月，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中国银保监会，开展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巡视。

　　2022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

　　巡视组反馈称，中国银保监会存在不少问题，包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有差距，严的氛围没有形成，对下级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监督管理不够有力，一些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存在廉洁风险，系统中利用监管权谋私问题多发，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四风”问题禁而未绝;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短板，领导班子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等。

　　公开资料显示，姜丽明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

　　1985年5月至2003年9月，姜丽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信贷管理司、银行监管一司干部、副处长、处长。

　　2003年9月，她离开央行，到了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银行监管一部中国建设银行监管处处长，一年多之后(2004年12月)，她转任原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06年2月，她成为原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副主任，五年后(2011年1月)任主任。

　　2016年3月，姜丽明成为原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

　　2017年1月时，姜丽明从体制内高官位置辞职，以“旋转门”的姿态投身商海，打响了2017年“银监会官员下海”的第一枪。

　　姜丽明、柯鹏、朱加麟这些被许家印围猎、俘获、利用的“旋转人”们绝不会是结束，恒大集团会有更大的新闻。

　　相比于一百年前那些生在夹缝中的资本家，近四十年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尤其是一大批地产寡头)无疑享受着极其安全的国家环境(包括财富安全、市场安全、人身安全、舆论安全)。

　　然而，不论是对国家生产力(产业升级)的推动，还是对祖国命运的积极影响，其中某些巨鳄甚至还不如民国时期的一些民族实业家。

　　以“剪息票”姿态活跃于资本江湖的他们，如许家印之流，鲸吞蚕食国民财富、预支国家现金储备，正是近四十年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执行手”群体。

　　中国顶端1%的人群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人群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前者自然包括着许家印这样的人。

　　网络上流传已久的许家族奢侈到无以复加的衣食住行、变态级别复杂繁琐的生活与工作“伺候标准”，简直是对中国数亿普通劳动者的雷霆羞辱，更是对过去多年“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一记响亮耳光。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月1日，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3万户，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514万户，拥有千万元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08万户。

　　未来，中国约有18万亿元财富将在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9万亿元财富将在二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92万亿元财富将在三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

　　对了，中国是没有遗产税的。

　　很显然，如果许家印及其儿子没有被清算，那么难以计量的恒大资金(实质是全民社会资本)大概率会顺理成章、“合理合法”得继续由许家人掌管。

　　麦肯锡的最新预测显示，中国超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总和将以13%的速度高速增长，管理资产规模将从2020年的2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25年的38万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也将从2020年的3.1万提升到2025年的6万。

　　另据福布斯第35届年度世界亿万富翁名单显示，2021年内，全球创造了2755位亿万富翁，总资产规模高达13.1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17小时就有一位亿万富翁诞生——其中，中国北京新增33位亿万富豪，总数达到100位，超过美国纽约的99位。

　　现实是，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看看许家印吧，官至全国政协，头顶慈善高帽，两度阔步登顶天安门城楼，傲气享受广州天河体育场四万球迷五体投地、臣服泪拜的拥戴……

　　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部分“学者”、“媒体人”、“经济学家”仍自带干粮式的为其甚至为整个资本家阶级摇旗呐喊、戴孝哭丧……

　　这就是我们过去许多年将社会财富交予管理的人，所谓“先富起来的人”。

　　可是他们“管理”财富的手段，我们今天全然了解了：对内财务造假骗取银行贷款与融资牌照，对外开设避税账户、勾连贝莱德/汇丰等西方资本永久性转移国内资产。

　　恒大的广泛拆借资金来自于美国各大商行，但提供信用抵押(担保)的却是国内的诸国有银行(这背后自然是深不可测的腐败网)，许家印借到钱便利用恒大金融平台发行商票债券，购买方有两部分人：一是正常客户(即最后的受害者)，二是许家印自己家族的“朋友圈”，这些人是可以兑换的，等于是许家印联合资本票友掏空了恒大集团这家空壳，待兜不住了，再将这家残败破陋的企业交到国家与人民面前，两手一摊，白眼直翻。

　　直到去年秋天，许家印依旧在动用“关系”，奢望国家能“出手相救”，但这一次金融反腐与整治地产的双拳齐下，许家印没有机会了。

　　尤其是在他偷偷摸摸“战术性离婚”(保全妻儿资产)和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保全海外资产)的动作被发现后，其“假保交楼，真拖时间”的意图彻底暴露，锒铛入狱自然也是求仁得仁。

　　要知道，一旦国有银行在去年再为许家印输血的话，则会继续资金对外流失，后果不堪设想。

　　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皆是骗局，许家印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导致2019年、2020年各虚增收入2139.89亿元、3501.57亿元，占当期营收比分别为50.14%、78.54%;对应虚增利润分别为407.22亿元、512.89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各63.31%和86.88%。

　　以2020年的数据来说，这一年收入前五名的房企分别恒大、碧桂园、绿地、万科、保利，各实现营收5072.48亿元、4628.56亿元、4561亿元、4191.12亿元及2432亿元——恒大虚增收入3501.57亿元，相当于凭空捏造了一家保利地产。

　　但是在此之前，许家印其人却一直是安全、稳定、高光的社会形象。

　　不妨一览恒大集团的做派(也是许家印本人极其热爱向往并为之攀附的政治cosplay)——恒大集团的党委从成立初期的7个党支部、100多名党员，到2020年已发展成为二级党委5个、党总支35个、党支部639个、在岗党员7756人、基层党组织覆盖率100%的所谓“软红色企业”，集团先后获得"全国企业党建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党委书记许家印”更是荣获"全国企业优秀党委书记”称号……

　　看看恒大集团这会议布景，我也不知道这人是真有某种野心，还是过于cosplay上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