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中国能否对号入座于米塞斯历史垃圾时间

　　2024年4月23日是我军解放南京七十五周年纪念日，此后第二次国共内战似乎进入了NBA赛事中的那种“垃圾时间”，如果将当前的台海两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对号入座，如何设计评估类似的“垃圾时间”的若干标准？

　　在篮球场上，当一方比分遥遥领先而落另一方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时，“垃圾时间”也就不言而喻了。当两队实力太过悬殊时，整场比赛都可称为“垃圾赛事”。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时，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文化人中的思想者。任何文化浩劫都有点像“历史复读机”：从尖锐的批评声消失到沉默被视为居心叵测，然后是赞美不够卖力也是一种罪，最后就只能留下一种声音，那就是谎言。而且，官权力越集中则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越疯狂，尤其是对异见者的打击越极端。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咖米塞斯提出的“历史垃圾时间”是指违背经济规律导致个人无法改变现状且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明显指向失败的历史阶段，而经济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历史上总是偶有个别时刻，人类由于各种原因（如无知、贪婪或权力斗争）而选择性地忽视或违背这种经济规律，导致社会发展步伐变得沉重而缓慢，资源的错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创新能力受阻与社会不公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倒退。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体往往会感到无能为力与不知所措，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错误且庞大的规则体系，单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撼动的。米塞斯认为，走出这样的“垃圾时间”的前提是主动探索经济规律，尤其是学术界要鼓励概念创新与自由竞争，政府则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即只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与法律监管，而不是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米塞斯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对经济规律的敬畏与周迅，以免误入历史歧途而阻碍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有没有“历史垃圾时间”？1368年朱元璋创明朝立八股文，彼时但丁《神曲》已问世六十年，薄伽丘写完了《十日谈》，西欧人集体觉醒。1380年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废相权，彼时英国大宪章发布逾一百七十年并确立私有财产与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原则，欧洲贵族势力崛起。1587年张居正得宠于李夫人而权势熏天，彼时莎士比亚开启演艺与创作生涯，八年后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1643年大清顺治继位而多尔衮摄政，彼时牛顿降生，四十三年后回老家躲避瘟疫创作微积分学、经典力学、光学与天文学理论，而彼时满清最大的文字狱《明史》案刚结案。1689年康熙擒鳌拜亲政，彼时洛克发表《政府论》批判君权神授与王位世袭而提出“公民政府”迫使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限制王权。1776年乾隆谕示衙署大规模删销书籍，彼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北美发布《独立宣言》而瓦特蒸汽机投产。14至15世纪是人类历史的关键路口，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将华夏推入“历史垃圾时间”，此后东西方大分流就再也不可逆转了。胡文辉认为，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后属于周朝的垃圾时间，249年高平陵之变后属于曹魏的垃圾时间，878年黄巢之乱后属于唐代的垃圾时间，1630年崇祯处死袁崇焕后属于明代的垃圾时间……此类经验主义的说辞难免会让“历史垃圾时间”这一概念变得不够严谨，尤其是难逃事后诸葛亮之嫌。“唐亡于黄巢，而祸于桂林”，陈寅恪借用宋祈《新唐书·南诏传》的观点认为，黄巢之乱破坏了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断绝了南北运输之汴路，李唐因此而丧失了来自南方的经济后盾。如果还要往前追溯，那就是868年因南诏侵边引发的庞勋之乱。黄仁宇认为朱明的垃圾时间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但胡文辉认为，如果大明亡于万历十五年则意味着中国历史也结束了，他宁可将1630年崇祯自毁长城到煤山自尽这十四年时间界定为明朝的垃圾时间。按照历史经验方法论，“历史垃圾时间”这一概念似乎隐含着历史必然性，以结果论历史必然性则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比赛进入垃圾时间”起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确定的倒计时，二是失败的结局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如果身处那个时代又如何知晓这段历史何时结束、下一段历史从哪里开启？“垃圾时间”是相对大概率的失败者而言的，对潜在的胜出者而言则意味着“一元复始”。但从逻辑上来看，非历史经验主义还是靠谱的。1920年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从经济计算的角度否定了帕累托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集中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而这时苏联尚未成立。米塞斯通过逻辑推理预言这种经济体必然失败，所以苏联似乎是从1922年诞生起就进入了垃圾时间。苏联的崩溃也包括米塞斯推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尤其是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民族国家制度的失败。民族国家失败的比比皆是，共同原因是没有成为民主国家，即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未能合法地落实到国民手上。“王在法下”，国家权力从统治者过渡到国民且以宪法约束之是古今之变，亦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难题。孔飞力根据英国光荣革命的经验构建了一套“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的逻辑，认为随着经济进步而扩大的精英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治势必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风险。朱家明朝灭亡后英国贵族高度参与政治制衡皇权，以和平改良道路走向现代文明，法国路易十四则大幅度加强皇权削弱贵族权力，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政治结构失去平衡而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细数历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认为将中国古代王朝定义为中央集权并不准确，实际上历代间极多变迁。“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钱穆从人事与制度两个维度剖析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认为明太祖废相权集皇权导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杀胡惟庸废宰相，甚至废掉中书省与门下省而只保留尚书省，尚书省没有长官了，六部尚书、九卿与武官大都督平列一线由皇帝全权管理。另设私人秘书处任用内阁大学士充当无冕宰相，其行政权只对皇权负责。满人入主中原后，大清帝国基本上沿用了这套政治体制。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与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能让威权统治得得以加强？冯桂芬的《公黜陟议》一书主张通过官员选举扩大政治参与，类似于孔子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与“有请升缺，用其举多者”。在时代变迁中，政治权力结构是幂律化还是橄榄型走势足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其要害在于国家现代化道路是和平的改革的还是暴力的曲折的。明代是世界近代文明开启之时代，相权废止导致中国进入历史垃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