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解构奴才式高校犬儒

　　人大博导性骚扰案让当今中国的高校犬儒们的道德底线又拉低了一个档次，读书人斯文扫地，何以至此？从鲁迅到张鸣都早已有所洞察。

　　鲁迅说过：“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张鸣认为，教育在当今中国正在沦为一个官方垄断产业。很多人打电话支持他，但还有相当多的人不敢说话，还有一些人与其利益绑在一起的会骂他。这个东西对教师的心灵的戕害最厉害，把你的心灵扭曲了，变成官的附庸。

　　高校教师起码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精神，听喝那是奴才，结果现在有人自愿听喝，一挥手大家全走，就这样。高校教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犬儒主义盛行，而且还不是西方意义的犬儒主义，西方的犬儒至少还不在乎官，我们的犬儒就是奴才主义。大家都不愿说话，从不愿说话到顺从体制，再到阿谀这个体制，最后成为压迫者，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没多少，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张鸣曾在博客上批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引发双方隔空交战。这边，张鸣接受媒体采访，炮轰高校“衙门化、黑社会化”；那边，院长连发四封公开信高调回应，并撤去张鸣系主任的职务。“我已牺牲了，就痛快一点儿吧，脓包总得有人捅。”他说。他觉得，高校再“行政化”下去，中国足球的今天，就是中国高校的明天。有人说他一个人在对抗一个体制。他称大大地不敢当。他说自己只想好好地教书，做一个有良心的老师——他讨厌别人叫他“博导”、“系主任”。他更不想成为体制外的反对者，他希望自己面对的是国内的媒体、国内的公众——于是他拒绝了海外媒体的采访。但他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对自己的同行们。“这么长时间了，大学教授站出来说话的很少。有人乐意主动关心大问题，但你切身的事、你身边的事为什么不关注啊？”

　　张鸣在博客中写道：“现在改成三级制后，院长权力极大。三级制是官僚自我膨胀的一种方式，在西方，院系就是服务，在我们这里，系不是一级行政机构，院是，院长对于普通教师来说，就是生杀予夺，除非你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各种评审，从评职称到各种项目，名目繁多，上面针对学科的，有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基地，他们掌握了评审权力。”像张鸣所在的学院，所有的事儿都是院长办公会决定，你的院务扩大会议、学术委员会全部虚置。院长办公会就是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书记、副书记基本说不了话的，党委会也是虚置。那里有三个副院长，姑且不论意见是否与其一致，院长私聘了三个院长助理，也参加院长办公会，这几个决定一切。“211”、“985”这么多钱，上千万的钱，从来不透明，也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机制，就是想给谁给谁，他掌控的资源太大了，所有在他手上混的人，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傻到像他这样反抗，他不要他们的所有资源，哪怕评一个先进教师他也不要，他以为他有资格反抗了，有权说话了，没想到他还是没有资格。有人自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在张鸣的一篇博客后抢到“沙发”：“张老师，无论如何请您停止这场已俨然转化成‘文革’一样的政治斗争吧！求您了，在就业形势不景气的今天，我仅以国际关系学院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求求您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学院与学校您是斗不过的，适可而止，谢谢您了。”“最恨的是把学生带坏了”，张鸣在博客中写道：“领导把老师当下属、当奴才，也确实有许多老师甘心当奴才，为什么？可以得很多好处啊，评职称优先啊，分课题啊。老师要考评啊，你能不能合格能不能续聘，这个很重要啊，你就是不想往上爬，你也得拍他马屁，至少你得顺从他，不然不让你过关。”老师的权利在哪儿？学生的权利在哪儿？《教师法》上明文规定的，没有。他最恨的是这个把学生带坏了，整个教学机构配合教学管理机构把学生，照他说，听话的变成奴才，不听话的变成愤青，个性全抹掉了，这样培养的学生有创造性吗？建设“创新型国家”，靠谁啊？不能说老师都道德沦丧，当然还是有人在坚持，但他看到的是，坚持的人越来越少，好老师越来越少。你要好好教学生，你就不可能有时间去赶论文，就不可能去炮制那些垃圾课题，因为这不是你的兴趣嘛，那么你就什么都没有，你就被边缘化了，尤其是年轻人，就更完了，你生活都困难。关于这场“内斗”，很多人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揣测。有院方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一系列事背后确实有复杂的利益关系，但他又称，有人把“学术行政化”的争论，统统“打成个人利益问题”，是有意将事态扩大化。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时殷弘则用非常模糊的语言来概括这件事——在一定意义上，“一切都是政治”，一切也都是对真理的探求。“以我有限的观察，院里的多数老师都认为，在这种环境下讨论，无法产生有益的结果。”时殷弘说。但他亦表示，现在的大学，货币化的实利考虑得太多，行政化程度太大，“非常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