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亮：法律界“大神”的翻车，大反攻信号强烈
近日，法律界顶流公知、千万粉丝头牌“罗圣”大翻车。该网红长期霸占舆论潮头，背后的推动势力耐人寻味。借助这一网络事件，作为一个曾经头铁无比的西方法学学习者，让我们一起层层剥笋，揭开西方法学背后的隐秘。
一、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法学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1999年开始，法制机构普遍设立，法学院系遍地开花，法学专业门庭若市。政法大学最时髦的词汇，就是宪政、民主、法治、自由。同学们普遍受到的教育是，应该减少政治对法律的干预，政治应该放在法律之下，政法大学应该改成法政大学，政治人物不应塑立在法学校园。像律师一样思考，这个想法，就像野草一样，在脑海里扎了根。
当时的教授，主流都是学习西方，反对中国例外论，都认为中华法系是死法系，中国法制史是老古董，“中国法治的进化”就是西方化，言下之意中国的法治还很原始。法学教授中最吃香的是比较法学，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被认为是向现实妥协，梁治平贺某方的《新波斯人札记》被认为是法学启蒙，整个法学界弥漫着向西方学习的声音。
那个时候，研究中国法文化的教授，就像过了气的宫女一样不受待见。中国法制史被归为前现代法律体系，在话语权上被设定在卑贱地位，连报考博士都少到可怜。法学教授都以认识贺某方、与体制对抗为荣。从事公检法司和公证工作的法律人，几乎清一色的认为现代法治的方向就是英国和美国的方向。
甚至民国时代也被热烈歌颂。比如，民国东吴大学“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的校训，就被广泛赞扬。大学校园里流行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如果没有读过，感觉就有点跟不上节奏。
凡是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都被大量的介绍和移植过来。比如表达自由、废除死刑、违宪审查、司法独立、一人一票，等等。教授们为了介绍这些观点，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比如说到表达自由，介绍的例子就是国外的裸体游行；比如说到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法庭监狱警察，举出的例子就是发生了性暴力犯罪怎么办？这些有争议的例子，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热情。
显然公序良俗应当尊重，裸体游行在中国是违法的。至于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暴力机关，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万年后还有阶级斗争。有些人故意拿机械唯物论静止的观点混淆视听，诱骗了大量的大学生，我那前后几届同学就是明证。还记得一次轰动校园的讲座当中，主张“相对合理主义”的主讲人做完主旨发言之后，被现场嘉宾毫不留情地评价“这是有史以来最庸俗的理论”“介于应然和实然之间的怪胎”，从理论到实践被批了个狗血淋头。看到主讲人有点下不来台的样子，听众从内心里反而挺有意思，大家更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