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华为、胖东来崛起的宏观环境——面对两种资本迷雾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解决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价值法则与供求关系并列[5]，被称为“邓小平的价值理论”，是“对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突破”[6]，这种认识否定了价值规律对供求关系的决定关系。紧接着，把完善仅统计工农业物质生产的MPS制度的改革，变成引入西方国民生产总值体系的另起炉灶，这就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上作出了根本改变，在工作重心转移中开始了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探索。以这种认识和举措为始点的探索，一是把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直接等同起来，二是进而把劳动力商品的流通和消费混淆起来。列宁在十月革命准备阶段，强调反复“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7]1,700的内容，恰好就是不容混淆这两点[8]，由此，在经济学领域，党内意识形态开始容纳资产阶级经济学特症，与狼共舞。

　　我们大多数同志，在相当长的阶段不能理解毛泽东同志对“合二为一”思想方法的批判，不能理解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提出，不能重视对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评，这些批评、批判与主张，在政治经济学上正是对这两点的防范，在哲学上正是对所谓“在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统一中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这样合二为一折中主义思维方式的防范。思想界理论界很多争论集中在第二颗、第三颗及之后的扣子，忽略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否定了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正确关系，也就忘记了第一颗扣子就系错了。他们想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所谓“错误”，却从个人经验的感性认识出发，枝蔓出脱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强调的方向，主客观背离，把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不断引向歧途，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甚至踏入毛泽东同志严正警告过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以私利最大化为基石的市场行为必然服从供需效用价值，推翻斯密自身的劳动价值论。民营经济华为为避免与西方列强正面冲突，欲出售给竞争对手之一摩托罗拉，一旦出售成功，华为的持股者将手持的前期物化劳动交换的货币资本，以资本家身份重新进入市场；私人老板于东来在负债累累中买来包装，准备售卖假酒翻身。华为出售未果后，被逼上梁山，开始预留后手，吸收海内外顶尖人才，主要凭借复杂劳动的奋斗促进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拥抱美欧的科技创新劳动，投入竞争，对抗西方垄断。前国企工段长于东来，在售卖假烟假酒风潮中发现经营规律，转向用真品换真心，以真诚劳动取代商业投机，走向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