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关于“说真话”

　　在中国的舆论、思想界，有那么一种声音，是非常喜欢表扬所谓“说真话”的人，这种被表扬的“说真话”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作家巴金。

　　所谓“说真话”，其实是在“说黑话”！

　　“说黑话”，就是其表面的意思，与其真实瓣内涵，是截然相反的！

　　表扬巴金“说真话”，那当然是暗含着整个那个时代整个中国都在讲“假话”的意思！

　　表扬巴金“说真话”，那是指巴金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所谓“迫害”！表扬巴金在文革期间，对某位文革之后名声必须被搞臭的人的一种“落井下石”式的贬低，因为，据说巴金在文革期间，就是坚决反对此人。巴金在文革期间，真的坚决地、公开地反对这个必须名声被搞臭的人吗？天知道，只知道，巴金在文革之后是坚决反对此人的，这叫打死老虎，欺世盗名而已。

　　如巴金那样聪明绝顶的人，对文革的文化旗手，我相信他是不会得罪、不敢得罪的，相反，他有可能会拼命巴结。只是，人家未必看得上他。

　　不要说巴金，就是其他什么人物，包括那些在文革之后声名更加显赫的人，在文革期间，也未必有胆子得罪那个在文革之后名声必须被搞臭的人。某“国学大师”，文革之后，写了部《狗窝杂忆》，就是这么个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人，在文革期间，还写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歪曲”的大文章，成了文革期间的好典型，得到了巨大好处。

　　整体上，在文人圈子里，文革期间天天高喊万岁，文革结束后，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自己受到了迫害。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们写《狗窝杂忆》的家伙。还有一位更加典型的女作家，当上了鄂省作协主席，前几年还写了《车欠》，新冠疫情期间还应美国人的约稿，撰写《日记》，文革期间那是非常疯狂的，典型的“闯将”，非常积极，表现得极其忠于革命、忠于党，一如她在文革后的表现，只是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就是文人，要是其他行业的人，恐怕根本不会这么转弯。

　　巴金先生，不遑多让，文革后出版的《随想录》，赶上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后来居上，成了“伤痕文学”潮流里一朵明晃晃的奇葩，展示了高超的生存技巧。

　　文革之后，形势上需要那么一种坚决“抵制”、受到“迫害”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不好找，真不好找，实际上在文人圈子里根本没有，所以，必须现场塑造、现场出售，“萝卜快了不洗泥”。于是，巴金先生，在自我努力加上外力塑造之下，就成了这么个“讲真话”的人。它究竟是不是讲过什么“真话”，怕是要好好考证才知道。

　　无行文人落井下石的本领，得到了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