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 “毒教材”的病灶与根治：一场必须打赢 的意识形态保卫战

　　“毒教材”的病灶与根治：

　　一场必须打赢的意识形态保卫战

　　近年来，“毒教材”问题屡次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从歪曲历史的香港通识教材，到丑化中国儿童形象的插图，再到将消费主义植入小学课本，这些现象背后不仅是对教育质量的挑战，更是对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阵地的侵蚀。为何“毒教材”屡禁不止？其根源究竟何在？本文将从历史遗留、制度漏洞、利益驱动和意识形态渗透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病灶深植：历史遗留与制度漏洞的叠加效应

　　殖民思维的隐性延续。香港的案例尤为典型。一些教材将鸦片战争归咎于林则徐“不明智的禁烟”，却淡化英国殖民者的毒品倾销罪行。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源于港英时期遗留的精英阶层长期把持教育系统，将殖民史观植入教材。类似问题在台湾同样存在，民进党当局通过所谓“识读中国”教材割裂两岸历史联结，灌输“仇中”思想。殖民思维的延续，使得教育领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

　　评审机制的失守与“黑箱操作”。教材本应经过严格审核，但香港通识教材长期未设送审制度，学校可自行选用甚至编写内容偏颇的教材。更严重的是，某些地区教材评审过程存在“保密”原则滥用，评审者身份、标准不公开，为篡改历史者提供了保护伞。内地虽已建立教材审查制度，但部分环节流于形式，如某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持续多年才被家长曝光，反映出监管的滞后性与被动性。

　　利益链条的固化与驱动。教材编写、出版、选用环节中潜藏着巨大的利益空间。有分析指出，教材已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出版社、发行方等多方分食的“唐僧肉”。例如，某些出版社通过垄断区域教材供应获取高额利润，而内容质量反而成为次要考量。利益驱动下，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注重正确价值观的教材因利润空间小被边缘化，而充斥商业化、娱乐化内容的教材反而大行其道。

　　二、痼疾难除：三大症结交织下的恶性循环

　　渗透与腐蚀是西方意识形态惯用的柔性入侵策略。“毒教材”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西方对华文化战略的体现。例如，香港某些通识教材直接引用反华政治漫画，将新疆反恐政策污名化；内地教材中则曾出现刻意美化西方儿童形象、丑化中国学生的插图。这种渗透通过文化自卑感的营造，削弱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更隐蔽的是，诸如“点外卖”等消费主义内容的植入，看似“贴近生活”，实则将资本逻辑凌驾于教育本质之上，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

　　责任缺失与问责虚化。尽管“毒教材”事件屡次引发舆论哗然，但问责往往停留在表面。例如，某版问题教材的处理仅涉及27名责任人，且未触及深层制度漏洞。香港教育界曾有教师散布“英国为禁烟发动鸦片战争”的谬论，却未受到严厉惩戒。问责不力导致违规成本过低，难以形成震慑。

　　教育自主权的滥用与异化。教材多样化改革的初衷是激发教育活力，但在执行中，部分学校或教师以“自主选择”为名，引入夹带私货的教材。香港教协曾编写美化非法“占中”的通识教材，39页内容中仅1页提及争议观点，却因其行业影响力得以推广。这种滥用自主权的行为，使得教育阵地被非主流价值观占据。

　　三、破局之道：从源头治理到系统重构

　　筑牢审查防火墙，实现阳光评审。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教材评审机制，邀请历史学者、教育专家、家长代表参与监督，评审标准与结果向社会公开。对于香港、台湾等地区，需依法强化对教材的国家认同审查，坚决剔除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内容。可借鉴英国经验，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历史教材的核心考核指标。

　　斩断利益链条，重塑教育公益属性。教材出版应回归公共服务本位，打破区域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加大对优质教材的财政补贴，鼓励编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品内容。对于滥用教材谋利的行为，需依法严惩，提高违法成本。

　　强化师资培训，筑牢思想防线。教师是教材的执行者，其价值观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应加强师资队伍的思想政治培训，明确教育者的政治责任。香港已有学校通过组织教师赴内地交流，增强国家认同；内地亦可推广“课程思政”模式，让教师在教学中自觉抵制错误思潮。

　　推动社会共治，激活公众监督力量。“毒教材”问题的曝光多次源于家长和公众的举报，这说明社会监督具有重要作用。应建立便捷的教材问题反馈渠道，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教材内容评议。同时，媒体需承担起舆论监督责任，对问题教材持续追踪曝光，形成全社会守护教育净土的合力。

　　结语：教育关乎国运，绝不可失守

　　教材是塑造下一代精神世界的基石，其内容质量直接关系到民族未来。从香港通识教材的拨乱反正，到内地插图教材的重新编制，可见只要凝聚决心，问题并非无解。根治“毒教材”，需要从历史反思、制度完善、文化自信重建等多维度发力，打一场意识形态的保卫战。唯有如此，才能让教育真正成为“点亮孩子心中火把”的事业，而非欲望与偏见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