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为何如此重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
导读：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进程中遭遇各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迫害，他们掀起了诽谤第一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浪潮，致使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沉渣泛起，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背弃。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更加尖锐，在思想领域也更加复杂艰巨。在这样重要的时代节点，恩格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经济状况、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进行科学分析，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展开深刻批判，鲜明地提出了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斗争基本形式的思想，进一步阐明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相互配合的重要性，阐述了无产阶级开展思想斗争的策略原则和斗争艺术，肃清了那些理论上不正确、实践中既反动又危险的思想，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深入和宽广的领域拓展。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的大工业生产取得了新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加紧在思想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展开全面进攻,用尽一切手段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一部分工人贵族受到暂时的诱惑变成“政治工贼”①,巴枯宁主义、英国工联主义、法国“可能派”等“口头革命派”②试图美化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走上向资产阶级政府献媚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在不断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过程中,提出了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三种主要斗争形式的思想。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指出,德国工人运动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③的伟大斗争。这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无产阶级思想斗争重要地位所作的全面完整的阐释,明确了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要斗争形式,是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联系的又一有效手段,是摆脱资产阶级欺诈、奴役和剥削统治的不可或缺的斗争方法。
一、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基本形式
为创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公开化的论战方式,破解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虚构的种种误区,驳斥各种错误思潮,“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辨明理论真伪,“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④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一方面,坚定人民立场,开展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错误思潮展开批判,批评其“暴露出虔诚的愿望的空想和无力”⑤。恩格斯在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问题,主张“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⑥,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另一方面,破解无产阶级斗争内容和形式的困境,强调“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⑦。针对德国的一部分空谈家对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庸俗化解读,恩格斯深刻批判了他们在实质内容上的贫乏透顶,其仅有的作用不过是“稍微谈谈近来大家称为‘人性’的东西”,再“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⑧,其政治立场“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⑨,进而深刻阐述了思想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围绕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⑩是社会矛盾附带的斗争形式。而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正像列宁所说的,“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⑪,即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
恩格斯晚年通过对无产阶级斗争发展的新情况的科学分析,进一步明晰了思想斗争的重要地位。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⑫,由此必然带来斗争形式的相应变化,无产阶级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思想斗争这一重要形式。
第一,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进行“全面革命”⑬的重要斗争形式。当政治斗争和经济革命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明朗并被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⑭。当资产阶级“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⑮时,旧时“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⑯,这时的政治斗争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当社会从一种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进行“新陈代谢”时,“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⑰已经失去了虚假的药效,思想斗争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能够表述斗争最终目标的形式了。一方面,思想斗争既要指导工人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要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⑱,因而群众总是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花言巧语所欺蒙”⑲,资产阶级靠着立法和对工人的无限制的剥削,才勉强支持资产阶级统治浮在水面上。恩格斯将那些野蛮侵略的反动势力比作“肥皂泡”,只要将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播撒到工人运动中,这些“肥皂泡”就会被刺破瓦解。另一方面,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战线。无产阶级斗争形势“进入了为未来变革的时代作‘和平’准备的阶段”⑳,更加注重群众性和组织的严密性。1871年9月,恩格斯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和次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除了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还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这些“所谓的分裂”的秘密团体,企图夺得国际总委员会的最高领导权,不断用自己“特殊的纲领来偷换国际的纲领”㉑,严重破坏国际声誉和团结凝聚力。
第二,思想斗争具有“先行性”,是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集中的攻击”㉒。在无产阶级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中,思想斗争扮演重要的角色,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灵魂”㉓。一方面,“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㉔,“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㉕。由于无产阶级是在一定的阶级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思想意识的引领作用,绝对没有超阶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对立必然导致阶级理论和思想的对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了思想斗争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认为思想和意识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人们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㉖。恩格斯在1894年1月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以自身具有独特的性质影响斗争的形式变化,这些因素归根到底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相互作用,否则就变成了“统治阶级思想家”所编造的意识形态“完全独立性”。另一方面,思想斗争发挥方向的争夺性、实践的指导性的重要功能,思想斗争无法脱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独立存在,它必须渗透到其他斗争形式中去。工人从最开始的为工资而斗争到“工人对劳动资料的暴烈的反抗”㉘,学会从攻击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攻击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使用形式,最终才明确斗争的大方向,发现经济斗争只是一个先决条件,单纯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具有局限性。无产阶级只有在各种斗争中逐渐减少自发成分,在磨练中逐渐增加自觉成分,才能在斗争中提高思想觉悟性、加强组织性,才能探索出完成历史任务的革命道路和更灵活的斗争策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分析了思想斗争的“关键性”,指出国家问题是思想斗争的核心问题,当国家相对于社会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会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㉙。除了国家外,道德法律也有较强的现实力量,宗教也逐渐变成统治阶级专有所属物并被“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㉚。恩格斯指出,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同一切能影响群众精神手段的保守力量作斗争,无产阶级要认清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蕴含的思想斗争实质,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㉛。从整体性的角度看,阶级斗争中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受到思想斗争的直接制约和影响的,因为思想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一个阶级对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其争取方式的理解和选择。
第三,思想斗争是革命运动自觉性的深刻体现,是工人运动“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㉜的重要保障。当思想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发生重要联系时,工人就在政治运动和文化斗争中获得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和思想依据,从而促进自身意识的成长和情感的强化,促使群体的意识得到发展,为无产阶级制定斗争的策略原则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㉝。一方面,思想斗争要求摆脱旧政党的支配,“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㉞。19世纪70年代后,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日益壮大,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产业工人总数已超过2000万㉟,第一国际的组织形式已无法满足斗争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期,各国无产阶级既有地方性罢工又有全国性罢工,既有经济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每个国家都需要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恩格斯在分析西班牙工人运动时揭发了“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㊱,强调一切经验都充分证明要拥有自己政策的坚强政党,采取合法普选权等卓越的行动手段,充分证明社会革命的思想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另一方面,思想斗争的革命实践锻造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文化自觉意识的前提。”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天生的,在第一国际的建立与影响下,欧洲各国在促成民族统一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工人运动需要独立的、有组织的、有力量的工人政党,需要激发阶级意识的苏醒,而不是继续做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1871年2月,恩格斯在致西班牙国际联合会的信中初步总结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强调要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㊳,这个政党必须指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能够在思想上教育、训练、组织工人阶级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发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逐渐由国际性向民族式、国家式转变,并在1890年8月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提出,要通过“重新研究全部历史”㊴来具体分析各国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和历史经验,来适应政治、哲学、宗教等思想意识的要求,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实践经验证明,工人运动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枷锁中独立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的独立。
二、警惕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是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重要内容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呈现“和平”的发展趋势。恩格斯充分把握资本主义、工人运动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最新发展势态,在与资产阶级新社会思潮和党内机会主义斗争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采用公开的暴力手段镇压工人阶级,同时利用法律等“合法”的手段应对工人阶级的抗争。此外,资产阶级新社会思潮沉渣泛起,如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恩格斯在同上述错误思潮做斗争的过程中厘清了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新任务新要求。
第一,正确利用“现有的实际形势”㊵,结合国际工人运动新的斗争势态,明确新的思想斗争任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内,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成熟的同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在蓬勃发展,抵御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新思潮的侵害,成为对工人进行组织和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但是工人阶级内部尚未完全形成科学意识和阶级意识,导致各种机会主义借机抬头。从时代背景来看,无产阶级开展的议会斗争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历27年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帝国议会选举人”㊶,但也因此容易滋生“议会迷病症”㊷。从组织建设来看,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得很多基层党组织瓦解,同时大量非无产阶级分子涌入,将非无产阶级的观念带入工人阶级政党,出现“新入党的人比以前入党的人难于消化”㊸的情况。从思想建设来看,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开展工人运动的影响力尚未达到绝对的优势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资本主义竭力对社会现实矛盾进行掩盖和扭曲,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极尽污蔑,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版刊物的印刷数量和规模尚不能充分满足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渴望,从而为机会主义提供抬头的可能空间。在这种背景下,无产阶级政党能否灵活调整思想斗争的策略原则,关乎无产阶级能否夺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二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旗帜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性。资产阶级“竭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㊹,除了用暴力的方式公开镇压工人运动,并开始利用法律等“合法性”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反抗。德国俾斯麦政府于1878年10月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社会主义民主活动,解散集会、游行等组织,查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印刷品,对参与受禁活动的工人进行处罚或者判刑,目的就是想“从工人手里夺得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争得的不多的权利”㊺。恩格斯在1879年9月《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对“苏黎世三人团”㊻给予毁灭性的批判,批评他们不是坚决地反对敌人,而是在进行“全面的和解”,不是在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在逆来顺受。恩格斯要求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阶级“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㊼。现在“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场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抛弃了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㊽了,如果党的领导落入了这些“冒牌分子”的手中,那么党也会受到“阉割”,无产阶级也将失去应有的锐气。
第二,高度重视思想领域“新的转折”㊾,破解思想意识领域新的困惑。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欧美工人运动呈现日益高涨的新趋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向,这些新现象给思想意识领域带来新的困惑,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的回应和正确的指引。一是批判以“讲坛主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揭穿其假社会主义的骗局。洛贝尔图斯等“剽窃者”肆意诽谤马克思剽窃“剩余价值理论”;阿·洛里亚等“歪曲者”对剩余价值和利润进行混淆;布伦坦诺和赛德利·泰勒等“捏造者”全面抹黑马克思在格莱斯顿演说㊿的本意;施穆勒和瓦格纳等“改良者”诱骗工人阶级顺从俾斯麦政府的统治。这一切都是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借用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教授们来对付工人阶级的产物。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中指出,那些诽谤者实际上是“抄袭了李嘉图的东西”(51),并继续前辈们的局限和错误,只有马克思在先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们之所以产生那些“天真”的想法,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52)。二是批判以“青年派”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戳穿其采取冒险主义行动策略的“幻想”。在反动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合法组织。柏林的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保尔·恩斯特、汉斯·弥勒等“青年派”看不到无产阶级斗争形势的新变化,否认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并攻击党的斗争策略,主张以单纯的暴力方式推翻现行社会制度,导致形成脱离群众的冒险主义。他们“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53)。恩格斯在1890年8月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批判了这些带有“柏林习气”的大学生、著作家和没落的年轻资产者,指出他们研究的是一种“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54)的“马克思主义”,造成这种骚动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55)。三是批判以“议会主义”为代表的“和平长入”谬论,痛击“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56),并“接连投掷出三颗重磅炸弹”(57),即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导言》《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恩格斯抛出这三颗炸弹是为了阻止“非常法”废除后,《哥达纲领》的炮制者李卜克内西“再炮制一个同样糟糕的纲领”(58)。在这种情形下,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保持着“惊人的乐观主义”,被容克资产阶级政府的“糖饼政策”冲昏头脑而放弃了斗争原则,高呼“非常法令”的废除是“对工人真正的友好”,呼吁工人“举起欢呼的手”欢迎这“真正的善意”。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59),并集中力量进行尖锐的批判,指出对那些拍手称快的无政府主义者作出让步是徒劳的,他们只不过是“懦弱的化身”(60),痛击那些“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61),并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那些企图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只是一种幻想,强调绝不能“把党引入迷途”(62)。
第三,科学分析各种错误思潮,奠定思想斗争策略原则的理论基础。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工人运动中战胜其他一切思想体系,随着工人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工人运动规模逐渐扩大,工人运动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但此时一些机会主义者开始瓦解革命力量。恩格斯针对那些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为工人运动开出“江湖郎中”药方的错误思想进行严厉的批判。一是同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进行思想斗争,保持高度的原则性。法国的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无产阶级战斗力量的增强给资产阶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他们在工人运动内部找寻自己的代理人。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派”,利用“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63)的规定混入了法国工人党。他们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了各地党组织“自治”的无政府主义口号。恩格斯在1882年10月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批判这一错误思潮,指出像马隆、布鲁斯这群“制造云雾”的骗子,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支持者”,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64)。二是同歪曲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主义进行思想斗争,保持理论的坚定性。在第二国际时期德国反动政府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一些自称是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的大学生和青年文学家组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宗派小团体“青年派”,他们不顾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鼓吹冒险主义策略,为了给自己的“经济决定论”的“幻想”寻求理论根据,粗暴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批评“青年派”,指出他们将经济因素认定为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毫无内容的、荒谬的、抽象的,“经济状况是基础”(65),但决定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诸因素。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的谬论的同时,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最有力的系统理论回击了“青年派”的歪曲和误解。三是同策略原则选择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进行思想斗争,保持顽强的斗争性。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由于德国党的领导人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等人对革命理论的忽视,分不清什么是冒牌社会主义、什么是错误的思想路线,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统一,草拟了一个充满拉萨尔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即《哥达纲领》)草案。恩格斯在1875年3月致倍倍尔的信中指出,一个党的纲领策略原则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66)。《哥达纲领》就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67),为机会主义的蔓延埋下了隐患。在“非常法”废除后,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通过《爱尔福特纲领》,延续了《哥达纲领》的错误。恩格斯于1891年6月对新的纲领草案进行详细的分析批判,创作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简称为《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恩格斯指出,此纲领虽然相较于《哥达纲领》有所进步,但是力图通过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68)的幻想,是一种机会主义错误观点的变种。
三、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是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重要原则
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策略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历史上起作用的、具有革命原则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要将长远利益同目前的利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具有各国特色的工人运动形成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大军”,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最主要的敌人。革命形势可能随时产生变化,但思想斗争的原则是坚定的、严肃的、贯彻始终的,是“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买卖”(69)的。恩格斯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始终强调策略原则的坚定性和非妥协性,同时主张当革命形势和条件急剧变化时“必须依据情况改变策略”(70),灵活机动运用各种适合的斗争策略来打击敌人。开展思想斗争要辩证地、历史地考察斗争策略,在坚定思想原则和战略目标的同时,不断以具体实际为转移选择恰当的革命道路,在思想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71)思想斗争策略。无产阶级在制定斗争策略时不能凭空臆造,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72)。制定思想斗争策略需要掌握外部的环境条件,需要依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作出灵活的调整,不能脱离思想斗争的实际,机械地追求策略原则的完备性,从而忽视了运动的实质并伤害了自身运动的积极性。这就是恩格斯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中强调的一般的策略:“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73)一是制定思想斗争策略要依据具体环境和条件。恩格斯在1882年2月致卡·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斗争“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74)。不论是思想斗争还是人们正常的生产活动,都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斗争的阶级总会“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75)。恩格斯告诫无产阶级,制定科学有效的斗争策略需要冷静思考,要把历史情况分析透彻,如果未经冷静思考也不进行实际情况考察,就匆忙“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发出革命号召,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76)。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在制定思想斗争的策略时,不能沉湎于激进的空谈,脱离现实的客观条件,应该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定符合实际的策略原则。二是遵循无产阶级斗争的运动规律,注重历史地考察斗争形式的选择,拒绝任何抽象公式或学理主义。恩格斯指出,美国工人运动走上歧途惨遭失败,是因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点也不懂得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只知道“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77)。策略是处于斗争运动中的,是动态的,要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斗争有自己的主要形式和附带形式,同时要考虑历史、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现实情况制定思想斗争的策略。列宁把这一斗争策略思想评价为“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78)。三是选择适合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要合理利用合法化斗争和普选权这一新的“最锐利的武器”(79),但也绝不会放弃暴力革命的根本途径。德国工人迅速成长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政党,普选权由欺诈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这一合法斗争手段可以定期估量和宣传自身的力量,从而适时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干和畏首畏尾。“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80),在争取和利用合法普选权的同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绝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暴力革命在历史中起着一种革命的作用,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81),是通过社会运动为自身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垂死的政治制度的有效工具,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关键手段。恩格斯不相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为,“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82)。因此,制定思想斗争的策略,“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83)。
第二,坚持在团结中争取群众这一核心原则,将“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战斗队伍中”(84)。一方面,在思想斗争中要善于联合正确的有生力量,将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者在同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统一的大军”(85),联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汇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用彻底的斗争策略摆脱各国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要把作为“人口中的主体”(86)的农民争取过来,因为农民已经成长为“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农村无产阶级”(87)。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88),将那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89),并且将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保存到最终决战的那一天。同时,破解农业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奴役剥削,防止机会主义思潮在农民中滋生、传播、蔓延。另一方面,坚守原则坚定性,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斗争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立场的坚定,这样才能在紧要关头和决战的关键时刻把握基本策略原则,组织、领导和指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除了和农民保持同盟关系,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要做到既联合又反对。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深入分析了“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具有左右摇摆的本性,他们“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90)。恩格斯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中指出,在联合其他暂时可利用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机会主义的“亲戚‘党’”(91)时,面对可以合作的可能性时,不能一味地进行纯粹的消极的批判,要保持理性和冷静。
第三,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原则,在思想交锋中制定“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92)。恩格斯多次强调明确又积极的策略纲领在思想斗争中的重要性,这关乎党的性质、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奋斗目标、总的规定,它是“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93)。一方面,要坚持“自己弄清问题”(94)的问题导向和“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95)的目标导向相统一。一个明确又积极的纲领策略是“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96)。这样的策略原则能够明确表达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即实现整个无产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恩格斯指出,要制定的一切策略都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这个伟大的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97)。因此,只有“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98)的政党,才能在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另一方面,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是“既有新的解答,又有新的问题”(99),在制定积极明确的策略过程中要谨防片面性。以往的全部实践证明,必须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斗争形势解决新的思想领域的问题。在实践过程中既不能将党的最终目标变成空洞的口号,也不能当成教条强加给每个工人和党员,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和盲目性被问题的表面所迷惑,拿党的原则做交易来降低策略,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堕落。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策略原则“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且“应当成为鼓动手册”(100)。
四、把无产阶级思想斗争作为一种艺术加以推进和发展
恩格斯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101)无产阶级为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所进行的思想领域的起义和斗争,同样需要斗争艺术。一方面,无产阶级由分散的劳动个体汇聚成具有统一意志和行动力量的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普选权、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从简单粗暴的生产方式过渡到新的剥削生产方式,从原来公开、彻底地否认马克思主义转为隐蔽的、温和的让步来迷惑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从而悄无声息地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这就导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呈现出批判视域和批判工具的转变的特征,从前的唯心主义者逐渐发展成为“意识形态家们”,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斗争,需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派生出来的思想领域展开尖锐复杂的斗争。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集聚团结力量,运用思想斗争这一锐利的武器戳穿资产阶级的反动伪装。恩格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展现了卓越的斗争艺术。
第一,捕捉思想斗争的时机,选择“适当时机向前冲锋”(102),巧妙地寻找破解各种错误思潮的突破口。恩格斯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思想斗争的实践中指出,无产阶级思想斗争能否完成它的最终任务,“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103)。一是抓住思想斗争的主要因素。思想斗争是有别于其他斗争方式的复杂斗争,既有思想上的争论,也有政治上的分歧、组织上的分裂等形形色色的问题。1890年8月,恩格斯在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强调,要明确主要任务,不去纠缠次要问题,用讨论的、自由争辩的方式代替专制的、压服的方式,不要“为未来的困难撒下种子”,如果错误到了非要开除的地步,要选择有利的时机“举出昭然若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实”(104),才能从组织中将其驱逐出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二是进行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战略和战术是指导思想斗争的战斗艺术。恩格斯非常重视时机的选择和各种斗争条件的配合,强调在准确判明战局和形势的前提下,只有把火力集中在决定性的战线攻击上,才能最有效地打击和歼灭敌人,从而获得“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105)。1873年6月,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指出,尤其要学会识别那些“拿原则做交易”(106)的错误战略,那些煽动不和、目光短浅的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107),不能被这些分裂制造者的团结叫喊弄糊涂了。三是保持思想斗争的主动优势。恩格斯指出,“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108),强调在思想斗争中要积极防御,同时在防御中保持进攻态势,化被动为主动,迫使敌人在他们最不利的时机进行会战。恩格斯强调,还要掌控好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因为,“时间就是军队”(109),“时间就是胜利”(110),既要防止各种错误思潮的突然袭击,也要警惕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滋长。
第二,把准思想斗争的尺度,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寸步不让,坚守“绝对的界限”(111)。面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恩格斯晚年教育无产阶级不要被资产阶级虚假的承诺和宣传所迷惑,在采取一切策略前“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112)。一方面,旗帜鲜明,遵循无产阶级的利益至上的底线原则,对各种错误思想划界批驳。在思想领域中,不仅有理论层面的思想主导,还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在事关立场原则的是非问题面前必须守住马克思主义的底线。1895年1月,恩格斯在致保尔·施土姆普弗的信中探讨思想斗争中存在的分歧问题时指出,在没有“越出我们党的原则所许可的界限”(113)条件下,暂时性支持其他政党去实施一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错误都是可接受的。1873年6月,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阐释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时表示,宣传上所采取的正确策略不一定要从对手那里争夺个别人物,而是要争取“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与其将具有“错误倾向的病菌”导入党内,还不如从荒地中争取“每一个新生力量”(114)。另一方面,把握思想斗争的火候。废除“非常法”后,无产阶级面对的斗争环境发生了改变,党员都有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群众也拥有监督和批评的权利。1891年2月,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因为他们就是群众的仆人,也不要“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115)。在艺术地运用思想斗争手段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策略原则,要“做到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116),“党的纲领应当避免对于个别作者或著作的明显的依赖性”(117)。恩格斯晚年总结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经验,进一步强调在思想斗争中不要过分追求策略原则的词句激烈,不要单纯追求理论的高深莫测,更不要将某些著作断章取义并盲目崇拜,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灵活的斗争方式。
第三,注重思想斗争的效果,增强斗争话语权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发扬“有效的主动精神”(118)。恩格斯强调,面对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不断的剥削毒害和强势压迫,无产阶级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桎梏,不断增强思想斗争话语权,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达到自为、自觉的状态,充分认识到思想斗争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革命”(119)。一方面,增强群众话语权,形成广泛的文化号召力和感召力。为了增强思想领域的话语权,需要深入探究群众的心理和利益逻辑,把握群众的认知特点,推敲群众的思想实际。针对不同群体,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恩格斯呼吁要唤起广大农民加入无产阶级思想斗争中,因为一旦农民群众知晓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120)。恩格斯告诫革命作家们,不要过于迷信“细节的真实”,把工人群众刻画得消极麻木,而要像巴尔扎克那样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121),为思想斗争提供“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122)。1891年3月,恩格斯在致麦克斯·奥本海姆的信中指出,需要使“工人群众的意识来一个转变”(123),并争取“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124),但是不能将共产主义信念“硬灌输”(125)到群众心里,而是要“感染人民”(126)。另一方面,提高党的话语权,善于把握各种媒介的传播规律,推动思想斗争的感性表达。宣传教育媒介对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观念的建构、传送、强化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真诚地告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我们的拥护者“一辈子都处于少数”也挺好,力量薄弱可以“通过报刊的影响而两倍三倍地得到弥补”(127)。此外,“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重、严肃或热烈的”(128),可以不用像资产阶级报纸那样死气沉沉的,像《社会民主党人报》那样能够“充分反映出我们的工人日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轻松的幽默”(129)就很好。但是,针对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左派和右派,要真实地、尽可能地“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怯懦的决议毫无用处”(130)。尤其是当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可以“变得一号比一号更猛烈和充满激情”(131)。为了争夺思想阵地,可以通过议会竞选增加广泛接触工人群众的正当理由和机会。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议会方式创办讲坛,合法地在报刊或者集会中深入群众、争取群众。“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132)
五、结语
恩格斯晚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批驳各种机会主义错误思潮。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还击和批判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围攻,通过思想领域的斗争驳斥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不可知论和折中主义的影响,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成果深刻分析无产阶级思想斗争条件的变化,并总结新的斗争经验,采用巧妙的斗争艺术制定因地制宜的斗争策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理论和策略。
第一,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恩格斯分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和世俗基础,准确把握各种错误思潮的“言词和幻想”,坚持同日益扩张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维护无产阶级实际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33),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必须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34)。
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恩格斯晚年同歪曲唯物史观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声誉的错误思潮展开思想斗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理论和实践证明,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135),“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36),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作坚决斗争,切实增强思想斗争的本领。
第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要紧紧围绕党在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恩格斯晚年总结无产阶级政党要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斗争形势,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进行思想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政治安全的核心内容,“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37),必须围绕当前的中心任务排除风云诡谲的意识形态化风险,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既不能为了强调党在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务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138),必须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一中心任务,加强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第四,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制定和运用意识形态和思想斗争的策略与艺术。恩格斯晚年科学分析了各种机会主义滋长的原因和应对策略,拒绝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使错误思想泛滥,巧妙地运用唯物史观避免无产阶级落入错误思潮的窠臼,展现了卓越的策略艺术和审时度势的分寸把控。这启示我们要深入挖掘各类社会思潮的现实根源和演变规律,“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13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140)我们要科学研判思想领域的变化,针对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制定灵活有效的斗争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41)
参考文献：
[1]程恩富主编:《35位著名学者纵论恩格斯列宁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2]顾海良:《永远的恩格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3]张荣臣:《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4]李小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导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殷林飞、程恩富、张国献:《劳动阶级不仅为生存,而且要为发展和享受而斗争》,《海派经济学》2022年第2期。
[6]房广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当代价值——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