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耀宾：易中天凭什么说“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咬定“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易中天的自信从何而来？

　　于耀宾

　　“一二三，三二一，二里头，三千七”

　　您明白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概念。

　　当有人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居高临下咬定中华文明不过3700年的时候，他以大学教授之尊，以央视讲座教授之尊，非要把中华文明框死在3700年之内，您有没有一种被冒犯、被割裂、被羞辱、被欺骗的感觉？

　　那个以电视台讲三国出名的厦大教授，油嘴滑舌描绘的曹操时代，的确在3700年之内，然而整个中华文明史断代如此重大而严肃的学术问题，岂能由说书人一言以歪之？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一说法，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开篇记载了黄帝、尧、舜等上古传说时代，为文明起源提供了文献线索。先秦典籍：如《尚书》《竹书纪年》《左传》等，提到夏、商、周三代更迭，形成了连续的“历史谱系”；西汉以后，学者尝试推算黄帝以来的年代。例如，唐代《帝王世纪》推定黄帝生于约公元前2700年，加上夏、商、周三代，累计约五千年。

　　除了文献学的支撑以外，考古学的支撑尤为有力。

　　考古发现表明，约公元前3000年起，中国已出现复杂社会。 良渚文化（约5300-4300年前）既有大型水利系统、玉礼器、阶层分化，被列为世界遗产。龙山文化（约4500-4000年前）出现城址、青铜冶炼萌芽。陶寺遗址（约4300-3900年前）具备都城、观象台、礼器，可能与“尧都”有关。二里头文化（约3800-3500年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多数学者视其为夏文化。

　　商代晚期（约3300年前）的甲骨文更加确切证实了成熟文字系统，由此将信史推进到商代。

　　国际学术界常以城市、文字、青铜器、礼仪建筑等作为文明标志。中国考古发现显示，这些要素在5000年前已初步出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重大项目确认，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等地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形成了“早期中国”的文化圈。

　　5000年前：良渚、红山等社会进入早期文明阶段。

　　4000年前：二里头文化开启王朝文明（夏或先商）。

　　3700年前：商代建立，甲骨文印证信史。

　　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是民族认同的象征。“五千年”不仅是一个时间尺度，更承载着中国人对文明连续性的自豪感。

　　那个站在讲台上，后来跃到电视台上，再后来在各种高端论坛上，咬死“中华文明不过3700年”的易中天教授，他的所谓学术可有什么独特的证据，有什么独特的发现吗？

　　翻遍了他的《易中天中华史》，除了嘲笑便是嘲笑，除了戏谑便是戏谑，除了调侃便是调侃，唯一的所谓学术证据来源，不过是有的洋人这么说过，酷似陈佩斯、朱时茂小品台词“皇军让我给你带个话儿”——皇军说了，你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这哪里是在研究历史，这哪里是在研究考古，分明是通过媒体广而告之，要的就是解构和亵渎这份民族集体的自豪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张鸣先生，在价值观和精神气质方面与易中天高度近似，连他都认为易中天把中华文明限死在3700年，太武断了，太不明智，等于给别人提供了一个把柄。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应当承认，在当代公众史学蓬勃发展的语境中，易中天先生以其《易中天中华史》系列丛书，以通俗化、大众化的笔法重构中国历史叙事，客观上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其关于“中华文明仅有3700年”的论断，尤其在公众领域激起强烈反响，这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向公众正确介绍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一个机会。

　　易中天断言，“所谓文明，它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类的历史可以分成两段。前面一段叫史前史，后面一段叫文明史。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分界线在哪儿呢？在国家的建立。国家建立的标志是什么呢？城市。”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民族目前考古学发现的最早的文明遗址是什么呢？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不超过公元前1700年”，由此推算出“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的这个表述。”（《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此说虽以洋人说辞为据，然其在文明标准的运用、史实与文献的处理、考古与文献的互证等方面，存在明显偏颇，有以西方中心主义框架剪裁中华文明之嫌。

　　洋人的说辞又以什么为据？

　　易中天没长前后眼，不敢回头看一看洋人的理论根据站得住脚站不住脚。他那里有个逻辑大前提，洋人的说法毕竟是对的，因为是洋人说的。

　　本文拟以严谨的学术立场，系统梳理易中天在中华文明断代问题上的核心观点，结合中国主流史学界及国际汉学界的权威研究成果，对其观点进行理性辨析与批判，以正本清源，还中华文明以完整、连续、多元的真实图景，欢迎包括易中天先生本人在内的各界人士参与讨论。

　　一、易中天关于“中华文明3700年”的十大核心论述及其极端化表述

　　为准确把握易中天观点的实质，有必要系统梳理其在著作与公开演讲中反复强调的十大核心论点，并引其原文以资佐证：

　　1、文明与史前的分界线在于“国家的建立”

　　易中天明确指出，“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类的历史可以分成两段。前面一段叫史前史，后面一段叫文明史。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分界线在哪儿呢？在国家的建立。”（《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此说将“国家”视为文明的唯一门槛，实则已将复杂文明进程简化为政治实体的出现。

　　2、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他进一步将国家具象化为城市：“国家建立的标志是什么呢？城市。”此说虽有其渊源（如柴尔德“城市革命”理论），但将其绝对化，忽视了非城市形态的早期国家或复杂社会的存在可能。

　　3、中华文明起源于二里头，距今约3700年

　　“我们这个民族目前考古学发现的最早的文明遗址是什么呢？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二里头遗址的上限不超过公元前一千七百年……所以3700年。”（同上）此说将二里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实则混淆了“文明起源”与“文明成熟”的区别。

　　4、以“城市、文字、青铜器”为文明三要素，否定夏朝为信史

　　易中天虽未在书中明确列出“三要素”，但其论述完全依循西方考古学传统中的“文明三标准”。他强调二里头具备城市、青铜、宫殿基址，而夏朝“无文字直接证据”，故不能视为文明。此说直接导致其否定夏朝为信史。

　　5、“中华文明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以此作为其“包容性”的依据

　　在北大演讲中，他声称：“‘中华文明’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然而什么信仰都没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此说不仅误解了中国宗教传统（如祖先崇拜、天命观、道教、佛教等），更将“无信仰”美化为“开放平台”，实为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表达。

　　6、“文明应该求同，文化可以存异”

　　此说表面包容，实则暗含价值判断：文明是普世的、可通约的，而文化是地方的、可保留的。这实质上是以西方现代性为“文明”标准，将中华传统降格为“文化”，服务于其“中华文明较弱”的整体判断。

　　7、“中华文明虽历史悠久，但相较于其他两种文明较弱”

　　他直言：“目前西方现代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虽历史悠久，但相较于其他两种文明较弱。”此说以当代影响力倒推历史价值，犯了典型的历史目的论错误。

　　8、“历史创造历史本身”，否定人民或英雄的主体性

　　他提出：“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历史创造历史本身。”此说看似辩证，实则消解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陷入一种宿命论式的“历史自我展开”论，与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悖。

　　9、完全依赖“国际学术界通用标准”，忽视中国考古学的自主性

　　他声称：“国际学术界大体通用的……第一个叫原始群，第二个叫氏族，第三个叫部落……进入国家以后进入文明史”，并称“我也认可这个分期”。此说表现出对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忽视中国学者在“文明标准本土化”方面的长期努力。

　　10、将“文字”作为文明的决定性证据，否定无文字社会的文明属性

　　他虽未明言，但其论述逻辑完全是以“是否有文字”为文明真伪的试金石。如对夏朝，因无甲骨文般系统的（4000字以上）的确凿文字，便不予承认。此说忽视了考古学中“间接证据链”的重要性，也违背了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等国际权威提出的“文明标准应因地而异”的原则。

　　二、主流史学界的回应：中华文明五千年断代的学术共识

　　易中天的观点，虽在公众领域颇具传播力，一时间搅得天昏地暗，更被公知们拿来在舆论场说事儿玩梗自黑，但在专业史学界，实则被更全面、更严谨的学者鄙视，不入严肃学者法眼。为啥？

　　一则他吆喝的并非他所研究的，他不是研究者，而是传播者。

　　二则他研究的水准无限接近吆喝，易中天在史学界的暴力拆迁，与其说是学术现象，不如说是社会现象。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

　　自200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二十余年，综合运用考古学、测年技术、环境科学、遗传学等多学科手段，明确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上溯至距今5500—5000年前的“古国时代”，以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遗址为代表，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其中，良渚古城（距今5300—4300年）已具备早期国家形态：拥有宫殿区、祭坛（莫角山）、大型水利系统（世界最早）、等级墓葬、玉礼器系统，且玉器上出现原始文字符号。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语明确指出：“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实证。”

　　2、郭沫若与翦伯赞的文明史观：重视考古与文献互证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以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互证。”他虽受摩尔根社会进化论影响，但始终主张结合甲骨文、金文与文献，反对简单套用西方模式。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亦指出：“夏商周三代，实为中国文明之奠基时期。”他虽谨慎对待夏朝，但认为《尚书》《史记》中关于夏的记载“非全出虚构”，应视为“传说中之信史”。

　　3、毛泽东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高度肯定

　　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此说非仅政治话语，实为建立在对顾颉刚“疑古”思潮的批判基础上，强调民族历史的连续性与主体性。

　　4、国际汉学界的客观评价：费正清等人的“中国中心观”转向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其《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中华帝国的官僚制度、文字系统和儒家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异常稳定的文明结构，其连续性在世界史上极为罕见。”他虽早年受“冲击—回应”模式影响，但晚年承认：“中国文明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不能简单以西方为标准衡量。”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在公元15世纪前，中国的科技水平整体领先世界。”这些评价，均与易中天所谓“中华文明较弱”形成鲜明对比。

　　就是说，同样是洋人，同样是洋人史学家，同样是学术泰斗，甚至是更权威的史学家，更权威的学术泰斗，只要你的说法不符合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这个标准，易中天照例不信、不睬、不悦、不屑。总之，“一二三，三二一，二里头，三千七”。

　　三、对易中天史观的学术批判

　　1、照搬西方标准，忽视中国文明的本土特征

　　易中天所依循的“城市、文字、青铜器”三要素，源于20世纪初西方对两河流域与埃及文明的研究。但中国文明的演进路径不同：以玉礼器为核心的礼制系统、以水利治理为基础的聚落形态、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构成了独特的“东方文明模式”。

　　良渚的水利系统规模远超同时期两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体系早于二里头千年，均表明中国文明有其独立起源与发展逻辑。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明确指出：“文明评判标准必须因地而异。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复杂社会，完全可视为文明。”易中天无视此国际共识，实为“刻舟求剑”。

　　2、混淆“文明史”与“文化史”，否定史前文明的文明属性

　　易中天将“史前史”与“文明史”截然二分，实则割裂了文明的连续性。考古学界早已提出“原史时代”（protoliterate period）概念，用以描述文字出现前但已具国家形态的社会。良渚、陶寺、石峁等遗址，虽无成熟文字系统，但已有符号、礼制、阶级分化与权力中心，完全符合“早期国家”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良渚的认定，正是对这一学术共识的国际承认。

　　3、将文献记载简单等同于“无证据”，违背考古学实证原则

　　易中天以“无文字直接证明夏朝”为由否定其存在，实则犯了“文献虚无主义”错误。考古学证实，甲骨文中已有“西邑”“土方”等可能指代夏的称谓；《史记·夏本纪》所载夏王世系，与二里头文化年代基本吻合；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青铜爵、宫殿布局，均与后世“礼制”一脉相承。日本学者贝塚茂树早指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最可能载体。”将“无文字”等同于“不存在”，是典型的证据绝对主义。

　　4、忽视中国史学“二重证据法”的传统

　　王国维提出“取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开创“二重证据法”。郭沫若、夏鼐、苏秉琦等均强调考古与文献的互证。易中天却以“国际标准”为名，抛弃这一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实为学术倒退。

　　5、以现代影响力评判古代文明，陷入历史目的论

　　其“中华文明较弱”之说，是以19—21世纪的西方霸权为参照系，倒推历史价值。然文明评价应基于其内在发展逻辑、制度创新、文化贡献与持续力。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五千年未中断的原生文明，其政治制度、伦理体系、文字系统、科技成就，对东亚乃至世界影响深远，岂可因近代暂时落后而否定其历史地位？

　　四、中国考古学界权威对文明起源的实证：超越3700年的学术共识

　　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学者通过系统的田野发掘与多学科研究，早已突破“3700年”的局限，为中华文明五千年起源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著名考古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中明确指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良渚古城的水利工程、玉礼器系统、社会分层以及神权与王权的结合，证明其已具备早期国家的核心要素。若以文明的综合标准衡量，良渚至少可视为‘最初的国家形态’，其年代上限距今约5300年，这为中华文明五千年说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李学勤强调，文明探源需摒弃单一标准，注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多元特征。此外，他在《走出疑古时代》中系统反驳了“疑古派”对古史体系的解构，主张以“二重证据法”整合文献与考古，重建可信的古史框架。其观点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论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巍先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实证》报告中提出：“探源工程通过碳十四测年、DNA分析等技术手段确认，以良渚、陶寺、石峁等遗址为代表的‘古国时代’（距今5500—3800年），已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礼制萌芽和区域王权。”“例如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与文字雏形，石峁城址的宏大石城墙与祭祀遗存，均显示其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这些发现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绝非始于二里头，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整合过程。”王巍进一步指出，中国学者已提出“以礼制、王权、分层社会为核心”的文明定义，突破了西方“三要素”的局限。

　　另一位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赵辉在《中国文明的形成》中亦强调：“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体系、仰韶文化的复杂聚落，均展现了前国家形态的社会复杂化，这些都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若仅以二里头作为文明起点，将割裂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更无法解释商周文明何以迅速达到高峰。”

　　笔者钦佩、熟悉的冯时先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多年来致力于《中华文明八千年的考古实证研究》，他在《光明日报》发文指出，易中天3700年之说“视野狭隘，忽视早期文明成果” 。庞进先生以《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有根有据》为题，专门针对易中天荒谬观点的长篇论文，发表于《西部学刊》，论据翔实、说理充分。

　　五、学界集体共识与文明标准的中国化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多位委员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中达成共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可分为“孕育期”（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距今6000—4500年）、“雏形期”（古国时代，距今5500—3800年）和“形成期”（夏商周三代，距今3800年以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在《中国古代都城与文明起源》中论证：“二里头文明虽代表夏王朝的成熟形态，但其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宫室建筑，均可追溯至更早的陶寺、石峁文化。因此，中华文明的源头必须上溯至更久远的史前时期。”此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在《夏商都邑与文明形成》中通过甲骨文与金文研究，指出商代文献中已有对夏王朝的明确记载，结合新砦遗址等考古发现，为夏朝信史地位提供了多重证据链。这些研究共同表明，中华文明绝非“骤然兴起于二里头”，而是经历数千年积累与融合的产物。

　　上述学者的论述揭示，中国考古学界已形成对文明起源的系统性认知：一方面，通过扎实的考古发掘不断刷新文明上限；另一方面，积极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文明评判标准。这与易中天简单套用西方标准、割裂文明连续性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中国学术界在文明研究中的主体性与理论创新。

　　六、假如中华文明被限定在3700年之内，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读者诸君有没有认真想过，假若易中天们的努力实现了他们的预期，中华文明被认定为仅3700年，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其影响将穿透文化自信根基、历史研究体系、学科建设逻辑、民众心理与集体荣誉感，从顶层价值建构到基层认知形成全方位冲击，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核形成直接冲突。

　　以下是具体维度的深度分析：

　　1、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根基动摇，价值锚点失焦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而其核心依托于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历史纵深，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核心标识，也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优势。

　　文明独特性与延续性的价值消解：若仅3700年，中华文明将失去“人类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的核心特质——良渚、红山、陶寺等史前文明（距今5000-8000年）将被剥离出主流文明脉络，中国将与古巴比伦、古埃及等“中断的古文明”或其他后起文明处于同一历史维度，失去文明型国家的身份辨识度，在复兴进程中缺乏独有的历史价值支撑。

　　民族复兴的历史合法性弱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涵是“恢复中华优秀文明的世界地位”，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是“复兴”而非“新建”的逻辑前提。若文明史缩短1300余年，“复兴”的历史依据将被削弱，易被解读为“现代国家的发展诉求”，而非“古老文明的薪火重燃”，从而降低了这一目标的文化感召力和世界认同度。

　　与国家顶层文化叙事的直接冲突：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五千多年文明史”定论，到国家层面反复强调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已成为全民共识的文化叙事。若推翻这一结论，将导致顶层文化建构与社会认知的脱节，文化自信失去统一的价值锚点，进而影响民族复兴的精神凝聚力。

　　2、对历史研究：体系重构，学科根基被颠覆，考古与历史研究陷入认知混乱

　　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框架以“五千年文明史”为基底，融合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多元成果，若缩短至3700年，将引发研究体系的根本性重构，且带来一系列学术悖论：

　　史前文明与主流文明的割裂：良渚（距今5300-4300年）、红山（距今6500-5000年）、双槐树（距今5300年）等被考古实证的“古国时代”遗址，将被排除在“中华文明”范畴外，沦为“史前文化”，历史研究将面临“文明起源断层”的难题——3700年的二里头文化（夏代中晚期）成为文明起点，但其文化高度、社会结构已具备成熟国家形态，缺乏前期的发展脉络，导致“文明突然出现”的学术悖论。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探源工程的成果被否定：两项国家级工程已实证“夏代存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于五千多年前”，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成果。若文明史仅3700年，意味着这两项工程的结论被推翻，中国历史研究将失去国家级学术支撑，在国际史学界陷入被动，甚至被西方史学界利用，加剧“中国上古史虚无化”的倾向。

　　历史研究的价值导向与选题重构：原本围绕“五千年文明脉络”的研究选题（如史前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将失去意义，研究重心将被迫向“3700年以来的文明发展”转移，导致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狭隘化，忽视史前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奠基作用，形成“断章取义”的历史研究体系。

　　3、对学科建设：多学科联动断裂，高校与科研体系陷入调整困境

　　中华文明史是历史学、考古学、汉语言文学、民族学、文化遗产学等多学科的核心交叉点，其时间维度的改变将引发各学科建设的连锁反应，甚至导致学科体系的重构：

　　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偏移：中国考古学的核心使命之一是“实证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史前考古（距今5000年以前）是其重要研究方向。若文明史仅3700年，史前考古将失去与“中华文明”的直接关联，沦为“辅助学科”，高校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科研立项将大幅调整，导致史前考古人才培养的断层。

　　历史学专业的内容重构：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开篇将从“三皇五帝、史前文明”改为“二里头文化与夏代中晚期”，原本的“上古史”章节被删减或弱化，导致学生对中华文明的起源缺乏完整认知，形成“历史认知断层”。同时，史学理论研究将被迫重新界定“中华文明”的定义，与国际史学界的标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多学科交叉的断裂：民族学研究中“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依据（如史前各文化圈的民族融合）、汉语言文学研究中“汉字起源与史前文化的关联”（如贾湖刻符距今8000年）、文化遗产学中“史前遗址的文化价值认定”，均将因文明史的缩短而失去核心支撑，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联动陷入停滞，学科建设走向单一化、碎片化。

　　4、对民众心理与集体荣耀感：认知崩塌，民族认同与集体记忆被消解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已成为全民集体记忆，融入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基因，是民众产生集体荣耀感、民族自豪感的核心来源。若突然被认定为仅3700年，将引发民众心理的剧烈震荡，从认知混乱到情感失落，最终影响民族凝聚力：

　　基础历史认知的全面颠覆：从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课本，到民间的文化传播（如博物馆展览、历史纪录片、传统文化普及），均以“五千年文明”为核心内容。若文明史缩短，民众将面临“从小接受的历史知识是错误的”认知冲击，尤其是青少年，其历史观尚未成型，极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对民族的历史产生怀疑。

　　质言之，易中天们的成功，必将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集体荣耀感的大幅消解。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中国人最核心的集体荣耀之一，是民众在国际交往中产生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的重要依托。若仅3700年，中华文明在世界古文明中的排名将大幅后移（晚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民众的文化优越感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自卑心理，甚至出现“否定自身文明价值”的倾向。易中天在他的文章中，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演讲中，在他的电视台的讲座当中不厌其烦地讲，中华民族影响力很弱，不如基督教文明，不如伊斯兰文明…….

　　如若易中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愿景，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弱化：

　　民族认同的核心是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联结海内外华人、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无论是海外华侨的“根祖文化”，还是国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认同，均建立在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多年的基础上。若文明史缩短，这一精神纽带将被弱化，海外华侨的家国情怀、国内各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将受到冲击，甚至影响国家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不仅如此，大家想一想，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动力缺失：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汉字、书法、中医等传统文化瑰宝，其价值均依托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若文明史仅3700年，这些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将被削弱，民间传承的动力将大幅缺失——人们会质疑“这些文化仅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价值是否真的独一无二”，进而导致传统文化的式微，影响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七、核心总结：

　　易中天们拼命缩短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本质是切割文化根脉。

　　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并非单纯的“时间数字”，而是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的根脉所在、复兴的价值依托。

　　若被认定为仅3700年，其影响远不止历史研究的学术调整，而是从精神层面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认同、集体荣耀感的全面冲击，直接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因为一个失去历史纵深、缺乏文化根脉的民族，难以形成持久的精神凝聚力，也无法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树立独特的身份标识，更谈不上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综上所述，易中天关于“中华文明仅3700年”的核心论述，看似是一场学术之争，实则是一场挟洋自重的学术欺诈。他抱着西方教师爷的几句话，闯进历史学术圈大行暴力拆迁，暴露了其学术研究的浅表化与价值立场的偏差，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严重斗争。

　　易中天的打字速度根本跟不上他的出版速度，一天要写好几千字，哪里顾得上什么研究。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未深入中国考古学的实证材料，也未能系统把握文明研究的理论前沿，而是直接嫁接西方学界的某些过时观点，并加以主观化的简化与随意的发挥。

　　关于这一点，前不久刚刚去世的许倬云先生（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看不下去了 ，他在2014年《南方周末》的访谈中直斥易中天不学无术，片面套用西方某些人的某些标准哗众取宠。

　　刘庆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等等这些真正从事文明史断代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无不认为易中天粗暴、无礼、武断，其暴力拆迁式的所谓学术研究，没有学术含量，只有政治噱头。

　　《人民日报》《考古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均发表学者的严肃文章，回应易中天的信口雌黄。然而，易中天的网红特质和易中天的相声表演，其社会负面作用以吸引眼球的方式旋风般发酵，学者们的研究愈发显得“迂腐”和“木讷”，一时间，历史研究易中天如日中天，严肃的学术研究，正确的历史结论，却被淹没在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喧嚣之中。

　　易式“另类拿来主义”式的学术态度，本质上是将中华文明的历史解释权拱手让于外部标准，其论述中充斥的“西方中心论”痕迹，使其观点沦为一种学术上的“文化代议”——以西方定义裁剪中国历史，用简化标准阉割文明内涵。其危害远不止于学术争鸣，更在社会层面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其一，消解历史认同，动摇文化自信。当作为公众人物的历史学者公开否定夏朝的信史地位，将中华文明的开端压缩至3700年，实则是在解构中华民族对自身“五千年文明”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极易误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文明根脉的认知，使“文明自卑”取代“文化自信”，为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提供滋生的土壤。

　　其二，削弱文明话语权，助长外部误解。在国际学术与舆论场域，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度与独特性是其软实力的核心支撑。易中天式的简化叙事，不仅矮化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与复杂性，更可能成为西方学界某些“中国文明晚出论”的注脚，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原生性”与“连续性”的质疑，损害中国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话语权。

　　其三，扭曲历史教育，危害文化传承。当此类观点通过通俗读物与大众媒体广泛传播，极易渗透至历史教育领域，干扰公众对历史真相的准确理解。若放任其以“学术自由”之名泛滥，可能导致历史记忆的碎片化与历史认知的混乱，使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叙事面临断裂风险，文化传承的根基被动摇。

　　其四，背离学术伦理，危害学界生态。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易中天在未充分掌握考古新材料、未系统吸收学界新成果的情况下，贸然对重大历史命题作出颠覆性论断，且拒绝与主流学术界展开严肃对话，这种态度不仅违背了历史研究“论从史出、无证不信”的基本原则，更可能引发公众对学术严谨性的质疑，损害历史学科的公信力。

　　若听任这种披着学术外衣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皇皇巨著”的形式大行其道，其后果绝非仅是学术观点的多元争议，而是可能导向民族历史记忆的扭曲、文化主体性的销蚀，甚至为某些试图解构中国文明合法性的外部势力提供话术资源。这警示我们，在涉及文明起源、历史脉络等根本性问题上，必须坚守学术的严肃性与思想的深刻性，以扎实的考古实证、严谨的学术辨析与清醒的文化自觉，捍卫中华文明的历史真实与精神内核，决不能让历史虚无主义成为侵蚀民族文化根基的“隐形利刃”。

　　一个小结，文明史观的重建与文化自信

　　易中天的“3700年说”，本质上是一种以西方现代性为坐标的文明史观投射。它虽以“客观”“国际标准”自居，实则掩盖了深层的文化自卑与理论依附。真正的学术自信，应建立在对本土考古材料的尊重、对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对“二重证据法”的坚持之上。

　　中华文明五千年，非虚言，而是以良渚、二里头、殷墟等遗址为支点，以甲骨文、金文、简帛为链条，以《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为镜像的坚实历史。我们应坚持“文明标准中国化”“文明起源多元论”“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学术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的责任不是迎合公众猎奇，而是以严谨学术还原文明的壮阔图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加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阐释，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文明规范。”唯有如此，方能在世界对话中，真正确立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一个深层逻辑：出版《易中天中华史》系列丛书的出版社

　　易中天这套书有一个深层逻辑，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易中天中华史》系列丛书的主要出版社是某出版社。该套丛书最初由该社出版。有一家背景不甚了了的，名字为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莫名作为出品方，或联合策划方，深度参与这套著作的出版，迄今不解程度有多深。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重点人，即该出版社的领导Z先生，他是推动这套大型项目立项、签约并出版的核心决策者。假如该出版社的社长是丁怀超先生（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断不可能推出这么一套书。丁怀超先生在2013年即指出， 易中天“精神有问题”，批评其以一人之力短时间乱码36卷《中华史》极不严谨，他以3700年框定中华文明起源之说缺乏起码的学术积淀 。

　　由于易中天书中重大的政治观点、文化结论，听上去反直觉，且跟老百姓较劲跟读者较劲，且与中国学界重要共识完全相悖，如此规模宏大、涉及专业历史知识的项目，其审稿工作不会是一个编辑独立完成的。审稿签字的时候，作为审稿人，尤其是终审签字者，内心深处不可能没有评估判断没有挣扎的。在内心深处反复挣扎的基础之上，毅然决然地将有重大政治错误和文化瑕疵的书推向社会，并不遗余力地大肆宣传，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界一桩匪夷所思的怪事，深层逻辑严重不合逻辑。

　　不知道它经过了怎样一个严谨的流程，责任编辑复审编辑和终审编辑是些什么人，对书稿的内容、史实、政治导向和文字质量进行多层把关外请的审读专家又是些什么人。

　　虽说这是题外话，但搞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这套书出版的深层逻辑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一个名单，主持人特别醒目打眼

　　有助于搞清这套书深层逻辑的，还有一个名单，这是某次参加易中天文集新闻发布会、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名单（含视频祝贺）。

　　主持人：

　　北大教授贺卫方

　　参会专家：

　　江 平（法学家）

　　张思之（法学家）

　　茅于轼（经济学家）

　　资中筠（历史学家）

　　胡德平（学者）

　　李 零（学者）

　　邓晓芒（哲学家）

　　秦 晖（历史学家）

　　于建嵘（学者）

　　韩 寒（作家）

　　李承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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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谢”字，与某个日本人有关

　　最后我想表达一个由衷的感谢，感谢易中天教授手下留情。

　　他只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一刀斩断了1000多年，他只是把洋大人两河文明考古的标准拿过来格式化中国的文明史，把中华文明框死在3700年之内。易中天先生良心大大地好，他没有直接采纳日本教授的标准。日本汉学家白川静（Shirakawa Shizuka）坚持以西周金文（约前1046年） 为文明起点，连甲骨文如此成熟的文字体系都不认账，认为甲骨文“只是占卜符号，未形成完整的历史叙事文字”，这个日本教授武断地划定对应的中国文明史只有3000年。

　　与这位留着仁丹小胡子的日本教授比起来，我们的易中天先生是不是好得太多啦？让我们给易中天教授点一个大大的赞吧。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果报告》，2023年。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

　　3.翦伯赞：《中国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

　　4.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Thames & Hudson, 2000.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申报文件》，2019年。

　　6.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7.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