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墨湖湘——湖湘文化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摘要：湖湘文化鲜明的特质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哺育的众多英雄儿女，以他们的热血生命和智慧为中华民族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湖湘的革命家们来到了陕北，是延安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圣地的主要原因。因此，湖南长沙也理当被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圣地。湖湘文化为安源工运成为我党早期工运中成功的典范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安源工运不仅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提供了实践经验，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持续的智慧支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看，对安源工运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湖湘文化，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好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行稳致远。

　　关键词：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湖湘文化、安源工运

　　湖湘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中的瑰宝，深受道家和墨家思想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她孕育了众多英雄儿女，他们以热血和智慧为中华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湖湘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已超越地域界限，成为当代中国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他们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总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救民于水火。这些人当中很多是所处时代的知识精英，虽然他们经历过寒窗苦读，但他们的价值观与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截然不同。封建统治者设定的目标是让学子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诱惑学子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这些仁人志士读书的目的却是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i]，他们他们读书的目的是希望拥有挽救国家、扶危济困的能力，使深受灾难的民族重新崛起。他们为了公平正义，可以赴汤蹈火、摩顶放踵，义无反顾。

　　这些仁人志士内心认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兼爱、平等的理想追求。虽然他们凭借自身的才华通过科举入仕，但在2000多年封建帝王的历史中，他们常常遭到误解和排斥，被贬谪流放是常有的事。湖湘地区，远离封建王朝的中心，常常成为这些仁人志士的谪居之所。正如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迁客骚人多会于此”。正可谓：“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ii]，湖湘之地自古以来就承载着仁人志士们向往的人间正道、浩然正气。

　　这些仁人志士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湖湘的风土人情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以“心怀天下、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实事求是”为特质，这些特质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墨家思想高度契合。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之后的许多封建帝王采用儒家思想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儒家的思想禁锢，会导致国民素质低下，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国民的素质低下也往往让统治者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外族入侵，从而导致其王朝倾覆，国破家亡。明王朝的覆灭正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证。苦难使人深思，也促使思想和智慧的升华，带领人们进入更高的境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经历了明末的动荡、科举的磨砺以及反清的起义。在多次努力失败后，他选择隐居于湖湘之地，并对当时在中华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宋明理学中存在的“能说不能行”的缺乏实践能力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王夫之38岁时开始研究《老子》，但由于他所用的版本被三国时期的儒家文人王弼窜改，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帛书有较大差异，例如：帛书版《老子》中的“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被窜改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iii]。版本的局限，这无疑会对王夫之研究《老子》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困难，然而，在研习《老子》的过程中，他逐渐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后期的学说中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与老子的道家思想高度一致。王夫之能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刻反思，正是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

　　曾有一位老秀才对刘少奇说，孔子的话中他只做到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其余的都做不到，也从未有意去做到。[iv]这一事例生动地体现了湖湘文化中反封建的文化理念。清末民初，满清王朝被推翻后，北洋军阀为维护统治，大力推行封建礼教，中国社会的风气因而受到重大影响。中国的有识之士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其中湖湘学者易白沙发出了震撼文化界的口号：“打倒孔家店”。易白沙天赋极高，熟读《四书五经》，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他对传统文本知识有着独立的见解，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文史课程时，他竭力向他的学生们推崇墨家思想，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他的智慧和勇气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以毛泽东和蔡和森为代表的湖湘青年学子。1921年，由于对北洋政府的失望，易白沙效法屈原、陈天华这样的湖湘英杰，在广东投海自尽，以此表达对国人的警醒与期望。孙中山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亲自为易白沙的著作《帝王春秋》题写书名，以纪念这位以死报国、激励后人的训世英雄。毛泽东对易白沙的离世感到非常悲痛，亲自撰写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奋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他通过这封挽联追悼易白沙，表达对国家前景的忧虑与对英雄的怀念[v]。

　　黑暗的时代让一部分湖湘志士以死明志，以唤醒国人，他们的同伴和追随者则继续寻求光明，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进行英勇的斗争。湖湘文化的特征，在他们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湖湘文化的特征在安源工运中的体现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中，安源工运是一段彪炳史册、意义重大的历史，从1921年10月至1930年9月间，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人在江西省萍乡市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开创领导并组织了近十年的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斗争时间最久、革命内容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产业工人革命运动，安源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示范地，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经费的最重要来源地[vi]。开创了全国产业工人运动中极为辉煌的历史篇章，在中共党史、中国工运史和人民军队创建史上，都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心怀天下，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安源工运初期的体现

　　墨子提出，兼爱主义（平等互爱）、非攻主义、利他主义、天下主义（人类主义），追求“强不执弱，众不暴寡，富不侮贫”、“有余财相助，有余力相劳，有良道相教”[vii]的理想社会。自小就受到湖湘文化熏陶、墨家英雄侠义思想影响的毛泽东在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马克思主义让心怀天下，立志救国救民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奋斗的方向，正如他的挚友蔡和森在其《少年行》诗中所言：“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唤醒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但那个时代，年轻共产党人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彼此的交流中，依然有不少困难。上善若水，形变质不变是道家智慧的精髓所在，面对困难，百折不挠是道家精髓在湖湘文化中的体现。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在参加安源工运时发生了重要转变，毛泽东在安源开展工运时，一方面改变自己，把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放下，与工人平等相待，突破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隔膜，完成了对“尊劳精神”从理性认同到情感尊崇的飞跃[viii]。另一方面，注意因势利导，运用一切有利的因素，特别注意运用合法的途径来站稳脚跟并逐步开展工作。他指示李立三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名义到安源兴办教育。李立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开办学校的公函递给当时的萍乡县，很快获得了县知事的认可，并得到了批文同意开办平民学校。他以教师的合法身份，租下了位于安源镇老后街五福斋巷的一栋房子楼上的三间作为校舍，办起了平民小学，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然后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广泛接触工人，了解各方面情况，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奋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在此基础上，李立三正式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即工人夜校。这所学校的创办，对整个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意义非常深远，它不仅扩大了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还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和百姓的支持，为后期安源工运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安源工运中，能争取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和理解，与“心怀天下”的湖湘文化重视全民教育的氛围密切相关。

　　（二）“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安源大罢工谈判中的体现

　　1922年9月的安源大罢工，是安源工运的一个高潮，湖湘文化中的“敢为人先”精神在安源大罢工的谈判中得到充分体现。工人们在面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选择了团结起来，勇敢地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年轻的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敢于代表数万工人与安源路矿的管理方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不怕威胁，坚持原则，最终取得罢工的胜利的整个过程，将“敢为人先”的精神充分展现出来。

　　（三）“老子兵法”[ix]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安源工运中体现

　　《老子》的道家思想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老子兵法”，即《老子》中的兵法思想，虽然与《孙子兵法》不同，但同样蕴含着深邃的战争哲学和策略。在安源工运中，“老子兵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策略上。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这一策略强调以弱者的姿态来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从而在心理上占据优势，为罢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安源工运中，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到工人的悲惨境遇和社会的不公，从而制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他们通过合法的身份，如办平民教育的名义，深入矿区，接近群众，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奋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这种策略的运用，体现了老子兵法中“以柔克刚”[x]的思想，即通过柔和、弱势的外表来隐藏真正的实力和决心，最终达到以弱胜强的效果。

　　此外，安源工运中的组织和领导也体现了“老子兵法”的智慧。例如，毛泽东强调“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要做到“哀而动人”，以求大力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孤立分化路矿当局。这种策略的运用，不仅在心理上争取了民众的支持，也在实际斗争中增强了工人的团结和战斗力。

　　在安源工运中，“老子兵法”的运用还体现在对敌情的精准把握和对时机的恰当选择上。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准确判断了敌人的弱点和斗争的时机，从而在敌人士气衰竭时发起猛攻，取得了罢工的胜利。这种对敌情的精准把握和对时机的恰当选择，正是“老子兵法”中“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xi]的体现，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落实。

　　三、湖湘文化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湖湘文化孕育了谭嗣同、秋瑾这样为全体中华儿女所敬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展现了极高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拒绝避难，秋瑾也在起义失败后，放弃逃生的机会，英勇就义，他们的事迹为全体中华儿女所传颂，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主要创始人，正是他们精神的传承者。谭嗣同的学生中有杨昌济、蔡锷。杨昌济的学生中有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与秋瑾结拜金兰。秋瑾的革命精神和事迹无疑对蔡和森和向警予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蔡锷的学生中有朱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湖湘文化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湖南长沙的山水田园、文化风情，哺育培养了众多“风流人物”[xii]，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长沙也理应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圣地。“心怀天下，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的情感纽带。

　　湖湘文化中蕴含的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xiii]的伟大建党精神相呼应。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特质的科学概括，是党百年奋斗征程精神史诗的开篇和引领。湖湘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滋养。在新时代，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于推动党的建设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看，对安源工运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湖湘文化，让我们更加尊崇热爱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伟大智慧，增加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在文化上更加自信，更好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行稳致远。

　　[i]李小龙.译注《墨子》p146，中华书局2016-01

　　[ii] 李零 《人往低处走》p141，三联书店 2008版

　　[iii]参看李零 《人往低处走》p64，三联书店 2008版

　　[iv] 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p19,人民出版社1997-05

　　[v] 《湖南日报》，2010年8月31日

　　[vi] 刘源 《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p25，人民出版社2018-08

　　[vii]参见：李小龙.译注《墨子》p61，中华书局2016-01

　　[viii]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ix]刘源 《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p148，人民出版社2018-08

　　[x] 参见：李零 《人往低处走》p236，三联书店 2008版

　　[xi] 李零 《人往低处走》p45，三联书店 2008版

　　[xii] 毛泽东《沁园春 雪》

　　[xiii]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p480，人民出版社2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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