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杜邦来证明资本主义优越性？朋友，这个例子可不咋地啊
今天文章的主角还是前两篇文章里的那位“老先生”。（买早餐是剥削了早餐店老板？朋友，你在说什么呀？）
为啥叫“老先生”呢？因为这位朋友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工作、对金融、生产制造、业务的基础概念一窍不通的小朋友。而且这位朋友似乎还挺喜欢给人做启蒙开智的。嗯……他开心就好。
所以姑且就叫他“老先生”吧。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这位“老先生”给我传了上面这张图，举了杜邦公司发明pa66（尼龙66）的例子，然后发了下面这段话，兴致勃勃地似乎是想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巧了，笔者本科学的是化工安全，本科毕业在中石化的聚酯生产工厂里工作了5年，既管工艺又管安全还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倒过班，然后又搞了好几年的科研，无论是对生产制造、化纤产品、科学研究还是对杜邦都有那么一些些的了解。我只能说，这位“老先生”，您还是得多学习一下，您选的杜邦公司可不是个好例子啊。
接下来，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杜邦公司不是一个好例子。
这位老先生无非是想说——你看，资本家为了盈利，竟能创造出如此重要的工业产品，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多么激发创新！
这话乍一听，啊，似乎有点道理，毕竟马克思本人也从未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相对于封建庄园里的农奴制和手工匠人行会，资本主义确实就像一剂强心针，让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起来。它打破了地域的壁垒，它催生了世界市场，它让蒸汽机、铁路、化学工业走进现实，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甚至在它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在某些领域——比如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依然保持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速度。列宁在剖析帝国主义时，也从未简单地说帝国主义会导致技术完全停滞，而是指出了其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和日益浓厚的寄生、腐朽特性。
但问题在于，如果只看到资本主义这剂“强心针”所带来的短暂亢奋，而忽略它那与生俱来、且随着剂量加大而愈发凶险的毒性，那老先生您这观察可就太片面了。拿杜邦公司来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简直就是用一座建立在流沙之上、内部布满裂缝且污物横流的华丽城堡，来证明建筑学的高明。这个例子……真的，选得不咋样。
为什么呢？因为杜邦公司的历史，恰恰可以当做一面照妖镜，照出资本主义内里深刻的基本矛盾，无法摆脱的路径依赖，以及最本质的——一种系统性的“无能”。这种无能，不是指某个资本家个人的道德缺陷——道德批判不是不可以有，但不是本质问题——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骨髓里的绝症：它无力解决自身制造的问题，它无力创造普遍的社会福祉，它更无力引领人类走向一个真正自由的未来——君之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首先，让我们搞清楚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搞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这一点是明确的。它把生产资料从分散的、小规模的状态集中起来，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这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解放。杜邦公司的早期发展，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点。从法国移民伊雷内·杜邦在美国建厂开始，利用相对集中的资本和当时的技术（哪怕其火药技术源头颇有“拿来主义”的色彩），大规模生产黑火药，满足了战争和建设的需求，积累了巨额财富。到了20世纪，它更是摇身一变，成为化工革命的旗手之一。1935年，杜邦实验室发明了尼龙，这确实是材料科学的一次飞跃，催生了从丝袜到轮胎帘子布等一系列新产品，影响了无数产业。
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那似乎真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市场机制=技术创新”的完美样板。
但资本主义的故事从来不会停留在“完美样板”的阶段。因为它的内在驱动力永远是，也只能是剩余价值，是资本增殖。这个内驱力，就像一颗拥有强大引力的黑洞，会把周围所有的事物——技术、人才、资源乃至伦理——都扭曲到为其服务的轨道上。一旦某项技术帮助资本建立了垄断地位，资本的首要任务就不再是继续推动该技术的飞跃，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垄断期，榨取超额利润，并扼杀任何可能威胁这一地位的新技术萌芽。杜邦，就是实践这套逻辑的“优等生”，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创新者”滑向“创新压制者”的经典教材。
这位老先生，您知道杜邦发明了尼龙66，然后呢？后面的事情咋不说了呢？是不知道吗？那就让我告诉您吧。
1935年，杜邦发明了尼龙，接着，这一革命性合成材料迅速垄断全球市场。然后，杜邦便玩起了“人为短缺”：以“军用优先”为名暂停民用尼龙丝袜生产，制造市场恐慌，让黑市价格飙升，同时偷偷向权贵高价兜售库存。发明技术的是科学家，生产产品的是工人，但是篡取大部分利益的资本家为了私利，做了什么呢？是推动技术普惠，还是增进社会福祉了？他们不过是利用技术垄断地位，进行赤裸裸的市场操纵和财富掠夺罢了。技术在杜邦这种垄断企业的资本家手里，已经完全异化为一座收割利润的堡垒，而不是通向更美好生活的阶梯。
这种对技术改进的压制，对利润的追崇，对人的漠视，在杜邦特氟龙污染事件中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杜邦特氟龙污染事件，是指1951年，杜邦从3M公司购买了PFOA（全氟辛酸，杜邦内部称为C8）后导致的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C8作为乳化剂，被用于制造特定的含氟化合物——聚四氟乙烯（PTFE，商标名为Teflon，译为特氟龙，可被用于制作不粘锅涂层）。而关键问题在于C8是一种强毒性有机化合物，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特性，半衰期全部以年为单位，甚至可以超过10年。
其实早在1950年代，杜邦就知道C8的强致癌性，其内部实验不断证实这一点：1961年发现C8会导致大鼠肝脏膨大；1970年代发现工人的血液中含有高含量的C8；1981年追踪特氟龙生产部门的7位孕妇，发现其中2位生下的婴儿眼睛有严重问题；1984年确认C8通过烟尘飘入工厂附近供水系统；1990年发现C8导致大鼠睾丸肿瘤；1994年发现C8可导致前列腺癌。更骇人听闻的是，杜邦公司为研究C8对人体的影响，甚至向工人分发含C8的香烟进行长期监测。
面对这些关于C8毒性的铁证，杜邦的选择不是停产、研发替代品，而是系统性地隐瞒、篡改研究、操纵舆论、利用法律漏洞进行拖延。为什么呢？因为特氟龙业务每年能带来10亿美元利润，而更改原料会大大增加成本。其实，1993年的时候杜邦公司就已经发现了更安全的低毒替代品，但计算了替代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仍然决定继续使用PFOA——在杜邦公司的计算中，即使将来要承担环境破坏和导致疾病的天价赔偿，其成本仍小于更换原料，这就叫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动力。
这已不是一般的短视，而是为了资本增殖，不惜以千万人的健康和环境为代价的“慢性谋杀”。 而当污染事件被揭露（1998年牛群死亡事件），杜邦不是采取积极措施道歉并挽救问题，而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来规避责任。在法律层面，他们采取拖延战术，比如提交大量混乱文件干扰调查、申请禁言令阻止证据公开。同时，通过拆分业务（如2015年分拆出科慕公司）来转移污染相关的法律责任和债务，试图让新公司承担后果，自己金蝉脱壳。在科学和舆论层面，他们资助对自己有利的科学研究，试图淡化C8的风险，甚至操纵安全标准（如将安全阈值从1ppb大幅提高到150ppb）。在社区，他们通过控制就业（威胁关闭工厂）和捐赠公共设施来维持当地支持，压制反对声音。在政策层面，他们进行政治游说和献金，以影响环保法规的制定，使其更宽松。同时，将高污染生产线转移到环保法规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和印度），进行污染转移，继续赚取利润。最后，随着电影《黑水》上映和持续的法律诉讼，事件终于被广泛曝光了，此时，杜邦雇佣顶级律师团，将官司拖延了17年，直到2017年才以6.71亿美元与3500名受害者和解，而此时半数受害者已因癌症离世，严重的全球性污染已然产生，甚至于，杜邦2019年将GenX（C8替代品）生产转移到荷兰后被曝光继续排放有毒物质——显然是死性不改。
在杜邦这里，资本主义的“理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个体的生命、社区的健康、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其财务报表的利润数字面前，都是可以外部化、可以计算的成本。这种“理性”，是何其的反人类？
如果说杜邦导致的环境灾难暴露的是资本对自然和人的剥削，那么杜邦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则赤裸裸地揭示了资本的无国界性及其在政治伦理上的彻底的无道德性。自1920年代起，杜邦就通过《道威斯计划》等渠道，向德国提供技术转移与金融支持，为纳粹政权的军事扩张提供关键资源。（盘旋在美利坚上空的法西斯幽灵——浅叙美国法西斯主义发展史）
1924年，皮埃尔·杜邦通过摩根财团主导的《道威斯计划》，向德国提供了高达3200万美元的资助。这些资金表面上用于德国经济复苏，实则通过IG法本等德国化工巨头，直接流向了军事工业。1929年，杜邦派代表与纳粹党高层接触，并为希特勒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1933年，杜邦再次资助希特勒1500万美元，助其巩固政权。这些资助并不是单纯的政治献金，而是包含明确的商业回报条件的：纳粹政府承诺将这些资金的收益主要用于军工建设。结合杜邦“军火之王”的称号，您品品？
杜邦对德国最核心的技术支持集中在合成橡胶领域，而合成橡胶技术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隐形战略物资。1931年，杜邦公司科学家华莱士·卡罗瑟斯成功研发出氯丁橡胶，并于1936年将该技术转让给IG法本。氯丁橡胶的分子结构中含有氯原子，使其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耐油性和耐化学腐蚀性，而这些特性使其成为飞机燃料系统密封材料的首选。杜邦与IG法本建立了专利共享协议，使德国纳粹能够突破天然橡胶供应瓶颈。通过这一技术合作，IG法本在1939年将合成橡胶产量提升至1.2万吨，其中氯丁橡胶占30%（约3600吨），全部用于军事领域。相比之下，美国同期合成橡胶产能仅为4500吨，且主要集中在轮胎领域，而非军用特种橡胶。
杜邦公司会不知道这项技术的军事用途吗？作为“军火之王”它可太知道了。这笔交易的结果是，德国合成橡胶产能飙升，其空军燃料泄漏事故率大幅下降（1939年，同比下降70%），为闪电战的高机动性提供了关键支撑，同时，氯丁橡胶密封件的耐寒性(-40℃仍保持弹性)也确保了纳粹德军在东线战场的作战能力。可以说，杜邦的技术和资本，实实在在地为纳粹的战争机器拧紧了螺丝。它的动机无比“纯粹”：开拓市场、维持技术垄断、赚取超额利润（当时氯丁橡胶价格是天然橡胶的三倍以上）。至于这利润背后是轰炸伦敦的飞机，还是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不在资本的考虑范围之内。尽管对纳粹进行了关键资助，战后，杜邦仍然凭借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等操作，轻松洗白，塑造起“爱国企业”的形象，其助纣为虐的历史则在精心打理的公关叙事中被悄然抹去。
资本在这里展示了其超越一切道德、民族、政治立场的“灵活性”：昨天可以给纳粹输血，今天可以为盟军造原子弹，只要价钱合适，一切皆可为。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来，看看杜邦在中国是怎么做的。杜邦自1988年在深圳成立中国集团后，采取了技术换市场的策略，一度成为中国市场最受欢迎的外资企业之一。但是，大概在2010年后，随着中国企业技术能力提升，面对挑战的杜邦公司便迅速收起笑容，亮出獠牙，构建现代技术垄断体系。2024年10月，杜邦在美国发起337调查，指控厦门当盛、江苏青昀等18家中企侵犯其Tyvek专利。然而，事实上，这项专利的核心闪蒸纺丝技术专利早在1992年就已过期，杜邦是怎么做的呢？它通过工艺微调和专利拆分策略，将单一核心技术拆分为数百项小专利，形成专利丛林，使得中国企业即使自主研发出同类产品，也难以避免侵权指控。为了实现垄断，它实施捆绑销售，在氟化工、电子材料等领域，强制客户采购配套设备或催化剂，形成材料加设备的闭环垄断（例如，在锂电隔膜涂层材料领域，杜邦要求电池厂商必须同时采购其涂布设备才能使用其涂层材料，压制本土设备商的创新空间）；它要求下游企业签订排它性的独家采购条款；它用市场支配地位锁死下游客户，压制本土供应链创新；它滥用美国“337调查”机制，利用“普遍排除令”的法律漏洞，通过单一专利侵权指控中国企业的整个产品线，企图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品扼杀在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上。更令人不齿的是，它将污染严重的C8/PFOA生产线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常熟等地，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成本和人民健康，来对冲它在发达国家面临的诉讼风险。
这一系列操作，与杜邦公司当年隐瞒PFOA毒性、支持纳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一切为了垄断，一切为了利润。技术、法律、国家政策、全球性的环境正义乃至人的基本良知，都只是它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资利用或需要规避的工具与障碍。
行文至此，杜邦的这幅画像应该已经足够清晰了：它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如鱼得水的巨兽。它善于利用技术创新打开局面，但更善于利用资本、政治和法律的力量构建垄断的高墙。它精于计算短期利润，却不惜将长期的环境灾难、健康代价和社会不公留给整个社会。它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只有永恒的资本立场，可以为利润与任何势力共舞。那么，这是否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强大呢？恰恰相反，它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无能。
首先，资本主义无力克服自身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杜邦公司的案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尼龙、特氟龙这些划时代的发明，其影响是社会性的、全球性的，理应由社会来规划其生产、分配，评估其风险与收益，使其最大程度造福人类。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们被杜邦公司这样的私人垄断资本所占有。于是，社会需求让位于利润需求，安全评估让位于成本核算，技术扩散让位于专利壁垒。本该服务于全社会的生产力，被禁锢在私人利润的牢笼中，甚至异化为破坏社会与自然、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力量。杜邦公司在特氟龙污染事件中压制更安全的替代材料，不是因为技术不可行，而是因为它“不经济”（对杜邦的利润而言）；它隐瞒污染，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坦白污染会影响股价和市场份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到这个地步，不仅无法解放生产力，反而在束缚生产力，并驱使生产力走向扭曲和破坏的歧路。（资本家为资本增殖使用机械，共产主义为全人类的自由发展使用机械——机械大工业I&II《资本论》读书笔记【22】）
其次，资本主义无力进行真正的创新。资本主义下的创新，是异化的创新。其创新的目的不是解决人类面临的真实问题（如环境污染、疾病、可持续发展），而是创造可以垄断、可以标价出售的商品。这就导致大量的“创新”资源被投入到如何更好地进行计划性报废、如何制造虚假的消费欲望、如何用专利壁垒阻挠竞争对手等方向。而像开发真正安全环保的化工工艺、根治污染、实现循环经济这类需要长期投入、社会效益巨大但短期市场利润不明确的方向，则严重缺乏动力。杜邦在明知C8有更安全替代品的情况下拒不采用，就是明证。资本主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人类创新，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方面，是失灵的，是无能的。它只会把创新引向资本增殖阻力最小的方向，哪怕这个方向指向的是无尽深渊。（美国病夫解放思想，摆脱资本主义思想囚笼——由小红书中美大对账所想）
再者，资本主义无力保障社会福祉和生态安全。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和规避成本。将污染成本、健康成本“外部化”给社会和环境，是资本最“理性”的选择。杜邦将PFOA排入河流、埋入地下时，它便完美地实践了这一“理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监管往往严重滞后于破坏，且容易被资本通过游说、献金等方式所左右。等到灾难爆发，诉讼和罚款到来时，对于杜邦这样的巨头而言，往往只是将其早已计算在内的部分“外部成本”部分地内部化而已，且常常是杯水车薪的，难以动其根基。这些罚款看似数额巨大，但相比其数十年间获取的利润和造成的不可逆的生态健康损害，又何其微薄？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决定了其体系缺乏一种前置的、以人与生态为本位的根本性预防和规划机制，只能跟在灾难后面进行笨拙的、代价高昂的补救，这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治理无能。（美利坚，你可看见你的人民被“斩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无力引领人类社会的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无限扩张和对自然资源无限索取的神话之上。杜邦的成长史，就是一部资源消耗史和污染排放史。当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带来的便是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锐减、化学污染遍布全球每个角落（全球99%的人类血液中都检测到C8存在，已形成永久性化学污染）。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这个它自己制造的困境，因为它解决问题的方案——无论是碳排放交易还是绿色科技——最终还是要被纳入资本增殖的框架，沦为新的投机工具和垄断领域，甚至催生“污染转移”这样的罪恶行为。它无法提出超越利润率增长崇拜、超越资本无限增殖逻辑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它的视野被下一个季度的财报所束缚，它的脚步被资本增殖的无限欲望所驱动，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创建一个全人类共享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长远未来。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意味着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与对大多数人发展和生存空间的挤压与剥夺。（自由的穷人是资本家最大的财富——货币的资本化III劳动力的买和卖【《资本论》读书笔记（12）】、劳动者要反对的是生产力进步被资本用于榨取劳动者血汗——第13章机械大工业V《资本论》读书笔记【25】、美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分化——邓小平的十个如果之一）
所以，回到开头那位老先生的观点。他用杜邦发明尼龙来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无异于只看到赌场开局时给每个赌客发的小小筹码，就欢呼赌博制度创造了财富。他没看到或故意视而不见的是，在这套资本主义的盈利规则下，最终会导致赢家通吃、多数人陷入贫穷甚至倾家荡产、社会道德崩坏的必然结局。杜邦的故事，绝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凯歌，而是一曲描述资本如何异化技术、践踏伦理、破坏生态、并最终暴露其结构性无能的挽歌。杜邦的案例生动地诠释了“工人可以没有资本家，但资本家不能没有工人”的真理——所有的技术发明、财富创造，归根结底是无数劳动者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但资本主义却将这结晶窃取、垄断，并反过来用于控制和剥削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我反对！——榨取劳动力的平等权利是资本的天赋人权呀！！）
杜邦是个不错的反面教员，它体现出这样一个现实：资本之恶，虽然最终总会表现为狰狞的暴力，但更常表现出的是上述种种系统性的“无能”：无力超越自身基本矛盾，无力解决自身造成的危机，无力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资本主义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只有油门且刹车失灵的汽车，在追逐利润的单行道上疯狂加速，乘客的尖叫和路边的惨状都无法让它停下来，因为它根本就没设计停车和转向的功能。而这，正是我们必须抛弃这辆破车，去共同建造并驾驶一辆能载着全人类驶向更光明未来的新列车的根本原因。
所以，那位“老先生”，不得不说，作为反面案例，您选的还是不错的。Good j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