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残嗣遗贵，生生不息
历朝历代的封建帝朝在朝权更迭之际，其统治集团庞大的“前朝贵族”往往会遭到赶尽杀绝，昔日贵胄往往在新政权建立后面临被系统性清洗或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其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通常会随着旧王朝的覆灭而烟消云散，拥持的资产财物也多半会被新的权力势力没收，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政治根脉”彻底断代。
但是不得不感叹一句，貌似唯独满清王朝，即最后一个封建帝朝，好像是一个例外，从民国至今仍难称湮灭……
清朝上层及子嗣，并未在1912年清帝逊位后被彻底“陪葬”，反而在民国之后百余年来以多种形式延续了其精英地位，其后裔在政商文体等领域中依然保有显著的地位和影响。
回溯历史，首要之“锅”肯定是1912年2月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廷议和代表达成的关于清帝退位及后续待遇的协议，即《清室优待条件》，由汪精卫起草并经临时参议院修正通过，换取2月12日清室接受该条件后颁布退位诏书。
这份《条件》落笔清晰：
“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暴露无余，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主席曾有如此论述：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其过程并非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更多是一场由多方政治势力（革命党、立宪派、北洋集团）博弈与妥协的结果。
南方革命军虽然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但并未具备彻底消灭北洋军事力量、武力统一全国的绝对实力；而北方最有实力的袁世凯集团，目标也并非为清廷死战到底，而是利用时局为自己攫取最高权力——况且北洋政府的底色本就继承自清末新政，其核心官僚和军事将领如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本就是一帮前清重臣。
这种南北对峙、互有忌惮、混战割据的局面，为旧清贵族们得以苟且偷生、延续高位提供了土壤。
如庆亲王载振，与袁世凯、徐世昌结拜为异姓兄弟，弟弟载抡更是与北洋系重要人物孙宝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与袁世凯关系密切）高调联姻——载抡娶了孙宝琦的次女孙用智，其三女还嫁给了大学士王文韶之孙，四女又嫁给了大臣宝熙家，七女则嫁给了张佩纶之子张廷重（张爱玲的继母）……
这种联姻网络，不仅巩固了这帮旧贵的社会地位，也为他们在动荡时局中提供了保护伞，为家族的商业活动铺平了道路。
《清室优待条件》的本质是一份政治契约，它使得清王朝的终结在程序上避免了传统“国破家亡”的“悲剧”。
清室似乎不是被征服的“战俘”，而是有条件“让国”的「不死实体」。
这种独特的交接方式，为满清贵族群体在民国初年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和经济保障，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前朝皇族都未曾享受过的待遇。
满清贵族们失去的只是统治国家的“公权”（俸禄、特权和制度性保障），但却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私产”和象征性的“尊荣”：其一，庞大的存量财富，包括地产、古董、珠宝以及通过数代积累的巨额货币资本；其二，无形的社会资本，即由师生、同年、姻亲、乡谊等关系编织而成的复杂人脉网络；其三，知识与技能资本，特别是那些高级官僚所具备的行政管理经验、外交手腕和传统文化素养，在军阀割据、人才匮乏、民众文盲占比极大的二十世纪初期，这帮旧清余孽在历史性的风云变幻阶段仍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与“发挥空间”。
许多军阀本身就是草莽，急需得到政治背书，加之遗老们能够为之起草文告、处理政务、制定典章，提供统治所必需的“文治”元素……
如此免遭清算、甚至得到各路新兴军阀乃至域外洋人势力拉拢的前朝勋贵们，在进入民国时代后续的一系列政商资本转型中顺利奠定了某种“百年基础”。
最典型的莫过于“十二天复辟”闹剧的主角张勋，风波过后全身而退，住入天津租界的小洋楼，利用家族积累的财富在天津大肆投资实业，成为富商，后来还一度受到黎元洪邀请、聘为热河林垦督办。
除了张勋，前文提到的庆亲王载振在逊位后也移居鱼龙混杂但也各路资本汇聚的天津租界，利用家族巨额财富广泛投资盐业、矿业、银行和房地产，并涉足黄金、外汇投机和股票买卖，成功转型为一位活跃的“实业家”、“金融家”。
至于他的父亲奕劻，更是在汇丰银行拥有巨额存款，1911年还被《泰晤士报》曝光汇丰银行就是其资产转移的关键枢纽。
再如怡和洋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早在晚清未被推翻时就已与醇亲王奕譞、李鸿章以及清末内务府官员等建立了联系，并通过贷款等方式维系人脉。
这种在晚清时期就已建立的官商合作关系，在民国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延续下来：旧贵族提供资本和政治余荫，买办提供专业操作和商业机会，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满清遗贵绵延不死。
除此之外，即使是一些偏保守的旧贵，如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摄政王”载沣，他虽然没有像载振那样积极投身商海、而是将大量的王府财产变卖又将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民国政府的公债、投资一些稳健的企业股票以及存入外国银行，但是倒也使醇亲王府一脉在动荡的民国时期得以保全。
后至国民党逐步名义上一统江山、特别是蒋介石凭借军武力量席卷全国，这个自1927年前后就注定甩脱不掉封建底色与保守落后习气的所谓“南京中央政府”，更是成为满清皇族与清末官僚投身的乐园。
如爱新觉罗·溥侗，道光帝旻宁之孙，载治第五子，1933年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两年后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兼任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委员。
再如爱新觉罗·溥儒，恭亲王奕訢之孙，1946年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
在这么一个漫长却显得“自然而然”的过程中，“遗老遗少”们的阶级属性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封建贵族，而是成为了兼具封建残余和买办性、资产阶级属性的政商复杂体。
这也在客观上“帮助”了他们及他们的资本融入近代商业社会，并得以代代传递……
原本，随着共产党土地革命的掀起（满清贵族在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土地、庄园被作为封建地主财产予以没收）以及推翻蒋记军阀政府的伟大新中国的成立，类似“溥仪成了种树的”、“载涛成了弼马温”的统战安排与宣传，真正意义上使得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彻彻底底埋葬了封建帝朝的一切统治阴影。
然而，近四十年来，由于中国社会再度迎来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如市场经济的引入、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对传统封建礼教文化的重新拾起，为满清贵族后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个圈子此前在被压抑或潜藏的各种资本（社会网络、文化传承、乃至海外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重新激活，并以惊人的速度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这个圈子通过持续不断的制作拍摄播放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清朝主题作品、清宫戏、清朝帝王影视剧……而加深对内抱团取暖和对外洗脑扩张，如今早已是尾大不掉了。
2012年之前的二十年，堪称是中国清宫剧从兴起到鼎盛的关键时期，其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歌颂清帝王的所谓“历史正剧”的辉煌期（1990年代中后期） ，以《雍正王朝》（1999年）、《康熙王朝》（2001年）为代表，前者甚至获得更获得朱相的高度评价，被党政机关推荐收看。该阶段作品普遍采用“帝王史诗”叙事，将清朝皇帝塑造为励精图治、忧国忧民的“明君”形象，不仅在表象层面完美契合了毛主席曾重墨批判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模式，其本质更是新权威主义历史观之体现——即通过重塑历史权威来呼应改革开放后对强有力领导核心的社会期待，而大量满族文艺人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扶摇直上、遁入娱乐圈核心舞台。
第二阶段：戏说剧的娱乐化转向（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期） ，以《还珠格格》（1998年）、《铁齿铜牙纪晓岚》（2001年）为代表的戏说剧逐步颠覆了正剧的严肃叙事。《还珠格格》全国平均收视率超过47%，最高突破62.8%，创中国电视剧收视记录。这类作品采用“历史空心化”策略，将历史背景虚化为爱情故事和喜剧冲突的装饰性元素，体现了后现代历史观——消解历史深度，强调即时娱乐和情感消费。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戏说乾隆》已开启内地戏说清宫剧的先河，但直到90年代末才形成规模化产出。
第三阶段：宫斗剧的崛起（2000年代末至2012年） 以《甄嬛传》（2011年）、《宫锁心玉》（2011年）为代表的宫斗剧成为新主流。《甄嬛传》在卫视和网络均取得高收视率，网络点播量达24.4亿次，豆瓣评分高达9.2分。这类作品创造了“宫廷丛林法则”叙事模式，将后宫描绘为权力竞技场，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历史观——将历史简化为个人在竞争性环境中的生存博弈，呼应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个人奋斗和社会竞争的社会焦虑。
可以看到，无论那一时期，无论是为了歌颂还是讽刺，为了借古喻今还是以史为鉴，清朝都成为了抓手，满族上流都成了文艺行业的资源持牛耳者。
与其同时，首都北京作为清朝历史遗存最丰富的城市，自然成为清宫剧生产的中心。故宫、颐和园等实景场地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拍摄资源，清史研究机构和清史专家学者也高度集中在北京。
这种地理优势使得北京制作团队在清宫剧创作中具有天然优势，形成了所谓的“京圈满族”的贵族圈层以及清宫剧独有的生产网络。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勾连畅通无阻，红利利益均沾。
典型案例是英若诚（满族）推动中美合拍《末代皇帝》，这也可视为清戏热潮的重要起点。
漫长的历史演进，二十年之久蜕变，大批“京圈满族贵族”的文艺从业者通过清剧创作，实际上参与了对清朝历史的话语权争夺。
在主流汉文化视角下，清朝过去常被视为“异族统治”时期，而新世纪以来大量清剧的传播则通过突出清朝辉煌成就和文化融合，重构了满族旗人的历史形象和定位。
这种重构不是通过直接的历史辩论，而是通过情感化、故事化、文艺化的荧幕叙事实现的。
再说得深一些，这帮群体当中，其实某些人还真的是很爱国的，多年来既不公知也不反智，他们倒也是真心拥护党的领导——但是，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在于，他们自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对封建王朝、中华民国的“血脉延续”，不过是历史自然而然的框架嫁接罢了……
因而，过去是门阀贵族的他们，自认为理应在新中国治下继续坐拥高位、享受人上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待遇……
抱歉，这种逻辑，我个人是绝对不认可的。
在我看来，新中国建政立国的合法性，非但不是所谓“延续旧王朝”，而恰恰是推翻打烂旧王朝！是取缔抹尽旧社会的一切反动牛鬼蛇神并警惕遏制其卷土重来！
这才是毛泽东主席领导工农阶级掀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底层逻辑，绝非什么“延续王朝血脉”——拜托，1949年了，大清早亡了，还整什么传国玉玺那一套啊？
毛主席说得好啊：
“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比如对于下面这段话：
毛主席在1959年2月早已有过回应：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
“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而在那一年前的1958年9月，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这段话恐怕更击人心：
“说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
满清“遗老遗少”及其后裔自清末民初至今一百多年的历史轨迹，足以得出结论：他们之所以能够打破“人亡政息，族群陪葬”的历史宿命，始终延续其阶级高位，其核心原因并非简单的“历史幸运”或“祖上荫庇”，而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复杂交织下，其所拥有的特权资本不断进行形态转换与策略性再投资的结果。
而这种结果，实际又绝不仅仅与这些清朝勋贵们相关。
不论是民国时期从军阀到洋人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拉拢，还是近四十年来逐步之卷土重来，本质都是某种政治土壤的生变，为之死灰复燃提供了一声又一声“历史的呼唤”……
文章最后，不妨以两段话作为本文结尾吧：
“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
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955年5月；
“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恢复旧中国。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