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矿难说明了什么？

　　据新华社报道：

　　【2026年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新华社太原5月23日电（记者刘扬涛、原勋）记者从23日晚10点30分许召开的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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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早报”2026年5月25日《塌陷、图纸不符、定位卡缺失……山西矿难救援困难重重》引述央视网等报道：

　　【据中国央视新闻消息，救援队星期天上午进行第三轮搜救，但作业过程中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另外，由于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也让救援难度大大提升。

　　另一个救援难点是人员定位卡缺失。定位卡可以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方便在发生事故时制定高效搜救方案。

　　经中国媒体核实，事故发生时井下实际人员为247人，但入井公示牌上显示124人入井，意味着123人在系统中查不到有效信息。此外，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范佩戴人员定位卡。

　　另据央广网报道，一名幸存矿工星期天受访时说，爆炸发生时他未发现异常，当晚10时才收到通知开始撤离，随身携带的自救氧气机仅用了七八分钟便耗尽氧气。根据中国《煤矿安全规程》，入井人员隔绝式自救器防护时间须不低于30分钟。】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4年4月15日公布的《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赫然在目。

　　（https://www.chinamine-safety.gov.cn/zfxxgk/fdzdgknr/tzgg/202404/t20240415_484910.shtml）

　　2026年5月23日长治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初步判断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瓦斯积聚引发爆炸”。当班下井247人（远超核定人数），长期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

　　央广网2026年5月24日现场采访，矿工口述：瓦斯检查记录长期造假、瓦斯浓度长期超标不上报。存在未审批私自开挖的隐蔽工作面，不发定位卡、不上报。

　　现代快报2026年5月23日：该矿长期存在瓦斯抽采不达标、通风系统不完善、巷道布局不合理等隐患。2021–2025年多次因违规开采、支护缺失、安全设施失效被罚。

　　大象新闻2026年5月25日：作为高瓦斯矿，未严格执行“先抽后采”，抽采量严重不足。

　　“瓦斯浓度长期超标不上报”，为什么没有人反映（举报）呢？敢不敢反映（举报）呢？反映（举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到底是谁在当家做主呢？劳动人民是当家做主的主人？还是别的？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的工人，“自己解放自己”了吗？他们到底是“自己解放自己”当家做主的主人？还是惧怕失业而不敢言语、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奴隶”？

　　这些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据天眼查显示，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穿透如下：

　　实际控制人为任铁柱，持股94.5627%，另两位股东也是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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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4年就被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列为高瓦斯的《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却一直存在“瓦斯检查记录长期造假、瓦斯浓度长期超标不上报”，也就是带“病”作业，这说明了什么呢？

　　《资本论》早就揭露过：

　　【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 “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

　　【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资本“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资本家“靠缩短工人的寿命”榨取个人的剩余价值；“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在这次矿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谓的资本家养活工人，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事实正好相反，是资本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吮吸”。

　　马克思更加直白地告诉劳动人民，这不是资本家个人的问题——“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马克思这段话尖锐地指出：总根源是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处理一个两个资本家是无法解决总根源的，是治标不治本的。

　　为了防止有人将这些罪恶甩锅给某个具体的资本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为了让劳动人民不上当受骗，让劳动人民不要误会，不要简单甩锅给资本家，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因为这些资本家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是生产关系的产物。而“不能要”资本家“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总根源在私有制。

　　推进私有制的人、集团或者阶级是要对生产关系负责任的。

　　与山西矿难无关的题外话

　　人民日报1975年4月1日第一版《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写着“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

　　【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新中国前三十年，新中国没有资本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人民日报》1975年3月1日转载：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