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资本家少爷小姐都是主角,工农成了打酱油的
当下诸多民国题材、革命题材影视剧,正在上演一场严重的叙事错位:坐拥财富与特权的地主、资本家及其子弟成为绝对主角,占据故事主线与价值高地;而作为历史真正创造者的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却被边缘化、工具化,沦为可有可无的 “背景板” 与 “打酱油” 角色。不难发现,这种人物设置与叙事逻辑,绝非单纯的艺术取舍,而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影视领域的显性蔓延。它刻意遮蔽阶级对立、美化剥削阶级、矮化劳动人民,歪曲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革命逻辑,对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历史认知造成严重误导。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观来看,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核心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广大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对立。地主阶级依靠土地占有权盘剥农民,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压榨产业工人,劳苦大众身处社会最底层,承受着多重压迫与苦难。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根本动力源自被压迫的工农阶级,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文艺作品还原历史,首先应当尊重这一基本阶级事实、历史逻辑,而《伪装者》《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电视剧却反其道而行之,彻底颠倒了历史主次。
先看《伪装者》,整部剧集的核心叙事完全围绕上海豪门明氏家族展开。明家本是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依靠资本、人脉与特权在乱世中坐拥优渥生活,几位主角皆是锦衣玉食的少爷、小姐。剧集用绝大部分篇幅刻画豪门子弟的家国选择、家族纠葛、爱恨情仇,将明家众人塑造成深明大义、智勇双全、为国奔走的救国中坚。角色造型精致考究,生活场景奢华安逸,风花雪月的日常、贵族圈层的社交占据大量镜头,不断渲染资产阶级精英的个人魅力与道德高光。
在这套叙事体系里,阶级压迫、底层苦难被彻底淡化。剧中出现的工人、佣人、普通百姓,全部是面目模糊的配角。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完整的人生轨迹与主动的抗争意识,要么是听从指令的附庸和家奴,要么是危急时刻用来衬托主角胆识的路人,要么是推动剧情运转的工具人。这些底层劳动者从未成为叙事核心,更没有展现出工农阶级在抗日救亡中本应有的力量与觉醒。按照阶级史观,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工人罢工、农民支援、底层民众舍生忘死才是抗战的主流,但《伪装者》刻意抽离阶级底色,把民族救亡简化为少数豪门精英的智力博弈与个人传奇。劳苦大众被矮化为 “旁观者” 与 “陪衬”,历史的创造者沦为故事里可有可无的路人,这是对历史主体的刻意消解。
再看央视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作为反映抗战历程的作品,同样暴露出叙事重心偏移的问题。故事主线聚焦于资本家族子弟、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群体,主角完离脱离劳动阶级,出身优渥,辗转于后方城市之间。影片着力刻画这一群体在战乱中的流离、理想、挣扎与情感波折,将他们的人生轨迹作为抗战叙事的主线。
反观身处乡村、工厂的农民与产业工人,在影片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抗战年代,农民承担着粮草供给、兵员输送、敌后游击的重任,产业工人坚守工厂保障物资生产,工农群体用汗水与生命支撑起整个抗战大局。但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底层劳动者很少拥有正面、立体的刻画,他们的苦难、抗争、牺牲一笔带过,仅仅作为时代大背景存在。影片放大了中产、精英阶层的个体命运,却弱化了工农阶级作为抗战主体的历史作用,用精英视角取代人民视角,用个体悲欢掩盖阶级苦难,违背了阶级史观对历史主体的基本判断。
两部作品看似题材不同、创作年代有别,却陷入了相同的创作误区,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历史虚无主义从不直白否定历史,而是通过重构叙事主体、美化剥削阶级、遮蔽阶级矛盾,潜移默化地篡改历史本质。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近代中国的一切变革、抗争与胜利,都是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奋斗的结果,绝非少数地主、资本家、精英少爷小姐的个人英雄主义所能造就。
可当下这类影视剧,普遍陷入 “精英中心论” 的创作陷阱。创作者热衷于塑造光鲜亮丽的剥削阶层人物,为其赋予高尚品格、家国情怀,刻意抹去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资产阶级的劳工压榨,用抽象的 “人性美” 掩盖具体的阶级压迫。旧中国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底层民众水深火热的生存处境、尖锐的阶级对立关系,在精致的服化道、浪漫的情感故事、传奇的人物经历中被层层包裹、刻意回避。当观众长期接受这样的叙事,很容易形成错误认知:以为旧时代的地主、资本家皆是良善之辈,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依靠的是少数上流精英,以为工农群众麻木愚昧、无所作为。这种认知偏差,从根本上消解了近代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如果剥削阶层温良无害,如果底层群众毫无力量,那么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深究创作根源,一方面是部分创作者阶级立场模糊、历史观出现偏差,丢掉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一味追捧精英文化、迷恋豪门叙事,忽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是市场功利主义作祟,奢华的场景、俊美的精英角色、跌宕的豪门故事更迎合娱乐化的观赏需求,而扎根底层、刻画工农苦难与抗争的叙事,被视作 “缺乏看点”。于是创作者主动向流量妥协,放弃对历史真实的坚守,主动迎合低俗审美,最终让影视作品沦为美化剥削阶层、矮化劳动人民的载体。
文艺作品是历史的载体,也是价值观的传播阵地。我们并不反对影视剧刻画不同阶层的人物,也不否认存在进步的地主、资本家与知识分子。但艺术创作必须坚守历史底线,恪守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观,分清历史主次、认清阶级本质、尊重人民主体。可以描写精英阶层的爱国行动,但不能将其塑造成历史唯一的主角;可以讲述上流社会的人生故事,但不能洗白剥削阶级的历史属性;可以进行艺术加工,但不能遮蔽阶级压迫与底层苦难的历史真相。
历史不容篡改,主体不容颠倒。近代中国的漫漫求索与浴血抗争,写满了工农大众的牺牲与奋斗,人民群众永远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影视创作应当正本清源,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跳出 “精英叙事” 的狭隘框架,把镜头更多对准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刻画他们的苦难、觉醒、抗争与力量。唯有立足阶级事实、站稳人民立场,让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回归叙事中心,影视作品才能还原历史原貌、传递正确价值观,真正承担起记录时代、传承历史、启迪后人的社会责任。